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侯旭东│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上）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侯旭东：首先感谢李军老师和振华的邀请，感谢诸位老师的参与。关于我新近出版的这本小书，首先需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是丛书的惯例，其实并不存在“日常统治史”这一史学分支。当时跟主编罗志田教授说，是不是换一个名字？他说还是叫这个，然后做个说明。当然担心读者产生误解，在书中专门做了解释，或许各位觉得好像无所谓，窃以为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常统治史，还有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包括我自己主要研究的秦汉史，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区分，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领域里面要划分出一块，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或时间、或空间（领域）。日常统治却非如此，因为没有可以切分下来的确切范围叫“日常统治”。依鄙意，它相当于国家成立之后的历史全部，如果一定要划定个领域。传统的学科划分，是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客体和主体的划分的思路，强调“分类”，重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边界。这种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实体思维。这种思考方式有其得，同样有其失的。日常统治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失。

这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和“日常统治史”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其实还是差别不小。说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对研究者而言的，强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重在思考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如果再说得宏观一点，就等于“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即我们自己该如何研究过去。作为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实际是开放的、没有限定的。自从国家或者政治体诞生之后，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从日常统治的角度去研究，因为日子都是一天一天度过的，不是一跃近四千年，从二里头文化一下飞跃到现在。

当然，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需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和过去关注点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同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其共性，跟另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差别，共性是大于差异性的。如果再看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不断去放大观察范围的时候，会发现各种植物的叶子为何都称为叶子，有其共性，而与花、与茎、与树皮差别更明显。这就是说如果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独特与否，亦是相对的。

过去的史学研究长期强调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学术分工上，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举个例子，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纳入变革过程当中。换个角度看，变来变去，中国文化还是有它内在的前后相沿的部分。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这方面就表现的非常明确。他自己既做历史学的研究，也做社会学研究。他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便是侧重于行为模式。该书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页150）说“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事件正是体现了独特性。这种划分也不是不可以跨越的。历史中有“变”的一面，同样也有很多“常”的一面。我们要拓展视野。需要从“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那什么是“日常统治”呢？说起“日常”一词，重在“常”，而不是“日”。有人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并不限于此。实际是指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见得是每天，可以是有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从逐日到一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也可能重复发生或进行，但时间间隔并不固定，如各种临时性的巡方问俗。前者如书中举的道光帝的例子。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如批奏折，还有大致两天引见一次臣子。每个季度要祭祖，一年一次的秋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重复进行的。当然奏折的内容肯定不一样，但是批阅这项工作每天几乎都要进行，就是所谓的“常”。“统治”是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它不是强调某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秩序的维系，其中就是它的日常状态。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会带给我们类似的错觉。我也曾做一些汉代与三国时期孙吴简牍的研究，或是边塞屯戍机构的文书，或是郡县的文书，能从中体会到小吏们每天的重复性工作——抄抄写写，编制各种各样的文书，收发传递，在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这里面将信息和命令上传下达，人员，物资从收集、调配到使用，这些构成了整个王朝存在的基础，这是一套上下贯通、井井有条的秩序，很多数据都要定期层层汇报，最终到皇帝那里。类似的做法很多甚至都延续到今天。

这些反反复复进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是独特的事件，而是琐琐碎碎、一波又一波的事务。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各层机构的公务员，他们平时很多工作也是如此。这些以往都摆不进历史叙述。偶然出现一些事件，像今年的新冠疫情，构成与日常事务不同的大事件，形成某种反常乃至断裂，但这并不常见。各种各样的小事务和大事件交叉在一起，如果事件持续时间很久，也会逐渐“常态化运行”，如当下疫情的应对。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偶发的反常的“事件”融入日常事务去处理。由此说来，“统治”便是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见《哲学研究》66、67），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另外，也有内容与类别有差别，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又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甚至是相同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不止是重复性，它还包括了内在的相似性。

