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古道话沧桑
古道，史曰“故道”，始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
《诗经·何草不黄》曰：“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此诗系一位妻子描写对从军征战的丈夫之思念与哀怨之情，说明早在东周时期已有车马之道，周文王时代的中原王朝虽说文治武卫、相对太平，是稍后的孔子极为推崇的仁政与礼制时代，但北有猃狁，西有戎狄，“四夷交侵”，因而四面受敌，战事连绵，造车修路势在必行，于是加紧修筑北征西战的车马栈道。此时的车马之道，《诗经·大东》中描述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仅平坦，而且直如箭矢。而古时的西戎或曰戎狄，即在今西北甘青陕一带。到西周时期，据充满神话色彩的《穆天子传》描述，梦想成仙，并腾云驾雾的周穆王“驾八骏之乘”，“率六师之众”，西游会西王母。至于“西王母之邦”后返程中，跨祁连山、于临津渡（今积石山县大河家）过黄河，经狄道、陇山到达镐京（今西安）。据说西王母后来从万里之遥的两河流域或者两海相聚之“西邦”前来回访周穆王。这是浪漫主义手笔下的文学作品最早描绘的秦陇至西域的古道，为后来的丝绸之路预先构画出一条跨境线路图，也可知长安至河州古道历史之悠久。再有，几乎与此同时的屈原在《离骚》中赋吟道：“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据古典文学和史学界权威的注释，“羌”乃西羌，盘踞于今甘肃东南一带。司马迁《史记·秦本记》载：“中谲，在西戎，保西垂。”司马迁此处记述的是秦人先民，当时的“西戎”占据的“西垂”在今甘肃大半境域。西汉初，中原王朝与西羌诸部族征战，古枹罕成为汉王朝治服“西垂”的战略重镇和军事要冲，开始拓通狄道、枹罕等道路。武耀天下的汉武帝遣使西域的同时，又开通和延长了长安经天水、狄道、枹罕直到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到了日薄西山的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宋建趁势在枹罕建立割据政权，自称“河首平汉王”，到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易都许昌，此时的曹操基本上一统北方，命夏侯渊为元帅，讨伐河首平汉王，将宋建君臣及城垣连根拔起。至于夏侯渊大军往返的路线，一部洋洋洒洒《三国演义》浓墨重笔描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一带），罕见曹操征伐枹罕的文字描述。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发兵关中，沿汧陇道进军，平定以韩遂、马超为代表的割据势力，韩、马从回中道败逃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曹操又沿陇关道消灭了盘踞在枹罕的‘河首平汉王\’宋建，关西地区遂并入曹操势力范围。”诸葛亮卒后，魏将邓艾进攻蜀国，走的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陇蜀阴平道。而诸葛亮一手栽培的接班人姜维，与魏军斗智斗勇，征战于秦陇之间，自蜀国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开始，姜维有七次带兵北伐魏国，其中六次兵出陇右。《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记述其中一次兵出枹罕之事。姜维攻占汉中之时，魏将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掌兵权。姜维即知此时“若不伐之，更待何时”，夏侯霸适时进言：“可将轻骑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则诸郡可定。”