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苗文彬年师大附中初一学生康乐插队知青苗文彬和
讲述人：苗文彬1968年师大附中初一学生康乐插队知青
苗文彬和同学们在知青点
重回知青点在老房子前留影
当年刊登知青名单的光荣榜
插队出发时的情景
曹家沟的知青们
在众多家长眼中，中学生是离不开父母的孩子。而在46年前，300名师大附中中学生已经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为艰苦的历程。
1968年11月26日，西北师大附中的操场上人头涌动，多辆大卡车一字排开，面带稚气的学生们三三两两站在操场上，等待着他们命运改变的时刻。大约10点钟，车队出发了，伴随着车轮滚动，这些学生的人生从此走向另一条道路。
这300名学生是师大附中首批上山下乡插队的学生，其中既有十二三岁戴着红领巾的初一学生，也有十七八岁的高三毕业生。他们要去的康乐县八松、五户、草滩等地多在大山深处，山高林密，坡高谷深，极为艰苦。插队生活中，这些中学生，既经受了空前的困难和挑战，也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他们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收获呢？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苗文彬讲述的300学生插队的故事。
十多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走向未知的命运
下乡插队，对今天的初中生来说，很是陌生。在46年前，这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行动。我和师大300名同学也成了这个大时代的一部分。
1968年下半年，同学们之间传着小道消息，要下乡插队了。后来报名了，大家都很踊跃，不报名就意味着你落后了。确定名字的过程自然是保密的，但后来同学传说下去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学生。
11月20日晚上，学校加班加点印制战报公布了要下乡去的同学名单。战报上慷慨激昂，开头就说“皋兰欢呼舞红旗，黄河奔腾来报喜。我校300名应届毕业生被光荣地批准为首批上山下乡插队……”光荣榜上列出高三到初一下乡同学的名单，我们班有9人，我是其中之一。
战报在校园里广泛张贴宣传。我听到消息后，既失落，也高兴。高兴的是总算有了出路，失落的是对前途很茫然。学校召开了大会，宣读了名单，尽管对前途两眼一抹黑，都不清楚下乡插队是怎么一回事，但不影响大家的激情，榜上无名的同学冲上去，坚决要求下乡。
简单收拾了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无非就是洗漱用品，被子衣服啥的。出发的时间是26日。天阴沉得很，快要下雪了。广场上停着十几辆大卡车，我提着行李，问一问车上人坐满了没。同学说满了，我就去下一辆，终于找到了一辆没满的车辆，把行李扔上去。车上有3个初二的同学，算是认识，后来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上车后大家都默默坐着。
没有出发仪式，没有喧天锣鼓，没有家长送行。大约十点钟，有人喊出发了，卡车一辆跟着一辆走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车上有了哭声，像传染的一样，其他车上的同学也哭了起来。一条未知的路就在我们前面展开。
天越来越阴沉，雪花飞舞。到了七道梁时，车队不得不停下来加装防滑链，等到临洮已是下午1点多。卡车上没有篷布，我们满头满身白雪。车直接开到了洮河渡口，一辆一辆过河。4点左右，到了康乐县县城，县上在电影院举行了欢迎大会。
开完会已是黄昏了，上了原来的车，继续出发。同学们分开了，5辆车去西面的八松公社，10辆车去了南面的草滩、五户公社。其实，我们要去的地方，县上早就联络好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出了县城车灯就打开了，车上无人说话。忽然，发现后面车没了，那些同学的命运就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夜幕中听见有人大喊：“苗文彬！”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车就呼啦啦过去了，留下了一阵阵尘土。心情特别压抑，知道是到农村，但不知道究竟还要走多远。
生活很艰苦，忽然身患重病，一位大夫救了我
我们这一组翻越了一座大山——朱家山。山路非常陡，下山时有几个急弯，第一次走这样的路，记忆非常深刻。
山脚的村子叫下朱家。车在村边停下了，“下车，下车！”我们就跟着下车了，到了打麦场。一路风雪，好冷，好冷。乡亲们点燃了一堆火，烤了一阵，身上才算有点热气。随后，我们就分开了，到了乡亲家。乡亲们做了一锅疙瘩汤招待我们。所谓的疙瘩汤，其实就是杂粮面片，面拉不开，成疙瘩。吃完，连衣服也没有脱，就睡在了乡亲的热炕上，一觉就到天亮。
