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华做了30多个宽二寸长三寸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当天要学的字,发给干活的孩子们,拾柴割草的挂篮子上,牵牛的挂牛角上,会写会念后再换新字。莲子坡的新景象出现了,

识字班在上课,授课者是林守明,右起第一人为林守英(黄立宇提供)庄户学诞生纪念地碑(黄立宇提供)■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于岸青

1944年4月21日,《大众日报》在一版刊登消息《莲子坡的“庄户学”老百姓人人拥护》。记者魏若愚报道,莲子坡村小学教员张健华针对贫苦人家孩子不愿意为上学耽误做活的情况,提出“学生上学不耽误做活”,在做活空隙上课,实现了学习与劳动兼顾,创造了新型学校——庄户学。

自此,“庄户学”的美名传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当地老百姓说:“头几年庄户学三个字就捏不成块,是庄户就不能学,能学的就不是庄户；现在变啦,庄户人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后来学者研究认为,庄户学“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刻,堪称全国之最,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教育的一面旗帜”。

今年11月23日,在莒南县洙边镇刘家莲子坡村,我们看见,村口有临沂市人民政府所立的石碑“庄户学诞生纪念地”。村里七十多年前庄户学上课的房子虽已塌了顶,但挂黑板的墙还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盖满了泛黄的藤蔓。

“屋里只剩个教书的”

刘家莲子坡村支部书记赵守勇告诉记者,庄里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当年推广信用社存款,这个村最顺利。嫁在本村的圣德英今年86岁,她就是“庄户学”的学生。虽然听力不太好,但一听到“张健华”就笑了。她说,家里的鏊子、壶、水缸上都用墨写着字,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认字。陪在一旁的圣德英女儿说,早年家里的缸上就有毛笔字“小缸”。圣德英还说,她的名字就是张老师给起的。

如今的茶叶之乡洙边镇有四个莲子坡,最早的张家莲子坡四面环岭,形似莲花,被称莲花坡。后有三姓相继迁此连立三村,统称莲子坡,遂冠以张、刘、陈、林姓氏加以区别。

1943年秋,18岁的张健华从滨海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刘家莲子坡做小学教员。滨海中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普通中学,而是肩负着为我党培训抗日急需的军政干部的学校。1941年5月滨海中学师范部开学,张健华正是师范部的首期学生。

1942年,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如火如荼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群众表示,如今在政治上经济上是翻身了,就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还得想想办法。这时候,根据地的教育改革成为十分迫切的事,办学校、学文化已是群众翻身运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943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为改进今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把莲子坡一带确定为文教实验区,就在这村办起学校,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教育和生产结合。

刘家莲子坡是有名的穷村,从没办过小学。当时动员学生很费事,都说孩子要拾草放牛,没有工夫,开学的时候动员了18名,以后走了一半；第二次又动员,带半强迫式的动员到22个,个把月之后,发生了两位老师教一个学生的现象。两位老师只好走了。

张健华带着满满的信心来了。村长很支持,开会决定把被鬼子烧掉屋顶的三间房修好当教室。第二天就墁墙、上屋顶,还在屋里用土坯垒底横上木板当课桌,门口挂了木牌,张老师用美术字写上“莲子坡小学”。三天后,一所有模有样的小学校出现了。

张老师给每个学生起了学名,“一下子起几十个名字也挺费事的”。开局良好,但不久随着农事繁忙,学生陆续走了,“门前冷落孩子稀,屋里只剩个教书的”。张健华在村里吃派饭(学生家里轮流吃),学生都走了,感觉没脸去吃。到县教育局汇报,越说越委屈,哭了鼻子。局长说,你不能解决群众的需要,群众是不会满意的。

小黑板挂在牛角上

张健华决心从解决群众最需要的问题入手。学写土地文书、订婚帖子,学打算盘算账。回到村里,和房东一家吃同样的饭,参加民兵队,帮助民兵队读上面来的情报,再帮写本村的情况上报,成了民兵队离不开的人。教村民唱新歌,写土地文书,算账又快又准,张老师成了莲子坡的红人。

