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雀”出发的写作

辰水，本名李洪振。1977年出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三届红高粱诗歌奖、首届山东文学奖、首届银雀文学奖、第二届沂蒙文艺奖。参加第32届青春诗会。入选过《星星五十年诗选》《70后诗歌档案》《21世纪诗歌精选》等书及多种年度选本，著有诗集《生死阅读》《辰水诗选》和诗合集《我们柒》。

问：请谈一下你与“童星杯”临沂银雀文学奖的渊源、参赛及获奖情况。

答：作为首届“童星杯”临沂银雀文学奖一等奖的获得者，我以组诗《河边书》获此殊荣，实感荣幸，更属侥幸。因初次设奖，无论在参与度，还是在稿件质量上，还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而令我稍有遗憾之处，在于这组诗在我的作品中，只能属于中等水平，未能刊出顶尖的作品，这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弥补了。而应当指出的是，临沂银雀文学奖自第一届伊始，就保证了获奖作者的纯粹性，从作者的文本出发，评委匿名评选，直到开奖才通知作者本人。这对一个地方性的奖项来说，做到这步实属不易。

问：如何看待临沂日报社和临沂童星实验学校联手推出的“童星杯”临沂银雀文学奖，运行三年来，这一奖项对临沂市文学当今及未来发展会有何影响。

答：作为一个本地作者，对临沂银雀文学奖背后的两个推手，可谓是甚为熟稔。临沂日报作为本地最大传播最广的一份报纸，几十年来，不仅仅在传播党的声音方面，做着本职工作，而开辟的“银雀”副刊，对培养临沂本地作者，更是意义非凡。在临沂求学之时，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那时最大的愿望，便是在上面发表一篇“豆腐块”，也曾幼稚地给投过稿，但终究没有发表。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居然获得了以“银雀”命名的奖项，对于我来说，这已为自己圆梦。而作为赞助方的临沂童星实验学校，其创始人姜自健先生，作为临沂文坛上的前辈，奖掖文学新人，付出不少心血。乃至用“银雀”作为奖项的冠名，对于我来说也有着命运之中的众多暗示。当年我就读的一所中专，就在银雀山路的不远处，自己的文学启蒙也源于此时。

客观地来说，我认为临沂银雀文学奖对于临沂文学的发展，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当下，而是长远的。作为地域性的一个奖项，在定位上已超越了地理上的范畴，用全国的高度来要求本地的作者，无疑树立了一个标杆。近几届的本地作者，大都有着扎实的本土经验，又在全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可谓是相对客观、公正地评选出了本地的实力作家。而在另一方面，因临沂银雀文学奖的存在，它的标杆示范作用，又促进了本土作者作品向上，创作持续前进的良好氛围，让临沂文学与中国顶尖文学对话。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临沂银雀文学奖再持续办下去的话，不远的将来，临沂将会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方重镇。

问：你认为临沂银雀文学奖有哪些局限性及改进办法。

答：我想大多数的奖项都必须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评奖办法，以期望达到初衷。临沂银雀文学奖，虽然仅仅只办了三届，但也对评奖规则做出过很大的改变。在保持不断的开放性上，最大限度地保存本地化的元素，我认为是一个地域性奖项存在的根基。然而，如果过度地保守，又会使得奖项的影响力式微。因“银雀”二字，让这一奖项不同于全国性的大奖，如何充分发挥本土元素，在奖项中占据合理的比重，考验组委会的智慧，也让本地作者有着更多的希冀。

问：随着奖项影响的日益加大，外地获奖作者越来越多，评奖时有无必要对本地作者进行倾斜。

答：作为一个曾经的获奖者，我更认可自己在与全国的高手竞争中获得殊荣。近年来，随着临沂银雀文学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投稿的作者也越来越多，甚至国内一线的实力作家也参与进来，如林雪、刘汀等。这无疑让临沂银雀文学奖，它的含金量越来越重要，让获奖的难度越来越大。作为本地作者，无疑将面临着竞争的窘境。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地域，临沂本地作者与全国的作者还有着质量和数量上的差距，整体上有着巨大的不匹配、不平衡性。然而一个悖论是，如果仅仅以作品的文学性来衡量，最终本地的作者获奖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可是如果掺杂了其他的元素，无疑又降低了奖项的成色。如何在评选中，保持一定比例的本地的作者，使这个奖项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又回到了上一个的问题之中。

问：银雀文学奖的举办，包括我们请来的评委、从外地吸引来的作者等，在创作理念、开阔度等方面对自己的创作有无积极影响。

答：办一次颁奖活动，不仅仅是授奖，而更多的是一次本地作者和外地评委、作者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一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值得欣慰的是，银雀文学奖的每一次举办，几乎都达到了这种预期的目的，让本地作者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知。众所周知，固步自封、坐井观天的思维，对于创作无一裨益。而外地来的评委、作者们，给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文坛，带来了一种鲶鱼效应。我个人有一种想法，期望在颁奖之余，举办一次主题座谈会，以促进评委和外地作者在思想上、文学上的火花碰撞，达到修正和改善我们本地作者的创作的目的。

问：请谈一下你本人的创作经历及相关成绩。

答：1994年，我在临沂银雀山不远处的一所中专学校里学习，并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文学作品，并在日记本上写下许多分行的文学。但现在看来，还不能姑且称之为创作。直到毕业分配到一个山区乡镇，在工作之余，从写作找到了一条摆脱“寂寞”的出口。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县城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洗砚池》，在阅读完“邰筐、轩辕轼轲、江非”三人的诗歌后，突然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给《洗砚池》刊物的主编刘晓峰老师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想结识他们三个诗人的意思。那时，还没有微博、微信、博客等社交软件，要找一个人似乎只有写信一条途径。值得幸运的是，刘晓峰老师很快地把我的信转给了他们三人。不久，我接到了江非的回信，并告知了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传呼号。如今，这封信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书橱里，算是我个人写作历史上的一种见证吧。于是，我算是和他们接上了头，并由此不断扩大了自己对临沂文学圈的认知。在此，我只是想就此说明一个人的文学交流，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多年后的写作中，还保留着当初我们友谊的痕迹。

自2000年发表作品以来，相继在《人民文学》《诗刊》《天涯》《山花》等发表8000多行诗歌，于2016年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在201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然而，这些成绩只代表过去的创作履历，而无法证明我自己是否已写出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所以，它的有效性和价值性，是值得怀疑的。

问：谈谈你下一步的创作构想。

答：对于下一步的创作，我始终在调整和修正之中。然而，它又的确逃脱不了命运对我的安排，生活赋予我的经历。如果有“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说法的话，缩小到个人的生活，我也没有勇气打破自己的平静，强烈地扭曲自己的生活，让一列火车跑出预设的轨道。因此，从这里来讲，我似乎已遇到创作的“瓶颈”。因此，我更愿意将获得银雀文学奖，视为一次重新出发的站点。

人到中年，唯有幸福带给我们一些怀旧的日子。好幸，除了命运的安排，写作还是一门“手艺”，唯有磨砺自己“手艺”，让自己更熟稔些，技巧更娴熟些，对此我似乎还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我将服从于这困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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