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四十年 访著名作家赵德发
本报记者 徐晓清
海曲会客厅
日照文化名人系列访谈
主办：
日照市中华文化促进会
承办：
日照日报社
人物简介
赵德发，1955年生，莒南县人，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曾任日照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至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800万字，大量作品被转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经山海》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等，出版有12卷《赵德发文集》。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第四、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中国作家》奖，首届齐鲁文学奖，第一、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第四、五、七、十一届山东省精品工程奖等。长篇小说《经山海》获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
对著名作家赵德发来说，2019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年”。
从1979年某个秋夜的“突生一念”算起，赵德发在文学这条路上已经走过四十年。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照市建市30周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在这举国欢庆的时节，赵德发也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成果的大丰收———长篇新作《经山海》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并入列“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有关方面正在准备拍成电视剧；非虚构作品《一九七Ｏ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出炉热卖；《白老虎》在《啄木鸟》杂志1984—2019年“我最喜爱的精品佳作”评选活动中获奖。
犹记2016年，赵德发出版了长篇新作《人类世》并办理了退休手续，他对朋友说“此生已完成”，并表示，余生所得，皆为天赐。时隔三年，自称“此生已完成”的赵德发却“鼓了一个大红”，成效、荣誉纷沓而至。
自然，这绝不是天赐。
10月的日照，金秋送爽。本报记者再访赵德发，寻脉他的文学路，以启迪读者。
记者：在您非虚构作品《一九七Ｏ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持久自律、努力、自尊生活的年轻人，最后都怎么样了”，深深打动了我。无疑，这是对您的一种评价，也是您历程的写照。我看到济南文史学者郑连根先生写的一篇书评，说您这本书是一部“作家前传”。了解您的人都知道，因时代的原因，您14岁就辍学了。以“小学学历”起步，到成长为著名作家，这本身就是值得书写的励志故事。再说一说？
赵德发：说来惭愧，我文化底子很浅，30岁前没有任何学历，不用说大专、高中、初中，甚至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因为我没读到小学毕业，来了“文革”，学校停课了。后来又读了四个月初中，因为学校与我向往的样子相差甚远，便决定辍学。多亏15岁那年当上了民办老师，让我又回到学校，亲近书本。因为上学甚少，以至于参加工作后每次填表，在“学历”那一栏填“初中”，我都感到心虚，觉得是欺骗了组织。我当乡村教师整整十年，从15岁到25岁，从民办教师到代课教师再到公办教师。那些年，我非常自卑，觉得自己当老师是误人子弟，好在我比较努力，自强不息。封面上的那句话，“那些持久自律、努力、自尊生活的年轻人，最后都怎么样了”，是编辑加上的。我那时也算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吧。那十年间，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一直在拼命学习，后来总算成功了，23岁考上了中学语文教师，24岁成为学区负责人，管理一所联中、八所小学。正应了西方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的那句名言：“成功是自卑情结的过度补偿。”
记者：您在四十年前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一路走来，您是否有过迷茫，自觉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赵德发：1979年秋天，我还在教师岗位上的时候，看到一本《山东文学》，突然萌生了想当作家的念头。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念头，决定了我的终生。然而，我那时基础太差，文化准备先天不足，要想走上文学道路谈何容易。后来经历过许多失败，无数次退稿，但我一直矢志不渝，屡败屡战，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直到今天，我还是庆幸自己选定了这样的人生目标。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表达方式，她能再现生活，表达情感，陈述思想，揭示人性，值得我终生追求，甚至为之献身。从那以后，“以文学为宗教，把写作当修行”这两句话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四十年的创作道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不足，懵懵懂懂（1979—1989，10年）。我25岁被调到党政机关，先当公社秘书，后当莒南县委秘书，29岁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30岁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要当作家的想法却从没动摇。然而，我在创作上的准备严重不足，对文学所知甚少，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都幼稚而粗浅。我决定扎扎实实打底子，就从1982年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电大中文专业，三年之后拿到了平生第一张文凭。但是，在县委组织部太忙，没有时间写作，1988年春天听说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我立即做出了报考的决定，得到县委主要领导的批准。然而考入作家班之后，在长达一年的时候里还是写不出像样的东西，非常苦恼。