学生不来,张老师便上坡去找学生,背上粪筐跟小孩子们一起干活。他发现,小孩们割草、拾柴不过一个来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玩、打闹。他用讲故事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将认字穿插在故事当中,以大地为黑板写写划划。第二天一考察,发现效果不比课堂差。

张健华有了信心,他开动脑筋,做了30多个宽二寸长三寸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当天要学的字,发给干活的孩子们,拾柴割草的挂篮子上,牵牛的挂牛角上,第二天考察会写会念后再换新字。莲子坡的新景象出现了,孩子们一边牵牛,一边用草棍在地上写写划划,嘴里念念叨叨。

村里的“年轻大姐”也开始响应张老师的号召参加庄户学,全部入了学,学生一天天地增加着,这所新型的学校拥有108个男女学生。全庄115个儿童,只有7个残疾多病的儿童还留在庄户学的外面,张健华也为这7个孩子想了办法,使他们也有学习的机会。莲子坡的庄户学就这样创办起来了。

这期间,日军来村扫荡一次,新盖的小学校又被烧了。县教育局局长来考察,看到烧毁的小学校,害愁啥时才能恢复。问村民张教员在什么地方,村民把局长引到村外,张老师正在给拾柴组上课,看到柴筐和牛角上的小黑板,局长会意地笑了。

张健华问局长:“这样教学行不行?”

局长说:“好!这才是我们庄户人家的小学,这才是教育和生产结合,教育为战争服务。”

毗连着的张家莲子坡的吴鲁民老师向张老师学习,也建立了庄户学,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全庄104个儿童就有102个入了学。另外还有32个大姐、29个青年,使全庄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受到教育,庄户学真正成了庄户人的大学校。

“庄户学”这个名字兴起来了

大众日报发现这个典型,派记者来莲子坡采访了一遍又一遍,报道写了一篇又一篇:《一个新型的大学校——庄户学》《教育英雄张健华》……“庄户学”这个名字随之兴起来了。

记者魏若愚在村里看见,“每天早上天还黑洞洞的,吱吱的哨子声便响起来了,儿童们一咕碌爬起来,把拴着绳的小板凳挂在肩膀上,便跑去上学了。还不等值星班长吹完第二遍哨,便一班一班的,男孩子一队,大姐一队,从各条街上各个巷子里很整齐地喊着‘一二三四\’,向庄中央的树林集合,这树林便是他们的课堂”。

张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编教材。庄户学只有识字算术两门课,但张老师在这两门课里贯穿了政治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内容,譬如甲组第一课便是:“好儿童都上庄户学,学识字,学干活”；第五课是:“田里?子长得又青又高,爸爸说:咱爷们去锄锄,不是长得更快吗?”算术课以算账为主,又分为心算、笔算和珠算。

张健华教学方法灵活,与学生随时随地互动。比如,麦子黄了,便教“麦子黄了”四个字；学生问:“天上为什么打雷?”先生便讲打雷的道理；有的孩子要去锄地了,跑来叫老师教他“锄地”两个字,老师便在他的石板上写上“锄地”。有时张老师也把大家集合起来讲自然课,启发儿童问,老师解答,孩子们的求知心是很大的,有时问的问题很多,“鸟为什么能飞?”“天上有多少星?”“打雷是不是有神?”问得奇奇怪怪,有时弄得张老师也不能马上答出来。

孩子们的草筐里放着盆子底做的石板、化石或自造的粉笔。拾草休息的时候,学生们便在石板上或地上写字。家里的墙上缸上桌子上,到处是孩子们写的白字,家长得空也学上一学。村里的林庆安大爷对记者说:“小孩子都变了,也不打架了,也不偷懒了!除了干活就是学习,其余什么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麦假以前,庄户学举行了一次考试,不到四个月的学习时间,甲组的大孩子能识100到300字,乙组的能识70到80字,丙组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能识40到60个字了。这些字都能讲、能写、能用。有7个孩子会量地,写地牌,有10个孩子能写简单的信。有许多孩子把“小九九”背熟了,百位内的加减法也都会算了,而且能运用学的算术来算账记账,家长们对学生学习成绩很是满意。

