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抉择 ——— 对沂蒙山区农村改革之初的回顾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今天讲改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可是40年前的那次改革，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变革。
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这里就建立了红色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广大翻身农民和劳苦大众，紧跟党的领导，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因此，沂蒙山区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视若珍宝，对当时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弊端，采取了极大的包容。所以，当中央提出要实行家庭承包的时候，人们普遍地迷惘和困惑了。“怎么？建国以来的合作社、人民公社方向……不对？”老劳模、老先进典型们发出疑问。“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发出怨气。
但是，更多的农民群众对此却欢欣鼓舞，跃跃欲试，人们的思想像滚开的油锅里突然泼上一瓢水那样，一下子炸开了。一时间，各种议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就农业战线的干部来讲，既要对党的领导绝对忠诚，更希望农业丰产丰收，农民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农业干部的全部工作本分。
面对党员群众的各种议论，临沂地委和各级党委在全面领会中央指示精神的基础上，反复酝酿着、观察着、比较着、权衡着，但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早在1978年底召开，但对家庭承包上级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
1979年底，临沭县首先传出了消息：有几个公社的少数农村搞了大包干。次年开春，地委抽调一个调查组前去调查。我们去调查大包干情况，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但是到了夏季，我们再去跟踪调查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仿佛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经我们再三询问，才知道这位公社书记挨了上级的批。
1980年夏天，苍山县这个生产条件较好，但生产水平最差的平原大县，也步履蹒跚地搞起了大包干。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李顺祥同志，总结自己几十年来当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毅然决然地押下赌注，在神山、芦柞等几个公社搞了大包干试点。李顺祥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还有人把大包干中一切不完善的东西统统都归到大包干的实施者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去苍山县调查。天下着小雨，我们先到神山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这位书记说什么也不愿意谈大包干的事。经我们再三催促，他才披上蓑衣同意带我们去走走看看。我们冒雨步行跑了十几里路。夏天，是生长的季节，湿漉漉的田野到处是一派蓬勃的葱绿。一路上，我们指着路边山地堰上的南瓜、豆角等作物问：“这些怎么长得这么好？”公社书记回答说：“是个人包的。”我们的一个老同志说：“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了。”公社书记说：“只包了山地，平原地没敢包。现在看，平原地不如山地长得好。”我们的老同志说：“那就连好地一起包下去嘛，只要群众愿意为啥不包？”公社书记看了我们半天才说：“我真没想到你们比我还解放，今天算是碰上知己了。”随后才打开了话匣子……
到了另一个公社，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开口就问：“你们是想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我们的那位老同志说：“当然是说实话好一些。”这位书记说：“最近省里来人，地区来人，我都汇报俺这里是‘路线不端正、思想不过硬、生产不革命\’，最后套上几个数字。如果听假话，我还是这一套。要想听实话，我看推行大包干是‘中央讲，群众想，中间是个顶门杠\’！”随后，他讲了一大通推行大包干受到的委屈……调查组给地委的结论是：大包干的确能刺激农业丰产丰收，基层干部群众有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实践对比，定能很快消除各种顾虑，建议推行。
1981年，莒县也搞起了大
包干，1982年，平邑县
也放开了手脚。当时
负责农业的地委副书
记是位德高望重的老
领导，只要召开农业会议，势必牵涉到大包干，他就想方设法避开地委驻地，尽可能地到北部、东部、西部召开连片小型会议，推行大包干，以减轻对地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个文件是在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纪要》中指出：“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 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直到7月份，山东以省委省政府“两办”的名义发出《山东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试行办法的通知》。正是这份文件给我们的干部群众壮了胆。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临沂代表团赴京列车上，记者采访当时的地委书记，这位书记说：“总结近两年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搞了大包干。”至此，大包干才以基本合法的地位正式在沂蒙大地扎根，地委领导同志这番来之不易的评判，对地委领导班子是个启示，对各县是个震动，对拥护改革的干部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
很快在南部大平原，在北部沂蒙山深处，在东部沿海丘陵地带，在沂沭河两岸，到处都摆开了农村改革的战场，掀起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热潮。一夜之间，群众便告别了听生产队长派活的历史，找到了自己经营土地的准确位置，拨弄着发家致富的如意算盘……
紧接着，临沂(县)市也急起直追，在罗庄、九曲等乡镇展开了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试点，一部分能工巧匠进入市场，进入家庭车间，进入乡镇企业，进入酒楼、商店……在九曲镇，恢复了历史悠久的红炉手工艺，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汤民兴同志总结道：“家家叮当响，户户冒青烟，人人有活干，天天见收入。”同时，这个乡还根据群众的意愿率先实行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一部分种田能手成了拥有几十亩、上百亩的土地种粮大户，打破了农业长期均田制的局面。
从1980年到1984年，是沂蒙人民对改革成效看得最清楚的日子，这五年，粮食产量直线上升，经济收入成倍增长，城乡市场空前繁荣，思想观念不断开放。沂蒙大地到处都飘荡着“吃细粮、盖瓦房、娶新娘”的喜庆气氛。
沂蒙人民就是这样选择了改革。回想那段历史，至今难以忘怀。
□刘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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