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管卫中著名文学评论家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知青
讲述人：管卫中著名文学评论家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知青们背着喷雾器管护庄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年战友再聚首
这些天，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知青》，再次把许多人的视线和记忆拉回到了那个特殊年代。
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行动，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1969年形成高峰，1977年，知青上山下乡结束。无数知识青年，在这场大潮中被送到了农村，他们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中劳动锻炼，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也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1974年，轰轰烈烈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动已经过了高潮，即将走入它的尾声，也就在这时候，年仅16岁的管卫中和二十多位同学被送到了康乐县苏集公社丰台大队插队。在那个8个人组成的知青点上，年龄最大的17岁，年龄最小的15岁。这个小集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他们陌生的人生历程。
三十多年后，管卫中讲述了当年的知青经历。
泥泞之路， 一段泥泞人生
知青生活，绝对不是小说和影视剧中描写得那样轰轰烈烈。相反，它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以至于在记忆中留不下多少值得回味的东西。
大概是1969年，那时我还在康乐县中学读书。我们曾多次敲锣打鼓去欢迎从兰州下来的知青。他们站在一辆辆卡车上，打着红旗，喊着口号来到康乐县城。乱哄哄跳下车，一个个非常兴奋，就好像是去奔赴什么轰轰烈烈的日子。在县民政局，女学生们围着一个民政局负责接待的干部，询问分配公社的详细情形，要求分到好地方。女学生们很大方，抓住干部的胳臂摇来晃去，叽叽喳喳，弄得那个黑瘦的干部应接不暇又难为情。然后，她们学着那位干部的腔调说，我分在“唔哒哒——了”，用语气长短来表明路程长短，然后笑成一团。现在想来，那些知青真单纯，她们压根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是一段怎样艰苦的日子。
几年后，下乡也轮到了我。最终，我也坐上大卡车，和其他二十多位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被分配到了苏集公社丰台大队。
那是1974年5月的一天。下去前几天，大雨不断。我记得很清楚，下了卡车背着行李往村里走时，乡间道路泥泞不堪。大家跌跌绊绊走在烂泥路上，一脚下去，鞋就被粘在泥地里了，用力一拔，脚拉出来了鞋依旧在泥中。一不小心就滑倒在泥里头。好多年后我想到，这似乎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我们从此走上了一条泥泞不堪的人生之路。
到了丰台大队第三生产队，那其实是一个单独的村子，我们四位男同学四位女同学分别被安置到了两户人家。 到了第二年春天，村里给我们修了知青点，一个土围子，里面盖了五六间平房。
插队三年，没有吃过醋
乡亲们对我们不好不坏，没有表现出多高兴，也没有多少排斥意识，反正上面有政策，就这样了。那时候队里一年就产那么点粮食，社员们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靠吃洋芋度日。我们八个青年下来，肯定要分掉他们的一部分口粮，乡亲们自然不愿意；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到来也在无形中增加村里的壮劳力，给村里带来些活力。
一切都要从新开始，从头学起。从衣食住行，到各种农活，甚至一个非常小的生活细节都要学。
刚去的那一年，我们还是吃供应粮，每月供应28斤面粉，还有半斤清油。第二年，就没有了，完全依靠我们自己从生产队挣工分分口粮。那时，干一天能挣0.8个工分，一个工分大约能值一毛五到一毛八，也就是说一天能挣0.12元。辛苦一年下来，基本上能分到三百斤小麦加青稞，百八十斤洋芋，二斤清油。一年的日子就指望这些口粮过活。头一年，我们不懂得计划，先吃白面，吃完了再吃青稞面，到最后只能吃洋芋了。
插队近三年，我们没有吃过醋。当时，醋只有生产队长家里才有。社员们只能吃浆水。一年四季，人体需要酸就从浆水中补充了。那也就是下饭的菜，此外不吃菜；不是不想吃，是没菜吃。肉就更别想了。
虽然加上洋芋也能填饱肚子，但活却是重得很的体力活。譬如出窑，人都脱光了，就剩个裤衩，从窑里往外搬烫手的砖瓦，汗滴在砖瓦上还滋滋冒烟呢。浑身汗洗过了，泥一道，汗一道，后背烫得发红。冬天到山上平田整地挖梯田。那叫“农业学大寨”。我们知青有一面红旗，上面写着知识青年突击队。到哪里干活，就把旗子插到哪里。三伏天拔麦子，手都捋烂了。