庄户学给村里带来的变化不仅是识字。麦收前下了一场大雨,莲子坡的街上都是泥水,好几天不能走路,百来个学生一齐动手,除泥的除泥,抬沙的抬沙,泥水狼籍的莲子坡街变成一条很清洁的铺沙小马路了。这点顶受老百姓的欢迎,一个老大爷说:“我活了六七十了,下了雨能走干爽路,还是头一次,这些小孩子真是了不起!”

张健华的住处就像庄里的“问事处”和“办事处”一样,不是老百姓找他说事,便是村干部找他帮助工作,整天有人进来出去的。不光是小孩子们去打“官司”,就连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心里有了不如意的事,也来向他诉说。

张健华运用民主方式组织学生,学生们分类管理,每队选出队长,女生有专门的识字班,还由村民选举成立了庄户学指导委员会,“村民刘德福当主任兼学习委员,村民林庆安当生产委员,还有刘玉珍、刘和□(原文缺)、陈希周三人为监察委员,现在庄户学的一切事情都是老师和指委会商议办”。这像不像现在的家长委员会?

1945年底,抗战胜利了,张健华当选为滨海区的教育英雄。

2016年,临沂大学教授黄立宇第三次采访了张健华。如今90多岁的张老,名字已经改成张建华,他从湖北工业大学离休,对“庄户学”开办记忆犹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回过刘家莲子坡。他告诉黄立宇,之所以被评为“教育英雄”,是因为黎玉在一次会议上说,前线有战斗英雄,后方教育也应该有教育英雄。

《大众日报》上的报道引发了根据地兴办庄户学的热潮,洙边区有农民表示:“想想过去吃的那些亏,受的那些骗,就是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颁布了好些年,咱们还是蒙在鼓里。来了报,不能看,发了书,干瞪眼,从这以后非得好好读书识字不可。”兴办庄户学之后的春节,这个村放了三声大炮,一炮庆军民大团结,二炮庆群众大翻身,三炮庆文化大进步。

“识字班”第一人林守英

张健华戴着大红花回村,不久来了一位记者要拍摄庄户学上课的照片。张健华就把“识字班”组织起来让记者拍照,现在这张照片成为有关山东根据地民众教育的经典照片——一群大辫子姑娘坐在磨盘边上上课,挂在墙上的黑板上写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照片中那位正在授课的姑娘后来被称为“识字班”第一人。

如果编一本临沂字典,作为词条的“识字班”必定入选。在临沂人眼中,它既是一种组织学习的方式,更是年轻女性的代名词。到今天,“识字班”仍是临沂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名词,专指年轻女性。妇女踊跃参加识字班与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放足运动紧密相关。由于根据地民众教育尤其是妇女扫盲成绩突出,“识字班”逐渐归并为专为妇女参加。虽然识字班、小先生(小学生教成人识字)、冬学(冬闲时节学文化)等形式的教育开展早于庄户学,但由于“庄户学”在教学方式上的创新,使得识字班、小先生等形式焕发了更大的生命力,很快传遍了整个根据地。

2007年,黄立宇在拍摄一部纪录片时,无意中寻访到了照片中的林守英,进而了解到正在授课的“识字班”则是她的妹妹林守明。尽管林守明那时有脑血栓后遗症,半个多世纪没有写过字了,但老照片上模模糊糊的字她记得一清二楚,并且当着黄老师的面,用粉笔在自己家的大门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照片上的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