早晨，起来向四周看看，群山环抱，山上白雪皑皑，有点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夹皮沟的情形。雪厚得很，差不多到了膝盖。在兰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雪，有些兴奋。殊不知，到了这里，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各村的乡亲们赶着牛车来接人了。牛车是木头车轮，一人多高，看上去很是古老。
开始分人了，同学们对我很照顾，他们过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此时，原先的要好的同学都不知散落到了哪里，只能临时组团了。我和其他4名男同学、4名女同学组成了一个知青组。路途依旧漫漫，将行李放到牛车上，我们跟在后面，顺着两道深深的车辙，往山里面走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五户公社打门大队上打门小队。村子不大，人很纯朴。牛车停在了几间看上去很破的房屋前，这是男知青的宿舍了。女知青则借住到了社员家。
一进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怪味。屋里只盘了一个炕，其他啥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宿舍是临时用马厩改建的，那股怪味就是马粪的气味。随后的一年中，我们就天天在这样的气息中度过。
生活非常艰辛，我们学习适应生活，学习各种农业知识，有悲伤，也有欣喜，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我算是小弟弟，而且也很瘦弱。离开兰州前，我去看望关进牛棚的父亲，他当着我的面，鼓励我到农村去要接受各种教育，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可是当我离开后，父亲就哭了，在他看来，我瘦弱的身体是无法坚持到最后回城的。
果然，时间不长，我就面临着一道生死关口，患了痢疾。
在那个年月，痢疾是一种很重的病，没有药，起初只能硬扛，不断地腹泻，吃了不少大蒜，但也不管用。后来便血，知青点房间很冷，我就睡到生产队长张富堂家的热炕上，人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了。第三天早上，他们喊我时，我连水都喝不动了。队长立刻让他儿子到公社医院购药，我迷迷糊糊告诉他，药名痢特灵。等我再次清醒时，眼前是公社医院的王大夫。她给我熬了一罐中药汤，灌了下去，这才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种出的洋芋，让乡亲赞叹，磨砺中度过那段时光
吃得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现在的中学生是无法想象的。1971年春天，当兵的姐姐从兰州赶来看我，她边走边问，奔波了一天，直到黄昏时才找到我。知青点上只有我和周小倩两人，我带着姐姐参观了一圈，周小倩忙着做饭。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顿饭，洋芋切成大块，煮到半生不熟时，下入面片，最后撒一把盐，这就成了。姐姐来了，我们还特地炝了葱花。给姐姐盛了一碗，我和周小倩就呼呼吃了起来。姐姐没有吃，端着碗在哭。晚上，我和姐姐说话到半夜。她一直不停地哭，为我的命运和生活而哭泣。我说挺好，衣服虽旧但很干净，身体虽瘦但很结实，生活很苦但还能吃饱。随后，就是无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不知道怎么安慰我。
天亮了，我送姐姐翻过朱家山，她给我塞了5元钱，就哭着上车走了。
生活虽苦，但我们用各种方式战胜困难。想尽办法解决一件件难题。插队期间，我们完成了人生中难以计数的第一次。第一次蒸馒头同学们不知道用酵母。第一次下田劳动，第一次盖房，第一次骑马……人生就在这苦难中慢慢积累发酵着。我们不甘心大好年华就此荒废，我们顽强地学习。用农家火盆烧烙铁装了半导体，用洋芋窖做暗室冲洗照片，读书写诗，当代课老师……没有虚度那段时光。
知青点来了串门的同学，组长冲伙房高喊一声：来同学了，再加一瓢水，再撒一把盐。苦中作乐，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
插队第二年，曹家沟门大队的何家骅他们将生产队划给知青点的六分地，种成了洋芋。这时，我们这些城里娃，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农业生产知识，就想来一次科学种田。于是，他们买来书，按照书上的要求一尺间距下种，但是没有肥料可施。乡亲把这块知青田叫做卫生田，再加之当地乡亲们普遍用的六寸间距。社员们断定秋后收成很低。谁知，秋后挖出的洋芋大而多。乡亲们对我们都很信服。
插队三年，我们学会了生存，学会了面对现实，苦难也是种压力，生活磨砺着我们奋发向上。恢复高考时，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我们无愧于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文/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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