不用问，到离开农村时，抓杠犁地、撒种子、搭麦垛、打连枷、扬场……所有的农活我都比较在行了，像个农民了。
千斤柴车，推着我在山路上飞奔
最大难题是烧的问题，砍柴是非过不可的难关。时至今日，想起在山里砍柴时的艰险，我们依旧心有余悸。
我们那里没有煤，做饭用柴火，烧炕用麦衣。那时，村里的麦草是不能用来烧火的，要喂牲口。冬天，房子里不生炉子。白天，是屋里的气温最低的时候，低到了什么程度，冻得人直跳。北京来的一位知青冻着无法忍受了，就扯几张纸，在簸箕中点燃，烘手取暖。幸好，晚上还有热炕。
很快，我们就面临着冬季里最为严重的挑战。柴火用完了，必须进山砍柴了。冬天，进山砍柴和夏天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寒冬腊月里，为此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从乡亲们那里借来了羊皮袄、牛蹄窝（一种用生牛皮制成的鞋）、褐子护腿。没有这些东西，人很快就会被冻僵的。带上干粮，烧开水的锅、拉上两辆架子车，我们四个人就跟着社员进山了。我们住的村庄到山里有一百多里，全靠我们的双腿奔波。
山脚下的好砍的干树枝都被人砍完了。砍柴火有规矩，不能乱砍。活的树不能砍，不是不让砍，而是活的树非常重，拉不了多少，更不好烧。只能从林间找一些死了且干透了的树。冬天，好砍的柴早被别人弄完了。我们只能往山上爬，翻过山头到树林里找。砍好柴火后，先要背到溜道。这些溜道是乡亲们长年砍柴伐木运送下山的通道，非常光滑，柴火推入溜道，就会顺着山势飞奔而下，再背到集结点。晚上就点起柴火烧水吃干粮，围着火堆眯一觉。两天后等柴火凑够两车，就赶紧装车，尽量多装点，装得瓷瓷实实。干粮吃光了，不敢拖延，两人驾一辆车就顺着陡峭的山路下山。
此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只能借着雪地的反光辨认着路。我驾着头车。冬天，山路上全是冰雪，在这样的冰路上驾车有个诀窍，要将架子车的辕使劲抬起来，使车轮子稍稍离地，依靠车尾摩擦滑行。那晚路特别滑，旁边的同学一看车速加快，危险，就不知溜到哪去了。车就顺着山路往下滑，越来越快，带着风声呼啸而下。起初我尽力驾驭着车辆，到了后来，车子已完全是失控了。推着我顺着山路狂飞。眼看要飞进沟里了，我急了，把车子横着一扛，车子侧翻在山路上了，我被压到柴车下面了。等后面的同伴赶上来时，我已经被压了两个小时。同伴把我救醒，我半迷糊半清醒坐在土坎上等着他们，直到天亮。
这一夜，经历了一回危险。弄不好，不是被飞车推入悬崖，就是被重车压死，抑或夜晚填了狼腹，所幸逃过一劫。
深刻记忆，认识农村现状
要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了怎样的“再教育”，谈不上，压根儿没这事。不过，我倒是不期然地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这对我后来搞文学评论大有用处。
有一次，我们那个生产队的村民与队长之间发生纠纷。
我们村里，大体分为两拨人，一拨是以生产队长为首的当权派，另一拨是以一个姓冶的高个子农民为首的一派。那年头，队长是终身制。两拨人之间的矛盾不小，经常发生各种冲突，其目的是为了推翻队长，取而代之。后来冲突愈演愈烈，冶农民带着人四处上告，要求队长下台。
最后，在大队长的主持下，组织村人在队里开了辩论会，我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双方辩论得非常激烈。村民们拿着材料逐条展示。而队长一方则逐条反驳。从我们在村里掌握的情况来看，队长这一方，应该下台。大队一个领导的儿子，平常把队长骂得很厉害，结果到了他上台发言，却变成了全力支持队长。最后，队长依旧还是队长，掌控着村里的一切。
目睹了这一幕后，我才亲自体验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一幕，也真正认识了中国的农民。这段经历对我以后搞文学有着莫大的帮助。
知青的生活单调极了，没有什么波澜，更没有小说中老村长提着马灯来查看之类的事，我们和村民们相处和睦而已，一切都靠我们自己。
当时，我喜欢读书。幸好父亲在新华书店看库房，使得我能够接触书店库房里的书，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读了能找到的各种书。非常羡慕那时候能在报刊发表诗歌的那些工农兵诗人，整天模仿着他们写诗、写小说，也不知道啥叫小说、诗歌。其他伙伴，有的学器乐，有的进了宣传队，大家在不同的道路上为一个目标——回城，挣扎着，奋斗着。
有的同学有背景，一年就回去了。我们呆着，劳动，心情苦闷，等待命运的安排。终于等来了招工，1976年10月，我来到了兰州维尼纶厂，另一种生活从此开始。
（本版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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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新闻，故乡情，家乡事！不思量，自难忘，梦里不知身是客，魂牵梦萦故乡情。康乐县，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