足智多谋的姜维当机立断，“于是姜维引兵五万，径取枹罕。兵过洮西，守边军士报知雍州刺史王经，一面告知征西将军陈泰。”这一次，姜维在故关（洮河西）打败魏将王经，后攻狄道、枹罕，久攻枹罕不克，只好撤兵返回。因为有“智在周郎之上”之誉的姜维知道，若能攻取狄道、枹罕，“则诸郡可定”，足见枹罕战略位置之重要。难怪曹操及早下手，捷足先登枹罕，以以石击卵之势铲除宋建在枹罕的割据政权。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代，“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中原王朝天灾人祸，战乱不断，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中原一带缺乏耕牛，只好到西北高原“戎狄”去征收，而此时的“戎狄”就是秦汉时期的西垂西戎。随后，雄才大略的隋炀帝欲大兴丝绸之路贸易，但由于吐谷浑的不断进犯和骚扰，丝绸之路常常被阻断，西域诸国使节和客商只能滞留在河西走廊的张掖。于是，隋炀帝亲率40万大军征讨吐谷浑，从长安出发，进入甘肃境内的陇西、天水，走狄道至河州，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隋书·炀帝纪》）临津关即积石山县大河家渡口，西平即西宁。隋炀帝这一出征，虽说在风雪交加的雪域高原受了些惊恐和损伤，但终究扬了国威平了吐谷浑，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返回途中经河州，命一位大将拥兵镇守临津渡，可见大河家临津渡当时的重要性。到了唐代，随着唐蕃之间的战战和和而唐蕃古道一步步开通。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藏王松赞干布，由江夏王李宗道带领数千人马一路护送。文成公主一路或坐在驷马大车里面，或由八抬大轿抬着，反正金枝玉叶并身负和亲使命的公主不会鞍马劳顿，更不会徒步行走。不管怎样，可以断定此时的道路已是一条车马通行的官道。当年文成公主一行人马从长安娘家出发，进入甘肃天水、武山、渭源到狄道、河州；在河州或过凤林关，跨“天下第一桥”过黄河，或从隋炀帝大战吐谷浑的临津渡跨黄河；过黄河之后经巴燕格戎（循化、化隆一带）逶迤到达吐蕃首府逻些（康巴藏语发逻些，安多藏语发拉萨）。《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所记唐蕃古道有多条驿道，其中“或经岐州雍县，出大震关，过河州枹罕至鄯城。这两条路中，岐州道是唐蕃古道的主道……”
宋初仿唐制，全国设10条主干道，到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析设为26条道路。宋朝的茶马榷场主要在西北的陕甘一带，初以铜钱买马，后改以茶易马。据《宋史·食货志》载，北宋在原有的三大茶马榷场基础上，又增设熙（临洮）、河（河州）、岷（岷县）、通远军（陇西）、宁河寨（陕西佳县）、永宁寨（山西石楼县）六大买马司。其中四大买马司就在甘肃，而熙、河买马司位居川陕茶叶与青藏马匹必经之地，会聚之所，其繁荣程度不言而喻，或许买马司与茶马司有所不同，它可能是一种临时性机构或市场，是单纯的官方征收马匹行为。北宋熙宁6年（公元1073年），王韶由熙州进军河州，吐蕃首领木征败走。其后反反复复几回干戈，木征最终降宋。王韶征服木征的同时，拓通了前人的“君王之道”，并受命治理河湟、甘南、陇南，沿着三条古道北伐西讨南征。北路虽说木征已败北，但此路吐蕃骁勇好战，反复无常，修路固关实边工作一朝不可懈怠。西出土门关至甘南草原，据考证，土门关为明洪武年间修筑，关门两边山梁上的城墙遗迹在草丛中若隐若现；是太子山脚下、大夏河两岸修置的24关中最为雄伟的一关。与此相互印证的是，西出土门关30公里处的麻当乡大夏河北岸山崖上有一座“怀羌城”遗址，地方文史资料认为此城堡为北宋王韶治理安多地区时所建，有地下出土文物为证。那么，具有军事常识和战略眼光的王韶将军不会对土门关视而不见。其实我们后人往往害的一种文化焦躁症是，自从民间或者田野的一手资料变成铅字印刷品以后，人们似乎只是埋头于文字纸堆里寻找所谓铁打的史实，对于民间田野反倒不屑一顾。再向西南的甘加草原，有“八角城”遗址轮廓十分清晰，从地下挖出的唐宋时期金属货币、硕大的方砖条砖，敦厚的筒瓦板瓦考证，至少在北宋或北宋以前所建。这至少能够证实，宋代河州至甘南藏区的这条“西路”已经纳入官方的军民两用通道，《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麻当“怀羌城”标记在内，说明河州城、土门关、怀羌关、八角城，古道沧桑，由来已久，凝结着合合散散、磕磕碰碰的华夏民族自古大一统的历史真实。南路从槐树关、冶力关进入洮州（今临潭），镇抚洮州这一陇南通往安多藏区的战略重镇。
