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隐蔽战线抗战记忆择口述/朱广文 整理/朱海川
日军经过十分严格地审核后才决定是否给伪军发放子弹，一般的据点一年才发一次子弹，而我在伪军的两年时间里总共领过四五次子弹。因为土桥头据点在修建时打过仗，后来又发生过两次战斗，所以才能批下来子弹。
为八路军秘密购置弹药
我在临沂伪军三大队九中队担任军需官，负责去临沂城领军饷，也领过步枪子弹。领来的子弹我只把其中一半发给伪军，暗中留下一半悄悄给了八路军。那时八路军部队处在艰难时期，军火经常供应不上。
领子弹是件大事，日军管控得相当严。领子弹之前必须事先写报告向日军申请，需要得到日军驻临沂顾问川本定雄的批准。
川本定雄是半个中国通，他经常来我所在的土桥头据点（今临沂市兰陵县南桥镇土桥头村）视察，在据点修建过程中以及建成后都曾来过。修建据点之初，川本定雄在土桥头住了十几天。在这期间，我包了饺子、炒了肉送给他们吃。给他们送饭菜可不是单纯地讨好日军，而是为了刺探情报，观察他们的人数、车辆、武器以及进出据点的时间等等，将这些情报收集后再转送给八路军。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十几个人的小队就有两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后来我去临沂领军饷也经常见到他，他在给我们据点批子弹时也有所照顾。他能听懂中文，但从没和我说过话，我见到他时，他都在讲日语。
1943年秋天，经过我打报告申请，川本定雄批了土桥头据点200发子弹，叫我到临沂县顾问伊藤处，由伊藤开票盖章并且开一张通行证，再到弹药库房去领取。一番辗转奔波，我拿着批准后的条子来到仓库领子弹，借机和弹药库的保管员交流，试探着问他，能不能私下卖点子弹给我，出乎意料他竟然点头同意了。我当即便买了100发子弹，给了他100元钱。交易之后，他领我到饭店里吃饭，沟通后得知他的名字叫诚仁三郎，是个伍长。自此，每一次弹药交易之后，他基本上都会请我去饭馆吃喝一顿。
还有一次，八路军部队有种射程500米的小手炮（掷弹筒）紧缺炮弹，党组织让我想办法去买炮弹。我即刻赶赴临沂城，询问诚仁三郎是否有这种掷弹筒炮弹，他满口答应说有。当时我想赶紧多买些，可是带的钱太少，最终只够买四盒的。也不知是语言沟通问题，还是我没有描述清楚，炮弹到手之后我才发现，他卖给我的实际上是日军的手榴弹，并不是掷弹筒炮弹。我只得后来再去临沂城才把小炮弹买回来，一共买了8发。
最后那次买子弹时，诚仁三郎又按照惯例请我吃饭。席间，他突然说，下个月他就要回国啦！我惊讶不已，心想这下坏了，以后我怎么再买子弹呢。按日本当时的规矩，军人出征五年才可回国，想来他已在中国多年了。我问他家乡是否还有什么亲人，他一提家乡，思念之情涌上心头，说着说着竟然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说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和年轻的未婚妻。此刻，他只不过是一个远离家人、身在异国漂泊的游子，他思念家乡，他根本不想打仗，可是他身不由己。我顾不得安慰他，一心想着让他把弹药库保管员接班人介绍给我认识。但是，他死活不同意，他说这种事情暴露后即使回国了还是要被杀头的。
诚仁三郎走后，新来的弹药保管员我不认识，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买子弹了。
在伪军的那两年，我共计给鲁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购买了1500余发子弹和8发小炮弹（掷弹筒炮弹），以及若干枚手榴弹。买来的弹药都是由土桥头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输送给八路军的。
散发反战同盟宣传单和慰问袋
第一次散发宣传品和慰问袋是在日军司令部的岗哨。
那次，我正准备启程去临沂，任广秀同志又突然来到土桥头据点。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他交给我一些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品或慰问袋，让我找准机会把这些宣传品甩到日军据点内。我当即带着这些宣传单和慰问袋去了临沂，一路上心情很紧张，生怕被人查出来，下车以后我急忙把包裹悄悄地放在司令部的岗哨处。日军发现后乱作一团，吵吵嚷嚷一番后，也没查出来是谁放的。
还有一次是跟着日军慰问演出团散发宣传单和慰问袋。