最后我在书的结论里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实际是想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包括中国史里面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等，从新的观察角度重新界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具体在书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还有最重要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另外还对一些史学中常用的概念做了仔细的梳理，对人与事的内在含义做了知识考古，把它们那些被遗忘的内涵又打捞上来。简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就是研究人事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是关系的研究，而不仅是孤立地研究人，或者研究事，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人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想事和做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获得的知识分类，包括学科分类这种方式，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放在一边，发现更丰富的过去，对认识过去，会创造一些新的可能。

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可能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且是跨地域的，每天都要和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这种状况和过去的熟人社会相比，交往面要广得多。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比如我们去美团网上点个没去过的小店的午餐外卖，快递小哥送到后，打开包装便狼吞虎咽，不会怀疑食物的品质与卫生。这是基于对政府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活动的信任、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信任、基于对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运作的企业与个人的信任，尽管与他们素昧平生。这是较之古代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与此相连的还有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等。新的历史条件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每位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历史学实际是当下和过去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且也会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的答案。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也不是个艺术，实际是认识，但是个复数的认识，也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尝试开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和对现实的感受分不开。

刘缙：侯老师这本大著书名似乎应该叫“当代史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探索”。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讲到日常的“变与不变”，刚好和我最近关注的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有些联系。我这一两年看了不少陕西出土的墓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两方墓志，一方署金天眷元年，即宋绍兴八年（1138）；和它一起出土的第二方墓志上写的却是绍兴九年（1139）。这两方墓志时间相隔仅一年，但是一个使用新兴的金朝年号，一个却仍使用南渡的宋朝年号。底层民众对于年号的使用似乎显得很随意。当然，联系相关历史记载，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宋金第一次合议的时代背景，但是在墓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改朝换代的痕迹。由此使我想到，我们研究区域史，需要关注侯老师所说的“不变”。换言之，以往我们从史料中抽离出来的对后世产生特定影响的所谓“事件”，对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是侯老师在书中指出的，“ 中国历史充当了塞进西方分类逻辑的海绵”（第162页）。回顾自己的研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受我们学院分科的影响，我这些年也关注了一些哲学和佛教的研究，比如在医学史、道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陈抟，佛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张商英，但在古代史领域里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还很不够。这也许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吧。像侯老师书中所说的，传统上对于这些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研究对象“静态化与孤立处理”，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研究范式。陈抟和张商英就是如此，陈抟在医学史上的形象构建，就是来源于朱震在《汉上易传》里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把朱震的判断作为真理来看待，最终构建了他在医学史里的地位。而张商英的护法宰相形象则来源于佛教典籍的塑造。如果我们抛开这些静态化的、孤立的处理，如同侯老师在本书中讲到的“挖掘与重建更多视角下多元的事件等级”的思路（第 212页），仔细梳理不同类型的文献，并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的某种固定形象，其实都可以说是来源于后人的构建，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侯老师虽然在讲“日常统治”，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探索。

王馨振华：我最近也翻看一些金代墓志铭，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这些墓志铭，往往很难发现其中隐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大多数官员——哪怕是中下级官员，其墓志铭主体内容就是记录墓主官职的迁转，除此之外，很少记录墓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琐碎经历，个人往往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但这些墓志铭，尤其是达官显贵的墓志铭，往往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做过官的人来说，他们的墓志铭无法套用这样的叙述模式，往往只记墓主姓名、贯籍、生卒年月及葬地等简单信息，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记忆，与官方意识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比如说皇统三年（绍兴十三年，1143）的《崔晸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于“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军拟往汴抵泽回日也”，这里既使用“巨宋”一词尊奉宋朝，同时又称呼金朝为“大金”。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一个政权把另一个政权打败了，百姓就要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称呼上一政权，但其实它不一定严格施行。

如果忽略了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从墓志铭中考据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利用二重证据法比对史籍记载与墓志叙述之间的异同。如果意识到这些细微的东西所反映出的时人心理，把它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对当时情形的认识会更加多层次化。这是我刚才听刘老师的发言偶然产生的一点小想法。

