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散记李继光
山东聊城李继光
（一）
我的故乡在莘县妹冢镇，是鲁豫两省交界处一个十分普通的小村庄——程庄村。村西头有一条小河，村北是一条公路——是从国道通往我们镇驻地的唯一一条公路。走下乡间公路,沿一条弯曲的小道向南不远，那就是记载我许多美好记忆的家乡——程庄村。
我们村子不大，有一千多人，主要有三姓：程、吴、李。姓程的最多，姓吴的主要集中在村东部。姓李的实际上就我们一大家子人，由于世代单传，人丁不旺，李家到我父亲这一辈人才多起来，父亲兄弟姊妹五个：我父亲、二叔、三叔，两个姑姑。从父亲那一辈开始，李家就成了三个大家庭；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家庭，五十多口子人了。
李家是怎么落户到程庄来的，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据老人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要饭要到这里来的。李家世代贫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多半都是以要饭为生。爷爷在世的时候，从年初忙到年尾，就是为了一家子能吃饱肚子。我的曾祖父，据说就是在要饭路上饿死的。要人没人、要财富没财富，以往几代，李家在程庄没有什么地位。到了我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有了几亩地。经济情况稍微有了好转，爷爷决定让父亲去读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父亲从朝城镇初中毕业、步行一百多里从家乡走到聊城，考上了聊城农校，李家在程庄的地位开始有了改变。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考上了大学、中专你就开始吃“皇粮”了，你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在我们那个村里，父亲是最早出来当干部的年轻人之一。
（二）
父亲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了聊城县农业局工作，没多长时间，又被安排到侯营公社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五十年代末，我奶奶、我母亲也随父亲来到了聊城，和父亲一起生活；户口给转成了非农业。可是好景不长，六十年代初，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国家决定城市人口下放，我们非农业户口又转成了农业，全家又回到老家——程庄村生活。
回到老家时正赶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次再回到村里时，我们原来的破房子已经被雨水冲塌了。奶奶暂时住到叔叔家；而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哥哥和我，已经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临时住到还没有倒塌的、仅有的一个大门洞里。大门洞两头用东西稍微堵一下，挡一挡风，就当成了“家”。没有吃的，我外祖母给送来一些，向邻居借一些。当时我只有一岁多，经常生病，健康状况很差。母亲带我到公社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没大毛病，就是饿的。据母亲讲，有一次她带着我去串门，因为要吃邻居家的玉米粥，母亲又不让，结果滚热的玉米粥灌进了我的袖筒里；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片很大的疤。
记得小时候，一到秋后，放了秋假（那时，农村学校，一年通常有三个假期：一个是春节时放年假，另外，每到麦收、秋收两个农忙时节，还要放麦假、秋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大人进行麦收、秋收），我和村里的小朋友总要带着小筐，到秋收后刨过地瓜的地里、寻找被人们遗漏掉土里的地瓜。那时候村里的土地都是村集体的，一般家庭只给留一少部分自留地。村民——那时叫公社社员——给集体刨地瓜时，有些人粗心大意，把不好刨的地瓜落在了地里。地瓜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它比地瓜面窝窝、菜团子都好吃得多。
吃饭的时候，只要看到有地瓜，我就很高兴。所以，大人们都说，每到秋天我就会胖一些。所以，每到秋后，带上小铲、背上小筐去地里寻找地瓜是我很愿意干的事情。一块去的小朋友，无论谁发现了一个地瓜，都会像捡到宝贝一样把它放到框子里去。如果你回到家小筐里有不少的地瓜，不仅大人高兴、自己也会很自信。
（三）
外祖母的家在康园村，和我们是一个镇，离我们村五里多地。康园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有两千多口子人。我的外祖母家姓张，在村东头，在她那个村里是一个大家族。外祖父弟兄五个，每家都是一大家子人。外祖父年轻时就去世了，只留下我的外祖母带着我的舅父、我的母亲过生活。
