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占被毁,它们见证青岛沧桑

半岛都市报 2018-11-06 02:30 大字

二爷爷经常通过收音机听当时的抗战新闻,有一次他还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刘家的人,咱家的孩子绝对不能给日本人做事,也绝不能当汉奸!’”刘洪祥先生告诉半岛记者。

虽然关于刘子山和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传闻很多,但是家人听到的都是刘子山绝不向日本人屈服的豪言壮语。即便是在抗战最激烈时,东莱银行日益艰难,如果不和日本人合作,都有破产的可能,刘子山也不妥协。“事实的确如此,抗战期间东莱银行坚壁清野,虽亏本但坚持不倒闭,靠我家积蓄和房产维持同仁生计,可想而知抗战八年间家产已耗尽大部”,刘植先生说。

银行的业务紧缩,直接影响到东莱银行在青岛的办公。湖南路39号营业大楼的遭遇更是曲折。

这栋大楼的命运曾被认为是刘子山讨好日本人的证据,为此,刘家人曾经“声嘶力竭”地申辩。幸而,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查证,这栋大楼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宪兵队强占而去,这才让刘家人松了一口气。

刘植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连续回顾了湖南路39号大楼的缘起和经历。他称,之前刘子山将妻子林氏从老家湾头村接到青岛后,住在曲阜路1号(今浙江路26号)的安娜别墅里。当时,刘家人只知道这里曾是朝鲜李王府,还不知道这栋大楼曾是德国商人罗伯特·卡普勒的私邸。然而,很快,他们就搬了出去。

“李王府被我家称作‘凶宅’,因为没几年在里面就死了两个人。1919年我亲祖母突然病故,相隔不久,1922年包括我的继祖母多人煤气中毒,其中一女佣抢救无效身亡。不吉利的死人事件,促使全家从曲阜路迁出,暂住太平路37号。因太平路靠海潮湿不易久住,故与此同时着手建造湖南路39号。”

刘植先生说,湖南路39号为1923年所造,设计师是青岛礼和洋行买办杨浩然。“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业余建筑师,我家在青岛的许多房子的设计出自他手,包括天津路东莱银行旧址”。进口的红松、精致的樱桃木西式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德国钟表,证明刘子山的用心。

只是,在这栋大楼住了没几年,刘家人就搬迁到了天津。大楼“1929年曾由青岛总商会作保,租给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租期为一年。1933年青岛东莱银行分行在此楼一楼复业,地下室为保险库,二楼保留作为居住之用。1933年起每逢夏日家母都带我们子女来此避暑,直至1936年。日本侵略中国,青岛沦陷,湖南路39号被日本宪兵队霸占,东莱银行青岛分行被赶出至湖北路上的太平保险公司之内营业。当时青岛东莱银行经理们都在天津不敢回青,只有襄理高子佩等主事。他们感到湖北路离日本宪兵队太近,威胁甚大,故又将分行迁至中山路大陆银行二楼”。

其实,比湖南路39号更命运多舛的是旧太平路37号,“旧太平路37号原属鲁大矿业公司,北洋政府期间其总部设于此。鲁大矿业因经营不善欠下债务,故将该房产卖于我家,用以还债。适逢战乱,找不到出租下家,故房屋一直空置。1929年被国民党市党部强占。众所周知,1932年1月12日,日本的暴徒烧毁了这栋大楼,国民党市党部被迫关闭撤出”。

自1928年起,刘子山就厚德堂的事务交给了儿子刘少山管理,所以太平路37号大楼被毁后,刘少山亲自来到青岛主持修缮事宜。这次修缮,去掉了角楼,有一种说法称这也是跟安娜别墅上的塔楼有关,认为这种形状的设计会给刘家带来厄运。“青岛被日本侵占后,该房屋又被日本兴亚院霸占”。

1940年,离开青岛多年后的刘子山悄然回来,一起陪同的有三子刘仪泉、长孙刘燊等,他此行非常低调,参观了湖南路39号大楼、天津路东莱银行大楼,以及馆陶路的东莱贸易行,蒙阴路8号住宅,和安娜别墅、太平路37号等,这些建筑物里有他的心血和家人。

“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头发一下子就掉啦,因为日本已经侵占青岛,就怕爷爷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爷爷他们确实也遇到了困难,中间几经辗转才从济南回到天津,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刘植先生叹息说,祖父其实很迷恋青岛,只要有机会都想到青岛看一看,只是晚年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时局不稳,出远门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

这一次,是刘子山最后一次来到奋斗过的第二故乡青岛。

撑过了抗战,又经过了中统的敲诈,东莱银行在千疮百孔中继续前行。

1948年10月15日,71岁的刘子山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去世前,他一改平日里简单的饭菜,吃了不少钟爱的牛排,算是对瘦弱身躯的一次犒劳,这一年,距离他创办东莱银行整整30年。

父亲去世后,刘少山更是义不容辞,他妥善处理太平轮海难,将刘家收藏的包括《楚辞集注》《百川学海》在内的国宝级书籍捐给了国家。

“这部分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看到一个拍卖,说宋元善本一页纸就价值不菲,三万到十万,更别说一整本了。他捐427册书籍,到底价值多少,至今都无法估计”,刘植先生说。