那次，我又带着含有宣传单和慰问袋的包裹到临沂城领军饷。那时去临沂须在兰陵（今兰陵县兰陵镇）坐车。我在兰陵街头等车时，恰好看见有几名日本兵正在上军用汽车，我便向他们招手，示意搭车去临沂。其中一位军官让我上了汽车。我细观周围，发现车上只有一位中尉军官、十几名士兵和四名日本女人。上车后又有点后悔，生怕他们翻查我的包裹，只能一言不发，小心翼翼，静听汽车开动。
不久，汽车驶入了卞庄日军据点。日军从车上搬下来几个箱子，然后登上早已搭好了的戏台子，取出一大堆道具，开始表演，他们有的跳舞，有的变魔术，有的挑木偶。这时我才搞明白这伙人是搞慰问演出的。我一边看表演，一边琢磨着怎么发宣传单和慰问袋。表演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日本人都去吃饭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我观察四周，戏台子上下空无一人，便趁机把宣传单和慰问袋向戏台子底下放了一些。
那一夜，这个慰问演出团一共到过4个日军据点表演节目。每到一处据点，他们表演他们的，我偷偷发我的，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宣传单和慰问袋散发了出去。
翌日凌晨四点多钟，这汽车行驶进了驻临沂日军红部（即司令部）。一夜劳顿，慰问团的日军下车后倒头就睡。我也下了车，顾不得疲倦，精神紧绷，急忙轻手轻脚地来回走动观察周围情况，眼见四下无人，便迅速地把剩余的宣传单和慰问袋都撒到了院落里。我得赶紧走，还得大模大样地平平静静地走，不能暴露出紧张的表情。当我走出辕门时，日军站岗的士兵还向我敬了个礼。
散发反战宣传品并不是每次都那么的轻松容易，我有几次身陷险境，差点就断送了性命。
有一次情况很危险。我带着含有宣传品的包裹乘火车到了临沂火车站，下车后才发现日本宪兵正在出站口搜查。乘客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接受日本宪兵的检查，检查的重点就是日军所谓的违禁品。日本宪兵逐一搜身，他们不仅搜我的身，还把我的包裹打开，胡乱地洒落一地，用刺刀来回翻查摆弄。还好我事先就把宣传单塞到了书的夹页里面，再加上宪兵们的马虎大意，才使我安全地通过了检查。这真是万幸。
1943年12月初，临沂日伪军通知各伪军大队和中队的几十名军需官到伪军总队部报到，说是要搞年终总报表，集体办公，集体食宿。我作为九中队的军需官自然也是要去的，一想到此次是去日本鬼子的大据点，我便携带了许多反战同盟的宣传单和慰问袋，打算借此机会散发。
在临沂伪军总队部集合后，日军发了十几支步枪给我们这些军需官，并安排我们夜间轮流站岗巡逻。
很快就到了我当值巡夜的那晚。我把所有的宣传单和慰问袋都带上，趁夜间巡逻之隙，悄悄投到日军在临沂城的各个驻地，还把宣传单张贴在了临沂城的围墙上。最后，还剩下两张宣传单，贴哪儿呢？趁进大门小便之际，我把它贴在了日军沂州行署大门内的影壁墙上。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天一亮，我执勤还没回来，日本人就炸开了锅似的哇哇鬼叫，全城戒严，挨家挨户进行大搜查，可终究也没搜出个所以然来。
下午，十几名日本宪兵突然冲到军需官的联合办公大厅，把办公和睡觉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总队长火急火燎地把十几名军需官集中起来，按身高站好队列。日本宪兵对我们进行逐一搜身，但终究还是一无所获。总队长怒气冲天地说我们这些人一定有问题，可是他什么也查不出来。气急败坏的他只能罚我们每人几十军棍。他咬牙切齿，抄起军棍，把怒火都发在我们军需官身上，从高到矮一个个下狠手毒打，还边打边骂。眼看就要打到我的时候，却在我前边停了下来，停顿一会儿竟然灰溜溜地走了，可能是他没力气了就停手了吧。最后，也没查出来到底是谁发的宣传品。
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幸亏我在夜间把所有的宣传单和慰问袋投送光了，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潜伏伪军时期，我担任“伪军需官”一职。军需官每月都要到临沂城伪军总队部领军饷，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我去一次，临沂城就乱一次，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暗中散发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单和慰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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