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追梦路

烟台日报 2019-10-18 09:13 大字

□王永福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国人纷纷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讲述自己的故事，感恩党和祖国。

笔者打小时候起，就有一个将来成为作家的理想，追梦路上未停步，时下已届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笔者称得上作家吗？虽然拥有省作家协会会员头衔，可以滥竽充数，尤其自媒体时代，作家已经没有门槛，人人是作家，但创作成就何在？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在国家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几本书，但都不足为道，不值得拿来示众。我记得大作家严文井先生在《文学乱谈》一文中，开头讲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作品很少，每种挑一本，加起来不到一公斤，还比不上一棵大白菜。”这段自谦的评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著作等身的前辈作家，尚且如此看待文学，对照自己，更何足挂齿。思来想去，忽然想到我崇拜的作家孙犁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写作过程时，用了“文字生涯”做题目。他讲到文字与文章、文学是有区别的，根据鲁迅和许钦文先生的标准，认为“文章”和“文学”是长篇的、上档次的，而文字则等而次之，是个富有包容性的宽泛概念。尤其中国的文学传统，向来以小说尤其是中长篇论英雄，余者为小杂耍，上不得台面。

于是乎，笔者顺手牵羊，借用孙犁先生的题目为我所用，从“文字生涯”这个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自己在文字写作方面的发展历程，印证一生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祖国的培养。

笔者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在解放区读完初小，建国后读完高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初中生、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是地地道道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跟着五星红旗前进，离开社会主义这个大环境，我将一事无成。

我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母亲生下我们兄妹十二人，我是老十二，生活艰苦，母亲一生下我就断了奶，靠粗粮淡饭养大成人，从小体弱多病，考初中时连续两年文化分过线，都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淘汰。

因此，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从小就注重对我的文化教育培养，一心要将我培养成靠文化知识立身社会的人。至今记忆犹新，就在参加高考的1960年，父亲卧床不起，临终留下的遗言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靠文化知识养家糊口。父亲正是基于这一愿望，在有生之年，全力支持我的文学爱好，望子成龙。在靠助学金上中学的时期，家里省吃俭用，仍然为我订阅《文学青年》《文艺学习》等杂志，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圆文学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萌生了将来当作家的理想，发奋图强，心向远方，逐梦前行，可以说成名成家，是我文字生涯路上的无穷动力。

翻开中外文学史，发现许多作家的成长史，都曾有过追名逐利的动因，有的为债所逼走上卖文路，为养家糊口而创作。著名作家许钦文干脆把自己的从文路叫做《卖文六十年感志》，中国首个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把当作家的初心直呼为了能吃上白面饺子。无疑我走上文学道路，是把文字写作当作逃避体力劳动的敲门砖。

社会主义新社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天地，正是凭借这一优越的社会环境，我在文字写作的道路上能够取得一定成就，退休前几乎年年都有文章作品见诸各级报刊杂志，不断获奖，有的文章被权威杂志《新华文摘》选载，有的被选入各类文章选集，个人小传被收入文学有关辞典。如今虽然告老还乡，远离了文字写作一线，还能拥有烟台作协顾问、烟台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光环，为社会认可。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在庆幸自己遇上了好社会的同时，还在于有幸不断遇到贵人相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持，同样将一事无成。

记得，我开始从事写作，像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是从写诗起步的，第一首变成铅字的小诗，就发表我后来主持工作的《烟台日报》上，当时叫《烟台劳动报》，印象非常深刻。

1957年，我正在牟平一中就读，是住校生，秋天的一个星期日，我在回乡的路上，目睹农业合作化后，田野里一片片红红的高粱和随风摇摆的沉甸甸的谷穗，灵感来潮，随即在头脑里构思成一首小诗，题目就叫《忙为秋粮备新仓》：“高粱红，谷穗黄，秋天野外飘清香，社员搬砖又运瓦，忙为秋粮备新仓……”返校后就邮寄了出去，很快收到《烟台劳动报》的剪报和五角钱的稿费，当时五角钱能够割一斤多猪肉，这是我一生首次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第一次靠写作赚了钱，高兴得不得了。

从此写作热情高涨，真的想当诗人了，不断地写作和向外邮寄诗歌习作，后来又在大众日报的“丰收”副刊上，发表了一首《姑娘当民兵》的八句诗，至今仍记得：“过去姑娘是朵花，怕风吹来怕雨打，一生只出一次门，坐上花轿到婆家；如今姑娘当民兵，不比木兰英雄差，嫦娥织女叹不如，齐赞人间变化大！”

记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阅读《前哨》(现在的《山东文学》)时看过一首描写沂南群众修水库场面的诗，用了“好像蚂蚁搬家一样”，于是又提笔写成批评文章《不能贬低劳动人民形象》，万万没想到这样一篇批评评论，《前哨》在下一期就刊用了，并寄来样刊和五元钱的稿费，那时，在校的伙食费才八元钱，于是乎这次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得到了任课老师和校领导的表扬，从而让我在文字写作路上更加坚定信心，高考填报语言文学专业，更把写作作为踏上社会的追求和选择。

现在想来，在那个年代，我初学乍练写成的东西，之所以有机会见诸报刊，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良好风气、文化出版部门没有门第观念、风清气正密不可分，并没有像当下出版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因人用稿，而是唯稿子质量是求。那时我同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写成文稿后就像天女散花一样，投向四面八方，而收到稿子的报章杂志，都会认真阅读处理，尊重作者的劳动，即使稿子不用，也会原稿退回并附上铅印的退稿信，指出退稿原因，最后附上继续赐稿的话语，让业余作者心里感到温暖，不像时下，编辑与作者之间冷若冰霜，稿子发出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有一件事我感触颇深，在读大学期间，我看过山西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有感而发写了篇文学评论寄给《火花》杂志。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杨扬同志写的有关评论文章，我很快收到《火花》的退稿信，并附上编辑的亲笔信，认真告知我的文章编辑作为备用稿待编发，只是看到中央报纸同类文章已见报，地方刊物再发就有“附尾之嫌”，“原稿退回，请酌处”，并真诚地希望以后能多为刊物写点文艺随笔。稿子虽然没用，但我却从中受到很大鼓舞，可以说，我之所以至今坚持写文学评论文章，同这封退稿信的热情鼓励分不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9月份，我作为人民日报农村部的记者随同美国友人韩丁到大寨访问途中，下榻太原八角楼宾馆，我心怀感恩之心，特前往《火花》杂志访问，想寻找那位编辑，当面表达感谢之情。遗憾的是年深日久，人事更替，未能了却我的心愿。

从我长期的文字生涯中，懂得了一个道理，说到底，文学不是个人的事业，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社会的产物，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不要说尽人皆知的高玉宝的创作经历，文学初稿经过文学专家的精心修改才得以出版，即使几代人记忆里杨沫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品也先后经过几位专家之手，经过七八次重写才得以出版的，更不要说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先在民间口头流传，然后经过文人加工升华的传统名著，无不体现着集体的力量。

正因为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涌现出的作家，无不体现着党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每个人的出彩都离不开党的阳光照耀，每个个人梦想的实现，都紧紧连着民族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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