牛敬飞：侯老师这本书，尤其是前面几章，像是在对中国史学近百年发展的考古一样。我们现在学者写一篇文章，或者学生写学位论文，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制度去选题。这种思维本身是有来源的。我是学习唐代之前历史的，选题非常难，比如制度，大的制度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我们只能研究一些小的制度，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更加小的制度。如此下去，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新的议题。原因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视野。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侯老师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中国史的研究，尤其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中国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它确实陷入了一个瓶颈。瓶颈如何去打破？就需要我们去拓展视野，而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视野，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去吸纳社会学的一些思路，去拓展我们的视野，不要只注意所谓的一个制度、一个事件。侯老师也举了《叫魂》的例子，它本身也是孔飞力从档案中摘出的一个事件，所以事件不是天生就有重要与次要之分的，其实它是一个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制造事件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要善于从史料中去发现新的东西，去反思我们既有的历史研究观念，这是我的第一点收获。第二点是关于如何研究国家，就是书的后面几章。为什么要关注国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搞明清史、近代史的，可以研究很多小的专史和议题，但我们做唐代前面的，离了国家几乎是无法去做研究的。尤其对于——当然侯老师不同意用“专制”这个词了——我们中国的帝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从大到小、从朝廷到村落都会体现影响的这么一种社会状态。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肯定要关注国家、关注统治了。“日常统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除了玄武门之变这类事件，应该还可以去开拓更多的领域，尤其侯老师关于“统治”的几篇论文，我读后能够感觉到如何在更广的社会领域，或者说抛却时间、朝代的束缚，去讨论。我还是需要侯老师给我们界定一下“日常”，跟社会学的结构性的、非历时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日常，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至少他的几篇论文，应该可以当作一个探索，一个对大家的引领。

其实这里的难度是，如果我们的同学、同仁去选择类似题目的话，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么好的材料，比如传舍有那么多的汉简，有的材料它是分布不均匀的，我们怎么去找这种可以做的议题，这是我的一个疑惑。总的来说，我看侯老师这本书，感觉有一点点像在看一本小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样，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本类似的书。 他能够给我们指出现在史学研究的问题来，但侯老师比较谦虚，他没有提出太多的比如我们的历史学如何和社会理论去结合，去拓展新的领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看到我们历史研究的问题了，能不能给我们几把武器，几个方向，让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中古史研究的一些困惑。

侯旭东：现在在唐以前要找到没有人做过的新领域、新问题，几乎没有，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做，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推陈出新，这个取决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不取决于材料，取决你怎么把材料A和材料B结合起来，结合什么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日常统治研究”，而不是“日常统治史”。强调研究者怎么去看这些材料，如何去发现问题。比如传舍研究其实是个老问题，我所做的就是“传舍的使用”，仅仅增加了三两个字，便可以把很多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不用离开原地，稍微转一下脑袋，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观察问题能不能有新的视角。研究者本身如何看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如何看”决定你能看到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客观二分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先有什么，我们才能看到。实际研究者本身在这个思维机制中也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未来的发展正是要靠研究者自身的突破，而不是仅仅依赖新资料。特别是有些断代，不见得总有那么多的新史料出现，且即便有些新史料，它所面临的也可能是老问题，不见得都是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研究。想想《史记》，古今中外人士读了二千多年，不是还在读，还能在其中发现问题，不一定总有《赵正书》一类的新材料，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不同，阅读中产生的联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要靠大家擦亮慧眼，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

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带给我们好的一面，推进了世界观，但也有很多东西束缚我们的思路，需要加以深刻的反省。若能跳出20世纪以来的很多思维框架，可能就会发现新天地。书中强调的关系思维，不只是古人之间的关系，亦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关系。 敬飞刚才讲的结构，我觉得这个词挺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用。关键是要看古人的行为、思维中，如何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关系，稳定性的行为方式，这些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行事方式，而无法超越的，其实就是结构。

