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娘经营生活的几件事
娘善持家,会经营。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娘确实显出了非凡的身手。
娘虽不识字,但会算账,能把家庭的一年到头的生计安排得很妥当。娘在面里打上一个鸡蛋,掺上点大豆粉,做出的面条,又筋道,又可口,我总是喝不够。特别是当我感冒发烧的时候,娘会做一小盆面条,里面荷包上两个鸡蛋,再捣上一头大蒜泥,倒在面条里一搅和,趁热喝下去,边喝边流汗,然后蒙上被子睡一觉就好了。每逢大的节日,娘还让天、地、宅和祖先们“吃上肉、鱼和饺子”。
娘会纺线织布,还会酿酒。娘用柿子、软枣等酿的果酒堪称一绝。平时的生计,娘会把鸡蛋攒下来,加上春季谷雨前后我上山抓的山蝎一起卖了,有时也加上节假日我上山砍的柴、采的中草药和秋季收获的谷秕。娘把这些七凑八凑的钱,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日常省吃俭用,最后都是用于必需的地方。如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记得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岁,大腿外侧长了个大痈,鼓起了一个大包,疼得我睡不着觉。当地的医院治不了,只能到外地大医院治疗。娘请人把我抬到五井医院,去的路上要翻越好几座大山,过一条水没到大人腰的大河。叔和黑子二哥,千辛万苦把我抬到了医院。娘用攒下的钱,让医生为我动了手术,我的腿疾很快好起来。还有一年,我叔夜间突发高烧,上下牙紧咬在一起,眼看奄奄一息,村医已无办法,说叔要救过来,就是两世的为人。娘迅速决定让人把叔用小车推到了公社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叔得的是破伤风。医生说,若再晚到医院,人就没法救了。就这样,娘把叔从死亡线上硬是拉了回来。这次花钱不少,娘靠着平时的积蓄,使家庭没有背上债。
20世纪60年代初,娘当上村里的妇救会长,领着队里的社员办起了村里的食堂,开始食堂办得红火,不巧,遇上连年自然灾害,食堂很快断了炊。最困难的时候,娘把家里的半囤谷糠献了出来,并收集了各家的干地瓜秧磨成粉,让社员硬是挺过了一个冬春。那年,村里人虽然吃糠咽菜,但再不好吃,还是充了饥,救了人。听说有的地方饿死人了,但我们村没有饿死一个人。娘就是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把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克服掉。
那年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人民公社、村和生产队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因为体制原因,队里的社员出工不出力,全队劳动力出齐了有30多号人,可是每每次下坡干活,平常也不过十五六人,遇到特累和脏的活,出工的也就七八人了。我十五岁高中毕业回乡当起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还兼任了生产队会计。娘告诉我遇到困难要实打实地带头干。于是,在生产队里我那担粪筐是最重的,足有九十五斤,我那担水桶也70多斤,那时我个子小,挑起粪筐两头刚刚离地。在生产队里我是出全勤的人,割麦、耪麦茬、刨地等样样重活抢着干。当时,队里的生产小队长叫潘玉坤,他脾气大,经常对那些不出工的,或者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发火吵架。一旦吵一次架,发一次火,他会气得生病,好久出不了工。每当这个时候,村支部书记就让我代理生产队长。我当代理生产队长,从来不和他们发脾气,但社员出勤并不少,他们都会跟随我挑起粪筐往山上走去。
那时我家的劳动力少,妹妹们虽小吃得少,但是粮食依然是不够吃的。一到秋后,就开始筹买过冬春的粮食。娘把平时新美姐姐孝敬老人的钱和卖鸡蛋、柴火、谷秕等攒下来的钱,托沂水马站的亲戚买成粮食,来解决青黄不接之需。
那个年代,虽然吃着大锅饭,但只要人们肯动脑子,再加上勤快一些,就不会吃不上饭,更不会饿死人。那时公社驻地每五天一次集市。村民可以把采集的中草药、木柴,生产队里分到的谷草等等,拿到供销社或集市上换钱。那时候政府也不禁止村民在家中养鸡、养鸭、养狗、养羊等。这些喂养的家畜,有的是政府设的供销部门收购的,也有的可以到集市上买卖。
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认识了市场有开拓财源的机会和路子。于是,娘每年都要喂养十几只鸡、一头猪和七八只羊,还养一只狗。娘平时不舍得吃鸡蛋,要攒下来卖钱,全家人吃的油盐酱醋,穿的衣服,都是这鸡下蛋贡献的。养一头猪,一般要养到一百二三十斤就卖了,还上买猪仔的钱,余下的钱,除了主要用于补充粮食的不足,还留点钱用作其他的地方。譬如,过年时要买些猪肉,用作招待客人,还要用些肉供养天地等。养的羊也是到集市上卖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到泰安上了学,家中养牲畜的经济来源还从未间断过。放暑假和寒假,娘知道我喜欢吃羊肉,还都要雇人杀上一只,让我一饱口福。
除了这些经济来路,娘还从芬芳大姐那里获得了又一条赚钱的路子。20世纪50年代初,娘带我去济南找到了1947年参军的芬芳大姐。在那里,娘知道市上有卖布票、粮票的,每尺布票比我们家便宜不少。娘借了钱买了布票、粮票,回来卖掉赚了一小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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