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同修:王羲之故居,挖出黄口小儿的奢华晋墓
一号墓双室并列,券顶、顶部覆盖一层石灰封护,除了石质墓门,其余部分全由条砖砌筑。
漆器底部的朱书文字
青瓷胡人骑兽烛台口述人:郑同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采访人:本报记者范佳
考古发现档案:
临沂洗砚池晋墓位于临沂市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内东北部,曾入选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墓葬规模之大、保存之好、随葬品之丰富精美为山东晋墓之最。洗砚池晋墓的发现,对研究这一地区晋代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探讨晋代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随葬器物等问题,提供了丰富而又确切的实物资料。
墓室门还没打开
就发现精美文物
2003年那年,恰好是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为此临沂市政府拨款扩建位于临沂市中心的王羲之故居公园。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洗砚池街北侧,院内有一个水池,叫“洗砚池”,据说是当年王羲之刷洗砚台的地方。
那一年4月30日,施工人员在洗砚池东北部开挖大雄宝殿东配殿地基时,“咕咚”一声,出现了塌方,露出了一个直径不足半米的洞口,原来是一座砖室建筑的顶部塌方造成的。沿洞口向里面望去,是一个较大的砖室,里面放置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器皿。
工程部门意识到这是一座古墓,立即报告了文物部门。当地文物部门经过现场勘查,确定属于古墓葬,又上报到地方政府和国家文物局。随即,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沂市文化局联合组成了考古队,从当年5月份开始抢救性发掘,我担任了这次发掘的领队。
发掘过程中,大家十分关心工程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墓葬。但由于空地几乎成了堆积如山的料场,没法进行考古勘探,我们只能利用工作间隙,密切注意工程施工进度。6月7日,一号墓的发掘工作还没完全结束,在它的西侧30余米处,就暴露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砖室墓葬,而且结构和一号墓不同,我们把它编为二号墓。
让我们揪心的是,二号墓刚开始发掘,就在墓道的位置发现了盗洞,盗洞直奔墓门而去,我们还在主墓室东侧发现一盗洞,也直接进入了墓室。所幸的是,盗墓贼没有对墓室结构造成更大破坏,墓葬结构依然完整。
根据墓葬暴露部分,我们首先确定,这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墓葬,那么人们自然会想,在王羲之故居周围发现同一时期的墓葬,和王羲之家族有没有关系呢?
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继续深入发掘。一号墓保存得很完整,两个墓室左右并列,墓室南面是一道完整的砖砌封门墙。整个墓室东西宽7.55米、南北长4.6米、高3.4米,砌筑在夯筑形成的墓圹内。墓顶为券顶,顶部覆盖了一层石灰封护。墓底地面采用石灰和土层夯筑,有一米多厚,地面是一层坚硬的石灰面。除了石质墓门之外,其余全是砖筑。另外,门前东西两侧各砌筑了一道挡土砖墙。
出人意料的是,墓门还没有打开,便有青瓷罐、酱釉瓷兽形水注、钱币及贝壳等精美文物出土了。这些文物在封门墙上堆放,可能与当时的封墓祭祀活动有关。
如此高规格墓葬
竟埋着三个小孩
墓室的清理工作从东室开始。墓门一打开,室内的情形一目了然:随葬的铜器、瓷器等清晰可见,室内没有淤土,墓底呈龟背状凸起。由于地面十分湿滑,随葬文物又多,清理起来相当困难。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里面随葬了大量精美文物,却找不到大棺木,也看不见人骨。只有两只已经腐朽的漆木箱,漂移到墓室的角上。直到清理完这两只漆木箱,我们才发现这竟是两具小木棺,所葬人骨就像小动物的骨骼,但随身装饰品很讲究,有金镯子、铜铃、珍珠等。
西墓室打开后,眼前的景象更加令人兴奋。除墓门口淤积了一些细沙外,里面随葬的铜器、瓷器、漆器更多。一具木棺已经漂移横置在墓门口,棺木虽然已经腐朽只存留灰痕,但棺木表面的髹漆还在,仍然能看出棺木的形状大小。棺内的人骨架保存基本完整,出土了大量铜器、瓷器、铁器、漆器及金质装饰品,其中金手镯仍然套在墓主人的上肢骨上,金指环套在指骨上,金簪、金钗仍插在还没完全腐烂的头发上。
有意思的是,一号墓发现的这三具人骨架,经过鉴定都是未成年人。东墓室的两具人骨,一具是一岁多的幼儿,另一具是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婴儿。西墓室墓主人正处于换牙期,乳牙已经掉了,恒牙才长出了一点,经DNA鉴定倾向于女孩。
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十分精美,共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他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其中瓷器主要为南方风格的青瓷,陶器有盘、釉陶瓶等器类,还有一部分漆衣陶盘。铜器有熏炉、鼎、魁、熨斗、灯、碗、弩机、带钩等。金器主要为装饰品,有手镯、钗、簪、铃、串珠、牌饰、指环等。随葬漆器数量也很多,但大多腐朽严重,可辨器形有奁、壶、碗、耳杯、盘、勺等类,漆器底部的朱书文字仍十分清晰,颜色非常鲜艳。
