巴金在沂蒙的良师益友
□高军
巴金对自己到访过的沂蒙山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间过去30年还念念不忘，他在1981年5月15日写的《怀念方令孺大姐》中说：“1951年第三季度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去过沂蒙山区。”（《随想录》第24页《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中描写方令孺的有关情况，也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他之所以对沂蒙山区印象深刻，除了沂蒙人民的热情外，还与他和两个人的交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个人，一个是陶钝，一个是李晓岚，巴金曾向他俩虚心请教，受益匪浅。特别是李晓岚后来的人生波折，也让巴金产生很多感慨。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想尽快了解当地的有关情况，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何况自己还担任着访问团的副团长，更需要尽快熟悉当地的历史和现状，以便尽快进入角色。
巴金平常很少说话。作家高禄堂曾告诉我，他父亲高师勇当时是沂水专署秘书处行政秘书，负责巴金一行的吃住等生活安排。巴金在沂水城里住的就是秘书处，房子分里外间，巴金住在里面一间，外间住的是一个警卫员。巴金本人曾说自己1951年8月6日午后“三时到沂水，住专员公署秘书屋”。高禄堂听父亲说过，那个警卫员谈对巴金的印象，说他不爱说话，可能觉得与陌生人没话说。高师勇当时嘱咐他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
要随意议论。
8月8日这天，事情终于少一些了。晚饭后巴金和靳以、方令孺、胡绣枫等邀请陶钝到宿舍院内介绍有关情况，包括解放山东的几次大战役。陶钝是诸城人，1931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沂蒙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沂蒙山区的风土人情了解得很深透。他经常在基层摸爬滚打，战斗经历复杂曲折。有一次，陶钝在沂南岸堤住宿，第二天日本鬼子来扫荡，他和当地群众跑到村东南汶河岸边的时候，被日本鬼子包围在河沙滩上。凡是年轻人，都被日军怀疑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绑起来审问，那些因害怕回答不上问题来的被马上枪杀，河滩上的群众也被扫射倒了一大批。敌人用刺刀背在他的脖子里几次锯拉，陶钝机智地以买卖人身份应对过去，并在岸堤街上一家农户里躺在床上装病号，让妻子在门口装着纳鞋底，最后才脱离了险境。陶钝介绍的这些情况，让巴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老区的真实情况，心灵深受震动。陶钝还写了很多作品，当时正在放映的电影《卫国保家》就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他们交流起来更有共同语言。陶钝对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等也都很了解，所以他介绍得就更加详细，包括当时的背景，双方投入的兵力，战场形势的变化，沂蒙人民的踊跃支前，以及其中发生的很多感人故事等。巴金得到很多教益，后来结合朝鲜战场的采访，写成被改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小说《团圆》，里面那些浓厚的生离死别、感时伤怀的因素，与这次沂蒙之行有很大关系。
巴金求教的第二个人是时任沂水专署文教科副科长的李晓岚，李副科长一直陪同巴金，巴金也一有机会就向他提一些沂蒙山区的问题。作家高禄堂对我说，他在沂水城上学的时候多次见过李晓岚，因为曾被日本鬼子残酷折磨，李晓岚的脖子受过伤，每过一会儿，头就会不自觉地往后一仰。起初高禄堂觉得有些好笑，父亲告诉他李晓岚的革命经历后，他就再也笑不出来，剩下的唯有崇敬。8月14日，巴金和李晓岚、张峰一起在山旺庄走访了一户烈属、一户军属。
李晓岚是临沭县南白旄村人，曾在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临沂)读书。1939年参加工作，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8月先后担任沂蒙专署、沂水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所以巴金与他能有一段工作上的亲密接触，以至于在日记中多次记下李晓岚的身影。巴金回上海不久，李晓岚也调到上海水产学院（建国前称沪山大学）工作，不知他们在上海是否又有过交集。随后李晓岚又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和巴金离得更远。1973年李晓岚受迫害去世，巴金更未必知道。
沂蒙山区是巴金长久难忘的地方，我想让巴金难忘的应该也包括他虚心求教多次的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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