第二个阶段，略微开窍，方向不明（1989—1994，5年）。我在山大认真读书，用全新的眼光审视我的生活积累，终于明白了小说应该怎样写。于是，我在1989年暑假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儿》，先在《山东文学》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获该刊第四届百花奖，让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了自信。两年的学习生活结束，我来日照工作，至1994年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但这个阶段，我方向不明，没有规划，想到啥写啥。
第三个阶段，倾尽积累，描画土地（1994—2002，8年）。我审视自己的早期作品，觉得不足于代表自己的生命价值，决定创作长篇小说，并且将表现对象明确地定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此后又写出了表现农民与道德的《君子梦》，表现农民与政治的《青烟或白雾》，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对农村历史变迁的全面表现，对农民命运的深入思考，也是对家乡那方土地的深情回报。
第四个阶段，突然“出轨”，写“经验之外”（2003—2012，9年）。2003年秋天，我因一个特殊的机缘，决定创作一部反映当代汉代佛教的小说，经过读书、采访，写出了《双手合十》。接着，又写了一部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这些传统文化领域，超出我的经验，之前我从未涉足，被朋友戏称为“创作上的出轨”。这期间，我还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 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这也属于我经验之外的范畴。
第五个阶段，转身向蓝，讲海边故事（2013至今，已有6年）。我在海边工作、生活近三十年，有好多积累与感受，受“人类世”这个地质历史学新概念的诱发，我开始写海边的人和事。我先写了一部《人类世》，去年又写了一部《经山海》。
我创作四十年，得八百万字，总算给自己的初心有了一个交代。
记者：四十年，矢志不渝，真不容易。您如何处理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潜心创作之间关系的？有没有想偷懒的时候？
赵德发：我的早期写作，都在业余。工作与创作肯定有冲突，但我还是尽量挤出时间。1981年，莒南县相沟公社在全县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身为党委秘书的我，心想当年著名作家柳青经历农业合作化，写出了《创业史》，我也遇上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也应该写上一部。白天，我尽职尽责当秘书，晚上9点后搞创作，一般要熬到半夜，整个公社大院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半年后，一部10万字的大中篇写成了，题目叫作《在那冶红妖翠的河边》。作品完成后，寄给了北京一家杂志社，仅仅过了半个月就“完璧归赵”。长期的劳累加上创作的失败，给我造成了严重打击。当年秋天，我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还出现了好几块明晃晃的斑秃。我当时很茫然，自信心降到了最低限度。
工作与创作的冲突，后来差一点把我给毁了。那年我在莒南县委当秘书，有一天刚参加完电大期末考试，极其疲惫，却必须连夜修改书记在全县四级干部会的上讲话。我晚饭没能吃，想睡一会也睡不成，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闪电，接近崩溃的状态。后来有人来串门，我起来与他说话，才转移了注意力，让大脑恢复正常。我意识到，要“工作创作两不误”，那是痴心妄想。所以我就决定弃政从文，去山大学习创作。
毕业后，我来到日照工作。幸运的是，这里的一些领导非常支持我的创作，让我在文联工作。2001年，我给市委写报告，请求从事专业创作，也得到批准。从那时到现在，尽管我的社会活动还是较多，但是创作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近二十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写作，写到八点，即使白天有活动，也不耽误。如果白天没有活动，早饭后我要睡一会儿，然后处理杂务，看看订的几份报纸；下午，或者继续写，或者改稿子，或者看看资料，为第二天的写作做准备。我的心理调适能力也还行，无论遇到多么烦恼的事情，或者急需处理的事情，一旦坐到书桌前，都会暂时将那些事情置之脑后，将脑神经转换为“写作模式”。收工后再转换过来，该干啥干啥。
关于有没有偷懒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基本上没有。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休过周末、假期，除了大年初一这天不写；除了出差在外，我没有一个早晨不在书房工作。就连前几年，我经常回老家伺候生病的父母，也是早早起床，趁着他们没醒的时候写上一会儿。我没有多少才分，靠的就是“勤奋”二字。“天道酬勤”，是我信奉的真理。
记者：据了解，您的《经山海》是“命题作文”，创作时间并不长，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论说“新时代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中，目前《经山海》的成就应该是最高的”。这个评价实在是高。请说一说《经山海》的创作历程。
