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导河积石
五、大禹导河积石的考古佐证
（上接3月3日4版）
（一）禹夏与马家窑文化
根据大量的古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和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古羌人是仰韶文化的参与者之一，当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一批古羌人沿渭河、黄河西迁到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支流的湟水、大通河、洮河、大夏河等水域，积极开发当时一片文化空白的“甘青处女地”，既传承了晚期仰韶文化精华，还将发明种植粟黍技术带进该区，大力推进农耕生产，创造了黄河上游即西北地区最大文化干系—马家窑文化。
古羌人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羌族是繁衍生息于中国西部河、湟、洮、岷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古代文献中把羌人称为“氐羌”“羌戎”“西羌”“西戎”等。从尧、舜、禹至汉朝时期非常活跃。“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是古羌人杰出的部落领袖。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丁新博士研究认为：“龙山文化是如何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迅速取代了仰韶文化？从龙山文化进人中原的过程来看，不太可能是渐进的熏染，而是席卷式的取代。然而并非所有的仰韶文化区域都被浸染成为龙山文化区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远走他乡，来到黄河上游湟水流域一带发展成了马家窑文化。”[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1.]他还认为：“马家窑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迷，因为，马家窑文化所在的河湟流域本身没有文化基础能够发展出马家窑文化……在仰韶文化消失的那个时间范围内，有一支继承着仰韶文化的人群在今天甘肃南部黄河上游的湟水流域扎下根来，并发展出了马家窑文化，这是非常可能的。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而来，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1.]那么，马家窑文化与大禹、马家窑文化在甘青的消失与大禹治水有什么关联呢？丁新博士认为：“这样一支成熟的农业文明，在公元前2050年的时候却彻底失去了踪迹。这个时间刚好是夏朝完全建立的时间。其消失的过程应该与大禹治水及其统治中原这个历史过程同步。其后，在其遗址上兴起的齐家文化，却被认为与马家窑文化没有本质上的继承关系。而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有着更加明显的继承关系。”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2.]
丁新博士用大量的考古资料，通过论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夏文化之关系后认为：“炎帝与黄帝的时期是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隔绝2000年之后开始碰撞进而融合的开端，也即龙山文化的开端。随后东方大汶口文化迅速席卷了仰韶文化，成为各个区域的龙山文化。唯一一支没有被龙山文化影响的仰韶文化向西迁移成为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统治中原八百年以后，由于洪水的原因而趋于衰落，不得不请西面的马家窑文化前来帮助。在治水的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在中原站稳了脚跟，这就是夏的建立。”[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7.]“远处西羌的禹受邀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区东进陶寺地区，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控制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1.]他认为马家窑文化回到中原后成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从此诞生。
（二）禹夏与齐家文化
根据大量的古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和专家学者研究表明，齐家文化是早期或早中期的禹夏文化，古羌人是齐家文化的缔造者。大禹生于大夏西羌，长于大夏西羌，是古羌人杰出的部落领袖，今临夏一带也许就是大禹的出生地和生长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华博士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西北地区是禹或羌人活动区。大禹出西羌。马志勇收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临夏是大夏文化核心区。在齐家文化分布区，均可听到大禹治水的传说，并有不少相关文物古迹。积石山应该是大禹传说的座标原点。‘夏’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三义，但均与中国西北地区密切相关。夏代早期的文明发源于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分布区。”[马守璞.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民族日报晚刊[N].2014.9.11.]
据考古学鉴定，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050年～395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期早期的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别，而这个时间正是禹夏王朝时期。所以齐家文化圈是当时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之一，古羌人创造了灿烂的齐家文化，也就是早期或早中期的禹夏文化，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马志勇先生说：“大禹建立夏朝前后，河湟地区就有夏文化，夏朝建立后，强化了夏文化。夏文化与齐家文化是同一时空，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夏禹文化，它的源头在河湟，成功于河湟，东传于中原。齐家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志勇.古羌人是齐家文化缔造者.马志勇、唐士乾.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Ｍ].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135.]
齐家文化是国际考古学界已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出土文物证明，齐家文化开导了青铜时代的先河，已经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对中华民族早期青铜器铸造和生产力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涉及内蒙古和陕西的部分地区，该区域恰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中间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易华博士认为“齐家文化分布区也恰是中国地理的中心区，生态多样性为孕育和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上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人类迁徒的要冲，其率先接受青铜、游牧文化的洗礼，逐渐成为了中国上古时期文化的中心。”[马守璞.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民族日报晚刊[N].2014.9.11.]