元明以后，驿道建设完备，在唐宋驿道的基础上，明王朝加强了河州驿道的建设与茶马交易的往来，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大事记）记述：“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为解决军事、驿传用马，一面申明马政，禁将士私用战马，限官员驰驿多乘，一面遣宦官赍绫绢茶叶市马于河州。”河州驿道成为全国8条干线中明王朝茶马贸易最为频繁的驿道，随之河州境内增设和建立驿站6所：三岔驿（今康乐县城）、定羌驿（今广河县城）、宁河驿（今和政蒿支沟）、凤林驿（今临夏市西关）、银川驿（今积石山银川乡）、长安驿（今积石山大河家）。驿站之间相距10里或15里设铺，河州境内有19个铺。于是，自明洪武3年（公元1370年）徐达副将邓愈攻克河州以来，河州驻将和地方官吏开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补路固桥，朝廷适时批准在洮（洮州）、秦（天水）、河（河州）、雅（四川雅安）等地设立茶马司，其中三大茶马司在甘肃境内，河州、洮州、天水三大茶马司由西向东呈三点一线。从贸易的规模和客商的流量看，河州茶马司居各大茶马司之首，正所谓“秦陇以西，繁华称首”，成为西北乃至西南最大的茶马互市和商品集散地。于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在河州交接和延伸，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本土诸族与西域番商在这里会聚，作为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和茶马古道重镇的河州，成为沟通中原王朝与西部诸族、华夏与西域的一条金色纽带。
清王朝基本沿袭明制，取缔银川、长安二驿及不少站铺，保留并加强了河州凤林驿。到清末，河州城始有邮政代办所。以前快马接力的驿站随之消失，此时的河州，可能已经开通了“汽车路”。自明末清初开始，河州的马帮驮队已初具规模。这些脚户驮队，沿着四通八达的马路与栈道，短途或单人匹马，或三五合伙；长途则由一位“大掌柜的”带领下，成群结伙组成头帮、二帮、三帮等若干马帮队伍，风雨兼程，风餐露宿，一辈一辈薪火相传，为河州地区乃至西北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据张思温《河州经济琐谈》记述：“这些脚户行经崎岖危险的阴平小道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越高峻秦岭；走高崖陡沟的东乡；跋涉‘大力架\’的雪山而至循化、西宁；冒着风雪雨雹，到甘南藏区。每天随着骡马步行60-80华里，一到站便要喂饲牲畜，检查修理鞍鞯，晚间还要守在槽头，往往彻底不能很好睡眠；为了节省开支，许多人从自己家中带些干粮就茶吃，最多吃店内一碗面，生活极为艰苦。”而根据河州花儿和宴席曲中有关脚户行当与行程的描述，河州脚户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道路。一为甘青，二为甘川（阴平），三为河松（河州至松潘）。河州至青海至少有三条道路，一为经东乡至永靖渡“天下第一桥”过黄河，走青海民和、西北方向扁都口到河西走廊的张掖；向正西经官亭到循化、化隆，或走贵德，或从西宁辗转到达拉萨。这是一条重要的唐蕃古道。二为河州（临夏市为中心）至积石山大河家过临津渡，胆战心惊走积石峡、孟达峡到循化，然后继续行程。