赵守勇告诉我们,林家跟张健华家是邻居。林守英本来就是识字班的积极分子,庄户学开办后,她在家又坐不住了,“葛伙”(约请)了林守明、林和芬、圣德英等一块去找张老师,由于她的热心积极,张老师在莲子坡成立妇女识字班,林守英当了队长。妹妹林守明聪明好学,成绩突出,成了识字班的“小先生”。姐妹俩是识字班里的学习明星。

林守英表现突出,1946年当选为学习英雄,跟老师张健华同台领奖。《大众日报》不仅报道了教育英雄张健华,也报道了学习英雄林守英。

报道中说,林守英的父母保守,庄里成立识字班,他们不让林守英去上。晚上儿童上课,林守英偷偷地在窗下听,回家迟了半步,家里就关上门不让进来。林守英刚去上识字班时,她妈妈好几天不给她饭吃,都是她嫂子偷着叫她小侄送个煎饼给她。“但是不管家里怎么统治,她生产不忘学习,织布的时候,机旁的□(原文缺)上写着字,一面织一面学；几个人一块织布,一边织布,一边对着剧词；到吃饭的时候,若饭还未做好,她抽空伏在桌子上写字；在炎热的夏天她不睡午觉来学习；纺线的车旁放着石板写上字,下湖种地拾草,总是带着石板,拾一会学一会。为了进步的快,她又用了互相写信的方法。到如今她能识八九百字,写信、写路条、记个账都能行”。

“她不但自己学习,而且动员了全家上学,大小都能写自己的名字。文化上提高,政治上也提高了。她父亲林庆安过去不准她上学,现在在林守英教育下,也成了区学习模范。上年有天晚上,全家在一块进行测验,林守英提出:‘新四军为什么北上?’\‘什么叫三模运动?’等,她大大、嫂子答不上来,她给他们解释了。像上了一堂政治课……这次来开会,她父母和哥哥都给钱叫捎着花。在家庭她也取得了地位,有什么事全家商量,吃饭男女一块吃。”(旧俗吃饭时女人不上桌,男女一块吃,意味着妇女地位的提高)

林守英当队长的识字班成为洙边区第一个模范识字班。她到界首开会,听着新四军北上住在她庄,马上写信给识字班,叫打扫房子,烧洗脚水,缝洗衣服,真诚地拥护主力。全识字班如今都能打路条,已有5个能看懂《滨海农村》,并培养了两个小先生。

“庄户学”是新型教学模式,在推广庄户学过程中,吸纳广大村民参与,把儿童教育转变为成人教育,教育对象空前扩大。庄户学成为乡村文化中心,成为推进乡村文化的传播机构。

1946年滨海区专员谢辉在总结政府工作时说,战前全区所有中小学校抗战开始后即全部停顿,民主政府成立后到现在计有小学2000处,男女学生9万余人。庄户学、识字班、儿童团等校6590处,学生30余万人。他由衷地感叹,我们看出了民主推动了文化,文化又推动了民主的真实意义,这种民主文化上的自由,恐怕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才能见到吧!

“村里大小工作都要通过庄户学去学习、动员、宣传、贯彻。像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减租减息、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文化娱乐、改造二流子等等,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庄户学帮助完成的”。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庄户学不仅仅是政治宣传的机构,也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更是文化宣传的阵地,为凝聚乡村力量、移风易俗、养成新的文明习惯作出了重要贡献,构成了根据地农村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量。可以说,庄户学是莒南人民在办学上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困难时期改造群众传统文化所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

1946年3月5日,莒南县教育模范大会召开,各组选出的模范分别进行大会报告。在报告中,以张健华、林守英等为最生动,所有代表和来宾都静静地听着,并不时发出低声的赞叹。9日开始大会选举,张健华等当选为县的特等教师模范,林守英等为特等学习模范。下午,十字路的秧歌队前来献旗献花,姑娘们唱着:“你们是火车头,文化翻身的能手……一朵鲜花献给你……”模范们也把口号呼起来:“回去多多培养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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