曲柄睿：从本科阶段开始，我就是侯老师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读的是《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然后按照侯老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去继续读书，所以其实侯老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兴趣，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我翻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侯氏风格的冲击，也就是细致的史料辨析和社会学思考方式的借鉴。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社会学的方法。就我理解，侯老师并不是将西方的理论拿来就用了，而是进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脉络之中，把握其思考方式，并以之反思中国历史。在这种关怀下，各种文献就成了侯老师的田野现场。他是最像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历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图景，或者说他能够做出前人尝试完成但从未完成的工作。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讨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给我带来的启发。第一，“常事不书”的史学史价值。本书第135页提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的基本立场，具体书写上的模式化，以及常事不书。其实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多次出现了，但我特别想讲的是侯老师对于“常事不书”这件事情意义的发现。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往往都能够意识到后代修前代史多有隐晦，也能够看到纪传体史书所造成的千人一面或者是帝王将相家谱的结果。这些内容在传统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内也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所以当下的史料批判或者是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也都针对这两点出发，有意识地还原修史者本人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发掘干扰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是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和书写上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其实都属于主观的选择，因为存在着动机和目的，所以后人可以追索和发现。但是“常事不书”却是属于无意识的忽略。史家在头脑中主动规避掉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有选择地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写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写了。

这个过程是潜意识里存在的，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动机和目的，故而几乎难以追索和发现。可以说这是古代史家的常识，他遗忘掉的就是他的日常，这就涉及了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近年来其实有特别多的记忆学方面的研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罗新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这本书中提到“遗忘造就的历史”。他说，因为“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的物理时间的断裂和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所以遗忘研究给历史学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重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文献，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了解古代社会媒介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偏好。比如《唐会要》和《五代会要》中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之类文献，史馆来向其他的部门索取史料的时候，搜罗史料的范围与内容其实非常广泛。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可以凭借这些材料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全史。但我们看唐代的国史也还是停留在侯老师概括的传统正史的程度上，没有从中诞生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史著。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或者说惰性导致的选择结果。因为古代王朝有它自己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统治压倒一切”。所以侯老师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见，清政府如何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重视？那就是修订《章程》与《条例》，当然也包括《会典》和《则例》。换言之，在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里，通过文字给出对策的机制，便可以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其实行政追求稳定，一切都按部就班、有迹可循，最是朝廷和官员喜欢的模样。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偶然。传统史书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映，与其说它主动忽视了日常的意义，不如说它利用一种宏大叙事来消解了日常的急促、紧张、矛盾与多元，呈现出了一种线条化的历史解释。

我想说正史是王朝的童话，是史家加诸历史的逻辑体现，却不是世界运转的真实呈现。

显然在我们不断地提到中国史学优点时，比如说有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到古人的陷阱中去。毕竟古人也会提到“《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不过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用复杂去面对复杂，尝试在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比如书中提到的西北汉简中的职务代行情况，也就是“行/兼行”的问题。侯老师在制度讨论之外追问的是：临时代理的安排和具体被选中作为“兼行候事”的官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长远来看，这种安排又会带来什么意外结果（社会学所说的“非预期结果”）。在这个部分，侯老师推测了以事务为核心的制度运作之外，个人因素的潜滋暗长。我们经常说的看人人都看的史料，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侯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刘志伟老师的一篇演讲稿《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志为例》，收录在他的新书《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中。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历代文官俸禄与财政制度”工作坊，席间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老师和广东省社科院申斌老师关于宋代和明代财政制度的诸多见解，我感觉很多在早期历史中让人感觉到困惑的问题，经他们一说，以后代的情况比附，就非常清楚了。他们都建议我去读刘志伟老师的论著，读过之后我有一个体会，中国古代的政府，也就是那个经常被叫作“国家”的存在，和“民间”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在基层，往往呈现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关照各方利益的共生关系。社会史领域称之为“民间社会的自治化”，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合而选择的一种当然路径。我们或者会鄙视为潜规则，或者批评为不合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每每有效。当然，制度也会在长期的运转中发生内卷，这个过程就不在这里一一讨论了。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里边我认为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关系性思维的效用。前面提到侯老师的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思维，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拿来主义的工具理性。这种思维导致了本书的出现，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的展示。侯老师很注意很重视人类学家提出的主位观察（emic）和客位观察（etic），对于材料性质单一的历史早期，也就是强调将材料置于产生的语境中，透过文本来捕捉人，细心辨析资料如何出现。具体包括谁说的，对谁说的，表述的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方能抽丝剥茧，明晰行动者言说的立场。对于日常生活的追问，当然属于本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设定下产生的问题意识，而关系性思维的出现也就成了相应的选择。