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大约和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当。
龙山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其中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等也各有差异，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遗址是一处以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最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确定的重点六大都邑之一，是新石器时代城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进入21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目前学术界普遍公认王城岗大城遗址是“禹都阳城”遗址。
那么作为夏早期或中期文化的齐家文化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有什么联系？与河南二里头文化和“禹都阳城”的河南王城岗大城遗址又有什么联系？
易华等学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于迁都而到达。
“我认为，以甘青宁为地域范围的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于迁都而到达。我们可以从冶金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来证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同质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均进入了青铜时代，物质生活相同且技术水平相当。两者均用牛、羊肩胛骨占卜决策，还使用同样的礼器：陶盉、石磬、玉璧、大玉刀，可能还有璋，说明有相同的
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齐家文化是国际考古学界已公认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马守璞.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民族日报晚刊[N].2014.9.11.]他还论述：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只有齐家文化，与其相当的有朱开沟文化，亦明显是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来自齐家文化。
易华博士还论述：“如果真有夏朝，齐家文化应该是夏朝文化的组成部分。夏是新石器时代或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过度期，也是东西民族与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时期。齐家文化与夏代纪年相当，也是东西民族与文化交流的结果。距今4000年左右东亚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第一个国家正在形成中。西北地区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东方定居农业文化受到了西方游牧文化的冲击，成为东西方文化接触地区，形成了独特多元的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与羌有关，不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易华.铜踪夏迹见齐家——西北访古游.马志勇、唐士乾.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Ｍ].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269.]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证明，夏代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无疑，易华博士的论据是比较充分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如果这种论点成立，那么，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与禹夏文化的关系就脉络清晰了，“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后“导河积石”治理好黄河上游的水患，再受尧舜之邀或指令东迁治水建功立业，夏族发展壮大，之后建都或迁都“禹都阳城”，也就有了比较可信的联系和清晰的脉络了。
但对于齐家文化的源头，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的源头是陕西龙山文化的成员。据史书记载，启继位而原大禹公布与众的接班人伯益逼迫离去，有些部族不满，其中的代表就是有扈氏。有扈氏是西北雍州一带的一个有一定实力的部落。《史记·夏本纪》描述：“有扈氏不服，启伐之。”《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鄠国。”于是夏启剿灭了有扈氏，有扈氏的一部分西迁西北，发展成齐家文化。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丁新博士认为：“这个有扈氏的确就在西北雍州一带，它恰好解释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齐家文化的产生；而齐家文化被广泛认为与陕西龙山更加接近，而与马家窑文化没有继承关系。例如，‘夏鼐先生认为齐家文化不是从半山—马厂文化独立发展而成的，而是受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假设禹来自马家窑文化，而马家窑文化又是从陕西迁出的仰韶文化，那么当禹的部众历经八百年之后回到中原地带时，回到自己祖先的发源地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才会出现有扈氏不服的情况。有扈氏就是先前的陕西龙山文化，后来的齐家文化。”[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7.]齐家文化在商代夏之后，一部分被收编为姜戎，活跃在陕西和山西南部，拱卫商核心区的北部；留在原址的一部逐渐演变为辛店、寺洼文化。
（三）大禹导河积石的考古佐证
考古成果和专家研究证明，古羌人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羌族是繁衍生息于中国西部河、湟、洮、岷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是古羌人杰出的部落领袖。而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寺沟峡等两岸的台地上发现有众多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
考古学和专家研究还证明，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050年～3950年，大体与夏文化时间相当，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在甘肃、青海、宁夏，涉及内蒙古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齐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在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积石山、临夏、广河、东乡、永靖、临洮、兰州、榆中等地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120多处。
