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沂蒙文学印象 ?高振
地域文化滋养了文学的特色、风格乃至流派。
夷者，沂也。沂山、沂河；蒙山、蒙河。素有“泰山之阳，黄海之滨”“八百里沂蒙”之称，是东夷文化的核心，是《易经》《论语》《大学》的讲坛；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的出土地；是《劝学》《文心雕龙》《金瓶梅》的写作现场；是《三国演义》《水浒》《聊斋》的摇篮；是《出师表》《兰亭序》《祭侄文稿》的故里；是鲍照、鲍令辉、公鼐的家乡。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沂蒙是一个光耀东方的文化符号，是一方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当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向文脉泓涵之心倾注凝视之情，超乎想象：沂蒙文学这抹彩虹，惊艳了历史天空，照耀着人类的文明！
20世纪之初，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文学观念的嬗变。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王思玷，从1921年到1924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７篇小说，其中，农村题材的5篇，另2篇属于“非战文学”，强烈谴责了军阀混战的罪行。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说：“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的影响，他们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这期间，刘一梦从临沂五中毕业辗转上海大学读书，和蒋光慈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成为该社主要成员和党的负责人；他的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是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范，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好评，并将这部小说集与柔石的《二月》等相提并论，称这些作品是两年中的“优秀之作”。如果说中国新文学先驱王统照，是山东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者，而短篇小说创作最早、影响较大的佼佼者则是“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茅盾语）的王思玷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作家刘一梦，他们的创作启蒙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照亮了沂蒙文学。
从王尽美传播革命火种，到新中国成立，沂蒙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山东省乃至华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英雄的沂蒙人民戮力支前，养育近百万人次的人民军队，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场面，创造了许多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地诗篇，诞生了唱响中国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沂蒙山小调》，奠定了沂蒙革命文化的特色基石。军旅作家诗人陈毅、朱瑞、陈沂、陶钝、邓友梅、顾工等都长期在沂蒙战斗、生活，他们自觉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将自身的吴越文化、陕秦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融汇、传承，创新、发展沂蒙文化；王统照、臧克家、贺敬之、于冠西、苗得雨等沂蒙地域的作家主动接受党的政治文化，运用神圣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间文化、悠久的兵学文化、灿烂的群众文化创作了大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富有沂蒙特色的文学作品，缔造了沂蒙农村题材的“革命”“战争”文学的典型特征。
文学把沂蒙人的坚韧不屈、大爱奉献的品格书写到了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巴金、骆宾基、徐悲鸿、张瑞芳、曲延坤等文艺家纷纷来临沂采风，曾在沂蒙战斗过的作家告别沂蒙山，走进大城市。然而，“革命”“战争”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作家诗人的灵魂，回眸战争的硝烟，反观血与火的战斗，那血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人民和土地总是令人激动不已，他们以真诚的灵魂歌颂沂蒙，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沈西蒙的话剧、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南征北战》；吴强的长篇小说、电影《红日》；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邓友梅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王火（执笔）、段坤恩、朱孟明编剧的《平鹰坟》等。刘知侠的中篇小说《红嫂》于1961年在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一个美丽而崇高的“战争女神”光荣绽放，改编同名京剧，又易名《红云岗》，再后来改编为舞剧、电影《沂蒙颂》。从此，沂蒙以“红”而闻名天下。
英魂不与烟霞散，风骨长伴日月垂。这一时期的沂蒙文学，是具有红色标签的农村题材的战争文学。纳蒙山之惠风，汲沂水之膏泽。王安友的中篇小说《李二嫂改嫁》；苗得雨的诗歌《衔着春光飞来》；莫西芬的诗歌《沂河情》；王光明的散文《钻石，你在寻找谁》等诗文在文坛引发巨大影响。有诗论家评说：我相信，“艾青的创作成就再大，也不可能取代苗得雨。”因此，诗歌研究人员将“孩子诗人”苗得雨的诗称作“诗歌编年史”。田兵在那气象峥嵘的艰苦岁月，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奏人民奋进的号角，为灵与肉、血与火，黑暗与光明而“呐喊”。王鼎钧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代。在台湾，坊间有言，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横空出世，李存葆笔下的“沂蒙之子”梁三喜，“沂蒙母亲”梁大娘，“沂蒙军嫂”韩玉秀让数亿老百姓“泪飞顿作倾盆雨”。1991年，李存葆、王光明扫描历史的画卷，打捞战争的印记，寻觅时代的英杰，熔铸沂蒙丰碑，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以其激越的思想力量，讴歌了沂蒙人的高尚情操、人格魅力和临沂的壮丽辉煌，那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是沂蒙新形象的浓笔重彩。
沂蒙作家站在时代的前沿，用一颗敏锐的心去真诚地捕捉这千变万化中的一瞬，用自己的号角奏响一曲曲时代的变奏曲，然后付之笔端，变成一篇篇意蕴深邃的作品，王兆军的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被评论界称为中国农村改革题材开山之作，他的报告文学，彰显了沂蒙是生命支点和活水源头。苗长水在战争史诗中触摸沂蒙母性的温度，他的小说往往带有古典色彩的感情，在生活中寻找人性的真与美，在战争的残酷和废墟之中发掘人性的光辉。刘玉堂走出沂蒙山，时时注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他的精神血脉、生命之源和灵魂之岸深深地植根于沂蒙的热土之中。赵德发是重塑农民魂魄图像的灵手，擅写沂蒙人生存的艰辛、温情与追求，展现了一种文化制约下悲凉而温情的人的生存。厉彦林是乡村史诗的抒情者，他挚爱着沂蒙的土地和沃野，用散文、诗歌、散文诗叙述着沂蒙人生活的艰辛与温情、质朴与奉献，感情炽热而奔放，有扎实的生活厚度和精邃的思想深度。沂蒙歌者高明，是新闻散文的在场主义者，运用脚力、锤炼眼力、焕发脑力、调动笔力，歌颂父亲的蒙山，母亲的沂水，他用散文之真情、歌词之心声、影视之银屏，全方位缔造临沂之大美。这一切均源于本土作家对沂蒙生活的独特感受，源于沂蒙之子高度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守正创新，胸中有沂蒙底色、心里有沂蒙精神、肩头有沂蒙道义、笔下有沂蒙人民，文思“爆炸”，精品叠峰：长篇小说有王汝涛的《偏安恨》、王火的《外国八路》、魏然森的《白妖》等；中篇小说有纯民的《凤凰山恩仇记》、王琳的《太公巷》、靖一民的《流不尽的红嫂泪》等；短篇小说有高沛长的《酸枣》、彭兴凯的《放羊佬》、姜自健的《明天有船》等；散文有高振的《沂水拖篮》、何玮的《我们还年轻》等；诗歌有任志玺的《落榜者》、张世勤的《情到深处》等。沂蒙作家在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人性意识的驱使下，审视蒙山沂水的灵魂，触摸中国文学的高度，以它独特的蕴含沂蒙精神的精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品性特质。
沂蒙，中国的人文圣地，中国的文学坐标。我们凝睇20世纪的沂蒙文学，如同目耕一个民族卷帙浩繁的大书；我们倾听汇聚独具诗意的红色文化，仿佛在谛听从岁月深处流来的一部激越的历史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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