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会不自觉地触及类似的题材，但是在处理史料时，我们会将其放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去考虑。我理解的关系性思维虽然可以解释政治文化，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将政治视作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将“政治”和“人”看作彼此交汇又互相区别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将“政治”视作整个社会基础的土壤或者是最顶端的云层，俯瞰芸芸众生的，解释一切的存在。把“政治”拉下神坛，而将“人”或者“社会”视作历史运动的参与主体，抽绎出“关系”作为勾连各方的线索，不得不说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

但是这么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史料能够展现关系？一方面这当然检验了学者对于史料的剪裁和拿捏，也就是我们说的学者的功力。因为社会学理论本身有很强的工具性，所以很难保证像我一样去读侯老师书的效法者们能够回避理论工具的巨大魔力，回到艰苦的材料爬梳中去。就像侯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材料都是人人用的了，对于这些材料怎么处理？如果我一下子看到有一个概念特别好用，我马上拿这个概念去用就好了，我就不再去琢磨材料之中的那些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让一些效法者会有一些不太恰当的研究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充分认识关系性思维是思考方式而不是工具。如果这样来考虑，侯老师提出的关系性思维，它的效用对于未来的研究会有更大的促进意义。

另外一方面我想提的就是在传统的子部书中，有很多用当下的词汇叫作讨论“治国理政”的记录，或者是对话，或者是叙述。其实出土材料中也有大量的类似的文本出现，这些记录讲的也是关系：天人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等等。所以我在这里想请教老师的是，是否有可能用关系性思维来重新反思相关材料的意义？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侯老师的大作对于我个人的启示：制约我们的总是想象力，而不是材料。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侯旭东：非常感谢柄睿。他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我也很赞同，因为史学其实是人对材料的研究，所以限制我们的，一方面是材料，更重要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我经常跟学生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去做，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难以触及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说到关系思维，沿着柄睿刚才的话讲，其实所有材料都可以是关系。我们过去基本都是用实体思维看材料，孤立地、静止地看，现在只不过是要把它放在语境里面。比如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讲的语境的思维，语境化的分析，其实这就是一种它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样看的话，不去孤立地认识每条材料，这就是关系思维。没有什么史料不能用关系思维去研究。比如学考古的同学拿出一个陶片，孤立研究它发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你必须得把同时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其他陶片也拿出来，最好当然是能够拼凑起来复原一个陶罐。除了复原性的思考之外，还可以去关注更多的关系：如利用统计学来探讨同一遗址出土的类似陶片的数量与在不同方位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借助陶片研究烧制陶器的方式，甚至可以去观察陶片上有无使用痕迹、打碎方式……，如果有恰当的问题，陶片就可能成为提供有效信息的宝库。所以不能把关系思维当作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帮助研究者提出问题，构建研究者与过去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关系的武器。

“关系思维”说起来抽象，实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中国人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太极图，日语里的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敬语都是关系思维。当然，关系不仅仅见于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物之间，甚至包括物和物之间，还有人和物和更抽象的比如国家之间。关系思维实际上是说整个世界是靠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如柄睿讲的，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传统思维，只不过在20世纪以后，被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思维所遮蔽。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某些角落它还存在，需要把它给唤醒，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我们观察过去的另一只眼。并不是说一定要抛弃实体思维，而是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用关系思维来涵盖、来兼容实体思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武器去使用，可以看到更广的过去。

为什么会对“常事不书”特别留心，实际上是在研究简牍的过程中，尤其是文书简，体会到王朝管理包含大量的日常事务，但这些都难以见于传世史书。这也是运用了关系思维，才能把两个联系起来，并不是简单地像二重证据法，寻求点对点的对应，它们都是简牍时代的王朝留下来的痕迹，都在那个时代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很多断裂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对照，去观察，发现各自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简牍存在，才能意识到传世文献把多少东西给遗忘掉、忽略掉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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