而位于积石峡东口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就是一处著名的主要为齐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重点面积约20万平方米。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被誉为“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无疑给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英雄壮举提供了活生生的有力佐证。据考古资料显示，喇家遗址发掘出非自然性、突发灾难事件而死亡的群体人骨遗骸，揭示出前所未有的齐家文化时期的灾难遗址。如4号房址，房址内发现了14具骨骼，28--45岁的4具，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龄最小的仅2岁，以少年儿童为主。由于死亡之时突遇无法抗拒的灾难，这些遗骸表现了一刹那间的状态，他们姿态各异，有的曲肢侧卧，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牵连，有的跪踞在地，其中母亲怀抱幼儿，跪在地面，相互偎依，在灾难突然降临时表现的无助以及乞求上苍救助的神态令人动容。考古学家认为：引起喇家遗址灾难的是一场地震，而摧毁聚落的是随后而来的山洪和黄河大洪水。
喇家遗址还发现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璧、玉环、大玉刀、玉斧、玉锛等玉器，对研究齐家文化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这里出土的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大的石磐——“黄河磬王”，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意义，由此许多专家推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甚至有人还推测这是大禹的故乡，因为只有大禹才有资格与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相配。据发现的少数辛店文化墓地来看，喇家遗址还包含了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诸文化的特征，展现出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那么喇家遗址的灾难山洪和黄河大洪水，这和大禹导河有没有联系呢?据气候研究成果，四千多年前的青海高原，气候远比如今湿润得多，黄河上游的河水流量也比现在大许多，而且那时的青海湖还是个外泻湖，因此遇到雨量丰沛的年份，整个黄河上游的来水量一定很大。
据2016年8月美国学术杂志《科学》发表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载：2007年，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吴庆龙参加黄河上游积石峡地质考察时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后确认为上古一场巨大溃决洪水的沉积物。他推测当时一场强烈地震在积石峡引发了大规模滑坡，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续增加导致堰塞湖溃决，湖水在短时间内快速下泄，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他认为“这样规模的洪水灾害在中国(有确切记载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发生过，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洪水，因此，我们推断它应该就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那场大洪水。”这些推断虽然有许多人质疑，但无疑是有他的科学道理和可能性的。
所以，根据考古资料和成果的佐证，再加上《史记·夏本纪》等史籍中“导河积石”的记载，大禹导河积石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可信的。
六、大禹导河积石山
笔者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有个推论：“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后“导河积石”治理好黄河上游的水患，再受尧舜之邀或指令东迁治水建功立业，夏族发展壮大，之后建都或迁都“禹都阳城”。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大禹“导河积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看到家乡遭遇水患，特别是像喇家遗址反映的那种大灾难，作为部落或邦国首领，大禹带领属下民众治理了黄河水患。他熟悉这里山川河流地理，水患发生后，通过考察分析也应该找出了导致水患发生的原因，因此凿开积石峡和寺沟峡，把黄河水泻出去引入河道，消除了水患，由此也总结出疏导的治水方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丁新博士与笔者有类似的观点与推断，他在其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一书中，用大量的考古资料，通过论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夏文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公元前2050年的时候马
家窑文化彻底失去了踪迹，这个时间刚好是夏朝完全建立的时间，其消失的过程与大禹治水及其统治中原这个历史过程同步。他分析，尧舜大洪水时期，中原和东部地区，由于洪水影响，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而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区洪水影响相对较小，使西方文化明显占有优势。大禹在黄河上游治理洪水取得巨大成效，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因此尧舜接受“四岳”即四方诸侯之长的推荐，邀请或命禹东进主持治水。
如果大禹那个时候在中原或者别的地方，鲧治水失败后，舜接受“四岳”即四方诸侯之长的推荐，命禹主持治水，大禹接受了这个任命。大禹认真分析父亲鲧治水失败的原因，总结失败的教训，决定进行实地考察后再确定治理洪水的办法。他先从洪灾最烈的黄河开始，循河逆流而上，来到河首（古人认为积石山是黄河源头）积石山，看到黄河被巍峨高耸、绵延百余里的积石山所堵，洪水壅聚，一片泽国，若逢雨季或暴雨时漫溢出来，咆哮而下，四处横流，造成九州之内的洪灾。大禹分析，如果凿开一个口子，把黄河水泻出去引入河道，疏通壅塞，归向大海，就能治住洪水的泛滥，消除水患。于是，他决定先凿开积石山，这样便开始了他功盖千秋的治水大业。大禹带领治水大军，用石斧、石刀、石铲、骨铲、木耒等简陋的工具，夏日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吃、住、干在积石山上。大禹作为治水首领，身先士卒，不怕苦，不怕累，顽强地开凿，积石山终于被凿开，黄河水从凿开的缺口飞泄而出，顺着开出的寺沟峡河道向东流去，经过一路疏导，最后归向大海。这凿开的缺口就是今天的积石峡。从凿开积石山和寺沟峡，疏导黄河的实践中，大禹总结出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经验——疏导法。治理完黄河后，他带领治水大军又用此法治理了江、淮、汉、济等江河的水患，完成了惊天动地的治水事业，赢得了九州百姓的拥戴和舜帝的高度赞扬与赏识，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大禹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成为上古时代“五帝”之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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