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鼓奏金錞
□刘丽丽 李振
錞于
洛庄汉墓陪葬坑与祭祀坑有36座之多，其中乐器陪葬坑出土19件编钟、6套石磬和鼓、笙、錞于等西汉王室乐器，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汉代音乐史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乐器宝库，对汉代音乐史及礼乐制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钟和编磬大家非常熟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件较为少见的乐器——錞于，它就静静地等在济南考古馆的西厅，期待与您的相逢！
錞于是我国古代流行于春秋至汉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外形如钟。《周礼·地官》记载:“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郑玄注曰:“錞，錞于也。圆如碓头，与鼓相合。上大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合。”最初应用于军队作战，后演变为宫庭乐队使用。文献记载、实际测音表明，錞于属于不定音高的非旋律乐器,也就是不具有明确的音高和一定音阶性能的乐器。虽不能与被称之为“金声玉振”的编钟、编磬相提并论，但在古代社会音乐生活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迄今出土的錞于有150多件，集中在湘西、鄂西、川东、江浙和山东地区，每个地区发现的錞于都有各自不同的形制和纹饰，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属性。
作为乐器，錞于的形制与音乐性能息息相关。绝大多数錞于有纽，可以吊悬击奏。从音乐声学角度看，悬挂部位和器身接触少，錞体的振动可减少阻尼，使振动能量达到最大，音响效果更好。经专家测音，錞于的最佳敲击发音部位在筒身偏下、口沿之上的地方，发声原理与钟是异曲同工，都是通过中空、壁薄的圆筒或椭圆形筒体，起着共鸣的作用。从文物本体上看，洛庄汉墓錞于没有特别明显的敲击痕迹，可能使用时间并不长。
从考古发掘中看，錞于有以单件出土的，也有多件组合。史书中錞于常与鼓相和，如《周礼·地官》载:“金錞和鼓。”《淮南子·兵略训》:“鼓、錞相望。”既然鼓分六级，那与之相和的錞，在金錞、金镯、金铙、金铎这“四金”中也可能是有等级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一枚乐简上书:“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可见錞于也与饶、铎等乐器共同演奏。洛庄汉墓出土的錞于，是与钲、铜铃共同悬挂于同一木架之上，对进一步认识汉代早期的“乐队”组成提供了新的资料。
那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到錞于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錞于主要用于军队的号令，《国语·晋语》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擏其民也。”唐代贾公彦疏云:“錞于之名，出于汉之《大予乐》官。”说明錞于与汉《大予乐》之间有某种关系；而东汉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可见錞于也用于祭祀。另在《周礼正义》中记载:“金錞于亦以和乐。”一些地区墓葬中也常见錞于与编钟、编磬等旋律乐器一起，表明錞于还可用于宴享娱乐的场合。洛庄汉墓出土錞于即属于此类情况，乐队中有了錞于的加入，旋律定会愈加丰富。
洛庄汉墓出土的錞于，与沂水刘家店子1号春秋墓、临淄汉初齐王墓所出的3件錞于形制几乎完全一致。洛庄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属齐，距齐都临淄不远，汉初属济南郡（国）。这些錞于出土地望相近，造型相同，一脉相承，属于同一风格。因而有些专家认为，山东半岛是錞于的发源地之一，是东夷人的创造。但也有不同之处，那3件錞于通体素面无纹，而洛庄汉墓錞于在腔体下部两面饰一笔勾勒的阳线鹰纹，图案独特，形象生动，创意奇巧，在国内已发现的錞于中可谓无与伦比。之所以在錞于上铸鹰纹，可能与东夷部的鸟崇拜有关。
在先秦时代，山东地区曾被称为东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礼记·王制》记:“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说：“夷，东方之人也。”从距今9000年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东夷人以鸟为图腾，《汉书·地理志》云：“冀州鸟夷。”《大戴礼记·五帝德》曰：“东方鸟夷民。”而在考古发现中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以鸟为题材的艺术品，鸟的形象在陶器、玉器上都有出现，有的是作为纹饰，有些直接做成鸟的造型。洛庄汉墓錞于铸鹰纹，应是鸟图腾崇拜的延续和反映。
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不仅是物质信息，更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追求。历经春秋至汉代的錞于，绝非一件单纯的乐器，也是一段历史、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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