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其以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青铜仙人骑兽、神雀附刍铜熏炉等器物造型最为优美。其中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造型奇特,是一位胡人坐在怪兽背部,胡人头戴毡子,毡子上是插蜡烛的烛台。胡人表情怡然自得,怪兽圆体短腿,怒目张口,表情雕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而青铜仙人骑兽,造型为一位仙人骑着一头雄狮。仙人上身裸露,下身穿一条长裤,双手平伸,左手握一圆筒形器,应该是用来插蜡烛的,右手掌向上做托物状,双腿骑坐在一头雄狮上。狮身肌肉饱满,昂着头张开大口,双目圆瞪。
此外,我们发现一件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三十字的铭文；部分漆器底部的朱书文字,记载明确的年号,内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李山”“李次”“赵……”“官”等文字。
神秘的朱书文字
错综的身份之谜
二号墓虽然规模更大,但发现了盗洞。依据经验,砖室墓一经被盗就是洗劫性的。由于盗墓贼从墓门直接进入墓室,甬道内堆积了一些碎砖和泥土,仅残存了一件陶灯。最费力的是打开甬道与主墓室间的石门。这扇石门十分厚重,甬道的地面呈弧形突起,要想打开石门,必须先把甬道的地砖揭取一部分。当初盗墓贼没有打开石门,而是从门东侧掏了个洞进入主墓室。
终于进到主墓室,情形要比预想的好,不仅没有淤土,两具腐朽的棺木仍有清晰的痕迹,我们发现了两具已经散乱的成年人骨架。后来经DNA鉴定,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墓中还剩下20余件(套)随葬品,如铜虎子、瓷灯、铁镜等。其中,基本完整的铜虎子、瓷灯、玛瑙珠、金钉等较为珍贵。
随着两座墓被打开,问题也接踵而来。如此高规格的一号墓竟埋了三个小孩,这三个孩子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同时死亡的?一号墓、二号墓这两座墓和王羲之家族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这是晋代的墓葬。一号墓出土文物的纪年材料,对判断墓葬年代非常重要。从纪年材料来看,有“正始二年”、“太康七年”、“泰康八年”、“十年”四个年号。其中,刻在铜弩机上的“正始二年”是曹魏时期的年号,和墓葬的时代无关。其他的三个年号都是漆器底部的朱书,十分清晰。
我们曾将写在8件漆器上的文字,专门拿给书法界的朋友请教,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文字的内容不同,但是书体基本一致,所有漆器上的文字都是同一个人书写的。因此可以判断“十年”的年号应该是西晋武帝时期的太康十年。而漆器本来使用寿命就不会太长,从朱书文字的鲜艳程度来看,这些文字似乎是作为随葬品使用时才手写上去的,距墓葬的下葬年代自然不会太久。
二号墓葬虽然没有纪年材料,结构与一号墓也不相同,但两座墓相距很近,在构筑方式包括使用材料上,也大体一致,年代应该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判断,他们应该都是属于西晋晚期的墓葬。
确切的墓主人身份,目前还难以回答,因为墓葬本身并没有出土能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遗物。但如次高规格的墓葬、考究的建筑方式和丰美的随葬品,可以看出两座墓墓主人所在的家族,应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或较大的政治势力,墓主人应与当时的王室家族或名门望族、达官贵族有一定关系。
特别是一号墓埋葬的三个小孩儿,随葬这么多精美的随葬品,在考古发掘中是非常罕见的。三个孩子为何一起下葬?漆器上的朱书文字除了纪年之外,有“王女”“李平”“李山”等文字,除姓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含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在西晋时期,临沂有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是王羲之家族,另一个是琅琊王司马家族。我推测这两座墓葬也有可能与晋朝皇族司马家族有关。
在山东迄今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中,有许多为大中型砖室墓或砖石合建墓,几乎无一例外被盗掘破坏。许多墓葬仅仅残存了墓地,甚至连铺地砖都所剩无几。而我们这次发掘的一号墓,是全国至今发掘的西晋墓葬中唯一没有被盗的,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葬俗。
二号墓虽两次被盗,但墓室结构完整,主墓室规模之大,在山东发掘的晋代墓葬中前所未见。两座墓葬出土了270余件(套)随葬品,更是山东发现的魏晋时期墓葬中前所未有的。这对于山东魏晋时期墓葬的研究,起到了标尺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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