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湖：从宁海知州到大清重臣
□曲延科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值大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且胶东半岛已连续几年风调雨顺，这为李湖这位新任知州在宁海州干一番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他上任伊始，就“兴利除弊”，“益于民者未易殚述”。而他在宁海州最大的政绩之一，就是因地制宜，强力推动百姓植柞养蚕、发展丝绸业，不仅很快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而且成就了百年之后闻名中外的“宁海绸”品牌。
力推植柞 发展丝绸业
李湖在武城、郯城两县任知县十多年，“初任武城有治声，再调郯城，建义仓八所。值岁欠，发粟赈之，并给牛、种，民赖以辑”。这段为官生涯，证实他是一个很有见地、敢于担当，且倾心尽力为百姓办实事的官员。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值大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且胶东半岛已连续几年风调雨顺，这为李湖这位新任知州在宁海州干一番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他上任伊始，就“兴利除弊”，“益于民者未易殚述”。而他在宁海州最大的政绩之一，就是因地制宜，强力推动百姓植柞养蚕、发展丝绸业，不仅很快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而且成就了百年之后闻名中外的“宁海绸”品牌。
牟平柞茧丝绸具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很早以前这里的柞蚕都是自生自育的野蚕。西晋崔豹《古今注》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为茧，……收得万余石，民以为蚕絮。”《晋书》记载：“太康七年（286），东莱山蚕遍野，成茧达四十余里，土人缫丝织之，名曰山绸。”清雍正四年（1726）举人、宁海州泽上村（今属乳山）人张崧在《山蚕谱序》中进一步说到：“登莱山蚕，盖自古有之，特此前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生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辄以为瑞。”说的是此前当地人不懂养蚕之法，野蚕茧收多收少全凭老天恩赐，收多了就以为是天降祥瑞。由于柞蚕属野生，茧源不足，缫丝织绸只是当地部分百姓的家庭副业，所以一直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规模。清康熙八年（1669），诸城人王汝严调任宁海州学正，向百姓传授了柞蚕养殖技术，宁海州百姓开始在自家山岚养殖柞蚕，在家庭用茧丝织绸自用，或到市集交易。在当时家庭副业不多、挣钱手段较少的情况下，养柞蚕就成为百姓一条很好的赚钱门路。
李湖来到宁海州后发现，宁海柞丝织绸是当地部分民众和官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且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加快发展能对全州民众摆脱贫困、改善生活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各地山区柞岚面积小，蚕场形不成规模，成为制约柞丝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于是，他决定在全州大力推广柞树种植，以此推动当地丝绸加工业的发展，为百姓开辟一条新的增收之路。
这虽然是一项民心工程，但面对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想大面积整齐划一地推广种植柞树，困难很大。不过，历来以“行事果敢为著”的李湖，看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他一方面根据地理和土质条件，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把植柞任务分解到乡社里村；一方面加强组织发动，府役、里长劝导，乡绅带头，全面推进。同时，制定乡规民约，强化山规，“严禁百姓樵采滥伐作践。如违，照伤损禾稼惩治”，并“比户督课”。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老百姓虽“苦其扰”，但还是很快在荒山野岭上植起一片片柞树林。