三为经临夏县麻尼寺沟老鸦关进入关滩沟，绕行大力架（藏语，达日加雍措）山，右拐朝西到青海循化，或去贵德、盐海（青海湖）去驮盐，或经西宁去拉萨经商，须得经日月山、倒淌河、花石峡、玉树、越唐古拉雪山、过那曲，至少20多日行程方可到达拉萨。甘川古道从河州走狄道（今临洮）或者经槐树关、康乐、冶力关均可到达陇南，途经岷县、宕昌、碧口，碧口以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是刘备、诸葛亮进入蜀国的关口和古道，也是李白《蜀道难》描述的“剑阁峥嵘而崔嵬”的雄关险隘。古代的蜀地因无路可行而与中原隔绝，直到公元前306年秦惠王灭蜀，派使张仪置蜀郡，筑都城。据说，秦惠王派五丁力士去蜀地开山辟路，秦蜀之间才修通了一条崎岖窄险的栈道。又有一种版本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去迎接。回途中走到梓潼，见一巨蟒钻入山穴中，五力士击打蛇尾，并使劲往外拽，结果把山拉倒，五力士和五美女皆被山覆压，山也分成了五岭。（见《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本纪》）史实加传说，印证了《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攻占楚汉中，置汉中郡，随后进军巴蜀，以比战争更多的人力财力修筑道路，以至“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实际上，古时的秦国位于陕甘边境，并在甘肃境内的华夏人祖伏羲故居天水几度建都，因此这条军民两用的古道历史悠久、名扬天下。不过，河州的脚户很少走这条古道，因为一则路途遥远，行之苦不堪言，人畜皆力所不及；二则山势“连峰去天不盈尺”，栈道“畏途巉岩不可攀”。根据河州花儿和宴席曲中有关脚户行程的描述，西南的河松（河州至松潘）古道是河州脚户走得最为勤快和频繁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河州西南方向有左、中、右三条途径出口：从临夏县麻尼寺沟老鸦关绕行大力架山南麓到达有“八角城”遗址的甘加和被誉为“小上海”的拉卜楞；再从拉卜楞向南进入扎油沟到达黑措（今合作市，“黑措”、“合作”系藏语，羚羊之意）。此为右路。西出土门关，大夏河北岸山壁上有一条栈道，单人匹马可以通过。这条栈道出关几步就进入一条山势险峻的山沟，栈道崎岖窄陡，谷底丛林密布、漓水滔滔，甘南人俗称这条沟为“太阳沟”，据说山峰耸立而迭嶂起伏，一日之内太阳九起九落；而河州回族则称之为“排勒沟”，“排勒”系波斯语，意为精灵、神汉，比喻山峰魁伟高大。坎坎坷坷，溯河而上，到王格尔塘路分两岔，右拐向西经洒索玛、达麦到达草原名镇拉卜楞；径直向南经唐尕昂、卡加曼翻越地势平缓的依茂梁到黑措。此为中路。正南方向出槐树关绕太子山或从和政新营关走亚当沟均可到达甘南境内的上卡加（藏语卡加多玛）土房沟，经佐盖多玛、佐盖曼玛到达博拉或者黑措。此为左路。黑措或博拉脚店是上述三路人马走松潘下四川的会合碰头必经之地。在黑措或博拉脚店作短暂休整，然后向西南方向的草原纵深进发，途经阿木去乎、碌曲桥头、尕海滩、郎木寺、热当巴，在若尔盖过后来红军跋涉的沼泽地，过岷江，爬栈道，到达松潘。若是走雅安、成都或马尔康，那么脚户哥们可在松潘歇歇腿脚，养养骡马，隔日接着上路前行，不会贻误行程。但是，雅安虽说是朝廷下文批准的茶马司，蓉城可是曾经建都的古城，可是脚户族的花儿和宴席曲中很少出现雅安和成都，而“松州”、“松潘”不仅频频口传和吟唱，而且脚户们驮回的细茶、砖茶、窝窝茶（沱茶）到了河州就叫做松州茶。不仅如此，而且后人忽略或者没有发现河州脚户的意外功德是，在艰难跋涉、出生入死地“茶马贸易”、互通有无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沿途栽植了花儿文化的“牡丹”，撒播下伊斯兰文化的种子，河州到甘南，甘南到松潘，再到茂县、雅安、马尔康等沿途各大村镇风格独异的清真寺便是茶马古道藏回传统友谊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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