赵德发：去年年初，鸡年的腊月二十五，《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我就答应了。此前，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一直期待我给他们社写一部原创作品。朱先生六年来给我再版了《双手合十》《君子梦》，集中推出“赵德发传统文化小说三种”，出版了我的访谈集《写作是一种修行》，2018年又出版了12卷《赵德发文集》，这份情谊，我必须报答。2018年春节刚过，我就投入了准备工作：读书，采访，构思。我去了沂蒙山区，去了日照山区，走了多个村庄，采访了好几位“第一书记”与许多干部群众，还在日照海边采访了一些渔民。此后，我用半年时间，拼了一把老命，写出了这部作品。稿子发给《人民文学》，两周后他们就决定，在第三期头题发表。书名换了几换，都不妥当，战军主编最后定为《经山海》，提升了境界，让我十分惊喜。那一期《人民文学》的卷首语，对这部作品做了郑重推荐。但因为刊物的篇幅有限，只是发表了一个十多万字的删减版。发表之后，引起了反响。清明节那天，北京一位影视制片人来日照找到我，说中宣部文艺局领导向他推荐了《经山海》，建议他拍成电视剧。过了几天，我去北京和他签订了影视改编权转让协议。现在，这部电视剧的改编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据说拍成后将在央视播出。
为了让书更加完善，安徽文艺出版社还出了“试读本”，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专门召开了改稿会，请十几位著名评论家提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又做了一番修改。此书出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此书。国庆前夕，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山东省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共同在京召开了《经山海》研讨会。该研讨会系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研讨会之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三十多位专家到场发言，日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杰也到会上致辞。大家对这部作品给予充分肯定，让我受到很大鼓励。他们指出的一些不足，也为我今后的创作指引了方向。
记者：从媒体上得知，您刚被青岛大学聘为驻校作家。此前，您已经被山东理工大学聘为驻校作家，还担任曲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有人说。您是“学者型作家”。请谈谈您这些年来与大学的交往和体会好吗？
赵德发：三十一年前，我走进山大校门，从此与大学结缘。这些年来，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讲过创作。2000年被曲阜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11年，被曲阜师范大学聘为兼职硕士生导师，带了6届16名研究生，2018年被评为该校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14年，我和张炜、李浩、徐则臣一起，被山东理工大学聘为驻校作家（2017年续聘三年，又增加了雷平阳、胡学文、海飞、刘玉栋）。2019年10月，被青岛大学聘为驻校作家和讲座教授，被临沂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到大学里讲课、带学生，担任驻校作家，给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学养不够，必须逼迫自己见贤思齐。高校里学者云集，有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专家，他们的学术观点，给了我好多启发。大学生都很年轻，充满青春活力，与他们交流，能了解他们的新潮想法，见识一些新生事物。与驻校作家们在一起，也能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担任山东理工大学驻校作家以来，我就从几位“同驻”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年6月，我与张炜主席做了一场对话《文学与我们今天的时代》，他思路敏捷，见解深刻，让我充分领略了一位大作家的风采。
去年秋天，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约我写一部传记，全面反映著名学者、国家名师朱德发先生的辉煌人生，我从今年春天开始采访，接触到朱先生的许多同事、同学和弟子，这些人多是博士、教授、博导、政要，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频繁出入一些大学，也让我熟悉了高校生活，增添了生活积累，帮助了创作。举例来说，我在长篇小说《人类世》里，写了一位地质大学的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如果没有大学经历，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当“学者型作家”，是王蒙先生最早提出来的，意思是作家要像学者一样广博、睿智，让作品有充沛的文化含量。我将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多年来一直努力读书、思考。尤其是定下某个写作选题之后，会集中阅读某个领域的资料，从中有所发现。这种“主题性阅读”，有效地帮助了我的写作。譬如说，我写《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就读了大量佛教与道教文化书籍，并且作了笔记，加上深入寺院采访，保证了作品的知识密度与内涵深度。
记者：您在2019年4月15日的博客中写道，“今天早晨，灵感像朝阳一样喷薄而出，蓝色之梦从浑沌到清晰。我毕生追求的好小说，大概就是下一部了。”能透露一下，这会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动手了吗？
赵德发：还没动手。我一直想写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一直没有想清楚怎么写。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去书房，准备继续写别的一篇东西，没有料到，刚一落座，脑子里灵光一闪，这篇作品就突然成形了。我很激动，就在微信朋友圈和博客上发了消息。然而，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年事已高，再写新作决不能草率。我要让灵感继续发酵、酝酿。不久前我去贵州一家酒厂采风，了解到他们的制酒过程：“投粮下沙”之后，要经过九番蒸煮，八轮发酵，才能将美酒酿出。我也要像一个酒坊工匠那样，精心操作，耐心等待。如果老天赏给我充足的时间，我争取再给读者奉献一份醇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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