然而,刘少山继承了父亲的低调,这些事情从来不给家人说,也不向外炫耀,即使后来接受改造,遭受了冷遇,经历了坎坷,他仍然对国家饱含热情。“1958年夏和1965年,他分两次捐赠给青岛市博物馆25件文物”(《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如今,青岛市博物馆大厅内的荣誉墙上,还书写着刘少山的名字……

在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时,1953年,东莱银行是第一批公私合营的银行之一。在合营前清产核资期间,刘少山代表东莱银行表示:“合营不抵触、财产不转移、报产不隐瞒。”合营后刘少山任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金融研究委员会专员和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任专员期间,组织为刘少山定的工资待遇与11级行政干部相同。但不久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专员的职务。而刘少山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不想不干活白拿钱。

随着时代的变迁,刘家逐渐归于平静,住房条件也逐渐归于平民化,刘少山曾表态:“社会主义改造坚决不留尾巴,我把我住的房子也参加合营。”所以他住在自家大院也得交房租,后来他们几经搬迁,住房也越来越狭小……

1979年3月,刘少山病危,“临终前一天,他对前来探望的中国银行领导表示,要把补发自己的20多万元中国银行股息和津贴全部捐给国家,并连说两遍‘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他最后一句话。次日,刘少山病逝,终年67岁”(《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

刘氏父子的谢世,将刘家的传奇告一段落。之后刘少山的儿女们都顺利考上了大学,学的分别是经济、建筑、医学、化工等。之后他们大多在学校工作过,正如刘玳所说:“你要问我们从富裕家庭得到了什么,我想就是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吧,毕竟那时很多人上不起学,而我们从小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刘植先生早年回青岛的次数不多,幼年时来过一两次,“我记事后15岁暑假期间来过青岛,住在蒙阴路我姑姑家里”。在他的记忆里,家庭生活简单而平静,“不像电视剧里演的,有钱人吃饭那么多规矩,我三哥他们家甚至在走廊上吃饭”。

刘家第四代人中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曾祖父的传奇经历,“我一直觉得,我欠儿子一笔账,一个解释!这些年从来没有告诉他关于家族的任何事情,主要怕他们向往过去的富有,产生不好的情绪,我们想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以普通人的身份来生活。”

距离刘子山去世,七十载的岁月已经过去。从一个小货郎到跟班翻译,再到杂货行、金融业,甚至涉足鸦片,刘子山“亦正亦邪”,生动演绎了一出出传奇故事。他留给青岛的是一栋栋房产,以及铭刻在学校、场馆以及慈善机构等的名字。传奇已落幕,但至今青岛城市改造时,仍时常提到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仍在流传……

传奇落幕,后人低调

收音机风波,刘少山遭毒打

“刘子山每天关心着时局,一部短波收音机,他始终不离手。这部先进的收音机体量较大,顶部是圆的,平日放在起居室的茶几上,刘子山每天会坐在沙发上听战时广播,只在冬天天冷的时候才拿进里屋。每当听到战局消息时,他就会把声音调小到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的程度。尽管如此,还是招来了祸端”。——《短波收音机》(《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

即便深居浅出,刘子山仍然关心着抗战战局。而他的卷入是因为一台收音机而引起。

导火索是当时定居天津的刘子山,到距离银行百步的法国花园去散步,和人们拉家常的过程中,刘子山透露了一些战事的消息,他的话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听了去,并向日本人告密,很快,日本宪兵就出现在了刘家大楼里。

当时刘植“跑进爷爷的起居室,看到有两个日本兵坐在对称摆放的沙发上,其中一个正在摆弄茶几上的收音机。爷爷坐在旁边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父亲刘少山站在一边,屋里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一直跑到左边的日本兵面前,父亲赶紧把他推出门外”(《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

没收了收音机,日本人还要带走刘子山,刘少山当即表示父亲年事已高,他愿意代替父亲受过,刘少山就被关入了日本宪兵队。

被关押期间,刘少山坚称听收音机只是消遣之举,关了两天后,宪兵队见问不出什么,就通知刘家过来领人。

刘少山夫人苗蕙芳依约前去,“为防止不测,将平时穿的旗袍换下,穿上长衣长裤,出门之前将内衣和外衣上下里外反复用针线严密缝实”,可见人们对日本人的恐惧程度。日本宪兵队无异于地狱之所,多少中国人曾遭到过摧残,就连大少爷刘少山也不例外,他被打得鼻青脸肿,苗惠芳是哭着完成“画保”手续的。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以为破坏了收音机的功能就没事了,把收音机还给了刘家,而刘少山是名无线电爱好者,很快就恢复了收音机的短波功能,刘子山继续收听时局,只是再也不向他人提起。

□本报记者常青吴荣欣本报通讯员王磊近日,在威海市高新区初村镇佃里院村通向西北道村的村...

蒙阴新闻，故乡情，家乡事！故乡眼中的骄子，也是恋家的人。蒙阴县，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