胶东属于低丘陵地带，土层肥厚，适合柞树生长，加上柞树本就是生长繁育快的树种，因此没过几年功夫，宁海州十几万亩柞树林就发展起来了。其时，“柞树几遍全境。产柞之处，俗名蚕场，亦名蚕岚，价格比普通山林为昂，问富者至数蚕场以对”。当时的村民比较富裕程度，常常以看谁家的蚕场多少为标准。随着柞树林和养蚕业的快速发展，蚕茧总产量也快速增长，全州很多地方都先后建起了缫丝厂。有了充裕的蚕丝，以家庭妇女为主的家庭副业，逐步发展到筹资建立作坊、成立丝织厂，织绸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市集上又出现了蚕茧、蚕丝、丝绸交易，柞丝绸行业经纪人也应运而生，柞丝绸开始有规模地进入商品交易市场，并通过登州（今蓬莱）口岸出口海外。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记载：“（李湖）任山东宁海知州时，全民种槲树（别名柞栎、橡树），比户督课，当时民苦其扰。二十年来，居民放蚕收茧，利甲一郡，至今登州茧绸为最。”这里所说的登州茧绸，就是蜚名海内外的宁海绸，是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品牌。宁海绸的兴旺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缉盗除恶
保一方平安
李湖在宁海州倡导植柞、发展丝绸业，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百姓无不叫好；而他面对社会邪恶势力，敢于碰硬、除恶务尽的作为，更是赢得朝野一片称赞。
李湖任职宁海州之前，有一李姓道士盘踞在昆嵛山烟霞洞周围，招聚党羽，设局聚赌，强占昆嵛山田地、山岚万余亩，并雇佣打手巡逻，伺机打劫。此人在山之周围画有界线，乡民拾柴误入其中，若被其恶党捉住必打断手足，百姓深受其苦。以前历任官府都明知此害，但不敢过问。其时，一个地方官直接掌握的武力，只有几个衙役，衙役们威福于百姓还算可以，要对付这伙暴徒，没有好处岂肯卖命。而地方驻军，每州县只有一两个汛（汛是清代地方绿营的基本单位，每汛马步兵员九十多人，设把总一人），且不归地方官直接指挥。地方官即使掌握足够的武力，想大张旗鼓地进剿，也难免其中有人与贼人声息相通。一旦走漏风声，暴力团伙或闻风反抗，或入山为盗，若纠结无赖游民、裹挟乡民，还可能升级为地方暴乱甚至起义，这是地方官的重大罪过。因此，地方官员为避免承担责任，多是不闻不问甚至隐瞒不报。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李湖非常气愤，他决心为民做主，彻底打掉这股邪恶势力，还民众一个公道和安全。为了能够确保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一举歼灭这伙暴徒，李湖组织几个人秘密深入山区周围，摸清了这些人的数量、姓名、居住地点以及出入途径等。随后选择有利时机，带人上山突袭围捕，结果一次战役就将李道士及其恶党全部抓获，并将他们发配边疆充军，昆嵛山周围从此得以安宁。
如果说李湖在昆嵛山一举端掉李道士恶党是他缉盗除恶的一次小试牛刀的话，那么他在任职广东巡抚时彻底端掉番禺沿海强盗老窝，则是展示其缉盗除恶强硬作风的一次大显身手。
原来，广东沿海素来多盗，番禺县沙湾、菱塘一带靠海，绵亘百余里都是强盗的老窝。这些强盗有的假借捕鱼为名大肆海上抢劫，有的散布在广东各地杀人越货。数任巡抚皆莫可奈何，不能禁制。李湖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出任广东巡抚后，如法炮制宁海经验，派胥吏密访盗贼姓名、居址及出入途径，获知群盗将于七月十五日归巢设祀，便部署文武众吏突袭围捕，成功诛杀为首者二百余人，而释放其协众，番禺沿海一带从此盗风不再。
李湖在任广东巡抚时雷厉风行剿匪缉盗，深得民心，也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广西巡抚孙士毅转任广东巡抚。乾隆曾谕旨孙士毅，要求他一定要效仿往日巡抚李湖的风格，确保广东一方平安。
纵横数省
施政展才华
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帝东巡时召李湖奏对。李湖因任职宁海州政绩卓卓，又奏对得体，于是获擢升泰安府知府。
李湖任宁海知州七年，惠政多多，离任时州民攀辕遮道迤逦相送。对于乡亲父老的盛情相送，他深情题诗《别宁海父老》回赠。因是擢升离任，他虽有不舍，心情倒也坦然。他宽慰父老道：“妇孺莫叹詉，父老漫凄恻。人生若雪鸿，去往本无跡。”他还深情地回顾了在宁海的七年与州民心心相印的日子和自己所作的努力：“念尔困饥寒，悯尔忧盗贼。有室如悬罄，有田维草宅。地偏习尚淳，海穷生理窄。何以引养恬，何以安反侧。保用与耕桑，一一粗躄画。甫思起憔悴，次第立方册。”但也谦虚地表示：“守土愧七年，千虑无一得。”“蹉跎岁月虚，隶也实不力。毋为恋使君，负尔非朝夕。濒行抒悔词，愿赠绕朝策。”
李湖离任后，州民专门在城西三里处建了一座三公祠，将他和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饥民请赈头撞石狮的宁海州州同、浙江仁和人龚大良，以及乾隆元年（1736）任职宁海知州“惠政甚多”的浙江山阴县人周道睿，三人木主供于内，四时祭祀。后来祠堂倒塌，道光年间移祀木主于二郎庙，继而移祀官府新建的遗爱祠。
李湖离开宁海州后先后任职数省，在更加广阔的天地进一步展示出了他的施政才华。
在保定府，宣化县民进京状告县令贪暴不良。直隶总督委派李湖负责调查此案。经调查审讯，所告属实。李湖请求劾黜该县令，总督开始不允。李湖据理力争，良久依然无效。李湖长揖而出，愤然道：“可以离开了！”催促家丁整理行装，准备挂冠回乡。总督权衡再三，终于答应李湖的请求。这位总督便是名震朝野的桐城人方观承。尽管李湖顶撞方观承过甚，但方总督是个惜才之人，他由此事看到李湖的忠诚与担当，推荐李湖任分巡通永道，徙清河道。不几年，李湖升直隶按察使，继而又迁江苏布政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再升任贵州巡抚。
李湖巡抚贵州，入境诗云：“双旌遥指贵州城，紫盖红旗夹道迎。自愧书生当重任，不知何日报生平。”贵州分巡贵东道龚学海一贯勤政干练，却遭忌恨者谣言中伤而被革职。李湖了解情况后，特为之上奏辩诬，要求留任。他的意见被朝廷采纳。乾隆帝称赞他的这篇奏章具有大臣风范。李湖又上疏建言：“贵州官吏调迁过于轻率频繁，官吏任职时间太短办事就不能坚持，任职地方变换过多便心存侥幸，实在对本人和地方都不利。官吏不应当草率随意调遣为上。”他还拟定了十个问题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让他们分别回答，以此来检验其贤能与否。两年之后，李湖调任云南巡抚。乾隆四十年（1775），云贵总督彰宝以贪婪获罪。朝廷追责李湖隐忍缄默不先劾奏，将其贬官至布政使衔，调往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再次起用李湖，授湖南巡抚。两年后，又调任广东巡抚。
李湖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每到一地都有不俗的政绩。在贵州，他规划铅运，实行优惠政策刺激生产，京运很快恢复；在云南，他厘剔铜政，酌定《铜务十条》；处置长期积压的盐井，朝廷均予以充分肯定。在广东，他剿灭番禺沙湾匪盗，又奏请朝廷，组织船队巡逻，令行法立。百姓交口称赞：“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强盗肯回心，百姓不吃苦。”这正是乾隆帝将他推荐给后任广东巡抚孙士毅的重要原因。
李湖善于吏治，为人清严明决，认定要做的事决不为强势所阻挠。他对属下管束甚严，无人敢以权谋私。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湖累迁至黔、楚、越等处巡抚，所至属吏凛承德威，不敢贪纵。”他常对僚属们说：“宁得罪上官，无得罪百姓。”又说：“为治以爱民为心，而除恶则勿事姑息。良莠不翦，庸望嘉谷之殖乎？”其所到之处，吏民畏而怀之。“其抚军粤东时，有‘白面龙图’之号”。李湖“屡邀谕旨褒奖”。乾隆帝曾说：“直隶大员如方观承、周元理于实力办公之外，兼办差务。惟（李）湖在直（隶）则专留心地方吏治，似不以办差为急务。”
李湖老辣干练，巡抚广东时，家族有子弟为县令，问宜读何书。李湖向他传授自己毕生心得：“律例而外，最重要的是要用智慧来补。”清赵慎畛《榆巢杂识》载，李湖任职通永道时，题一联云：“人苦不自知，原诸君勤攻吾短；弊去其太甚，与尔众率由旧章。”并评论说，此非老于吏治者不能道此语。
李湖著有《鸿雪堂奏疏》若干卷，其遗文收入《李恭毅公遗稿》，遗诗百数十首。其诗作沈雄伟丽，不愧作者，然不以文翰名世，大概是被他的政治才干所掩盖的缘故。
李湖巡抚广东不到两年，积劳成疾，年六十九卒于任。他去世后获赠尚书衔，谥恭毅，并作为王公大臣之有功国家者祀入大清贤良祠。
李湖，字又川，一字又徐，号恕斋，旧籍江西南丰县，父辈始迁南昌。清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任山东武城知县，后调任郯城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宁海州（治所今牟平城）知州，连任七年，政绩卓著。之后历官泰安知府、直隶大名知府、保定知府、直隶通永道、直隶清河道、直隶按察使、江苏布政使、贵州巡抚、云南巡抚、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湖南巡抚、广东巡抚。
李湖在宁海州倡导植柞、发展丝绸业，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百姓无不叫好；而他面对社会邪恶势力，敢于碰硬、除恶务尽的作为，更是赢得朝野一片称赞。
李湖任宁海知州七年，惠政多多，离任时州民攀辕遮道迤逦相送。对于乡亲父老的盛情相送，他深情题诗《别宁海父老》回赠。他宽慰父老道：“妇孺莫叹詉，父老漫凄恻。人生若雪鸿，去往本无跡。”
李湖离任后，州民专门在城西三里处建了一座三公祠，将他和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饥民请赈头撞石狮的宁海州州同、浙江仁和人龚大良，以及乾隆元年（1736）任职宁海知州“惠政甚多”的浙江山阴县人周道睿，三人木主供于内，四时祭祀。
李湖善于吏治，为人清严明决，认定要做的事决不为强势所阻挠。他对属下管束甚严，无人敢以权谋私。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湖累迁至黔、楚、越等处巡抚，所至属吏凛承德威，不敢贪纵。”
李湖老辣干练，巡抚广东时，家族有子弟为县令，问宜读何书。李湖向他传授自己毕生心得：“律例而外，最重要的是要用智慧来补。”
李湖巡抚广东不到两年，积劳成疾，年六十九卒于任。他去世后获赠尚书衔，谥恭毅，并作为王公大臣之有功国家者祀入大清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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