小时候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到外祖母家里去。因为在那里，我会吃上在家里无法吃到的美食。外祖母家有一棵香椿树，春天的时候，同样是吃面条，别管是白面的还是杂面的，在那里就能吃上香椿芽面条，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外祖母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大家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家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毕竟是从小康过来的，生活质量比当时的我们家要好多了。再说了，康园村的人普遍的聪明勤奋，同样是自留地，他们那里的人就能把自留地拾掇的像花一样；自留地里的蔬菜，总能足够一家子人吃；吃不了的，还能卖到集市上换些零花钱。
而在我们村，村民普遍的要困难许多。我们村的村民都比较憨厚，由于村里土地比较多，种地比较粗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管理不到位，又遇到了涝灾，粮食收成很不好，村民吃饭都成问题。以致后来在我们村民的心目中，地上长的、只要能充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野菜可以包团子，春天的槐树叶子、榆树叶子可以蒸着吃，榆树皮扒下来晒干，可以磨面吃。一般的农民家庭，一年中除去过年，基本上吃不上白面馒头。走亲串友，如果篮子里有几个白面馒头或者油炸的白面丸子，那就是很好的礼品了。
有一年冬天，我和哥哥去外祖母家走亲戚，给外祖母拿的是油炸白面丸子。当我和我哥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就赶紧跑到路边的河道中躲风。篮子中的丸子冒出一阵阵香气，我俩怎么也按捺不住丸子的诱惑，把送给外祖母的丸子吃得一干二净。回到家后，大人知道了，狠狠地把我们揍了一顿。
(四)
我们村是一个东西长的村落，村子原来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西从我们村子的那条小河开始，一直向东到小王庄西头，总长度大约有一公里多。
我家的老宅原来就在村子的西部，紧靠村东西大街的北边。八十年代中期，因为村里拓宽街道早已给拆掉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老宅大约只有三分地大小，有四间北屋，一间小东屋做厨房，大门朝东。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家的四间北屋不是一次建成的。第一次建成的房子是两间，时间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们全家刚刚从聊城回到程庄不久，一开始住的大门洞，没多久就倒塌了。没办法，我们就临时住到了村里一个烈属老人家里；他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家里一处大院子就老两口两个人住。老两口对我们不错，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家里经济稍微好一些，我们就准备盖房了。在亲朋好友共同帮助下，我们盖起了两间简易的房屋。房子的地基只有几层砖，然后就是土墙到顶。房间里修了一个土炕，一家人就睡在土炕上。房间的窗子是用木头做的，窗棂一根根扣起来、形成一个个的格子，一般不到冬天是不糊窗子的。深秋的夜晚，透过窗子、经常能看到天上皎洁的月亮。由于房子盖的仓促，质量不好，到了七十年代初，房子已经摇摇欲坠。
眼看房子不行了，父母决定再盖两间房。为了能把房子建的好一点，家里又开始了东凑西借。为了能把建房子的东西凑齐，大人们经常拉着地排车去附近的集市上卖农副产品、手工品，然后再买砖、买木料、买石灰……忙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终于把建房的材料准备齐全，把新房子建了起来。后来看建筑材料还有剩余，又建起了一间东屋和一间大门。之后，我们又在院子里栽上了槐树、春树，我们家的宅子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院落，一个像样的家。
我的老宅在大街北边，街的南边就是一口井。井水很甜，是整个西半部村民的用水地。这口井开挖的年代，人们已记不清楚，但村西部的人们，世世代代都是吃这口井水长大的。井的四周铺着几块大石板，因为年代久了，石板被磨得很滑、很亮，一致人们提水时都要提心吊胆，以防滑下丼去。每天早晨，或者晚上下工后，西半部村里的男人，第一件事就是陆陆续续用扁担挑着水桶来到水井边，放下井绳，从井里提水。然后，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回到自家家里，把水倒到自家的水缸里，一趟、两趟……，一直把自家的水缸灌得满满的，以供全家生活之用。虽然家里水缸里有水，但村里妇女洗衣服还是大多会来到井边，一边提水，一边洗衣服，一边拉家常。水井边，不断传出阵阵欢笑声。因为当时没有下水道，大家洗过衣服的水则随便倒到了旁边的小广场上。到了冬天，因为洗衣服的妇女天天不断，旁边的小广场上，简直就是一个滑冰场。
八十年代末，从未干涸过的井，到了干旱季节，竟开始枯水了；春天、夏天，人们急切用水之时，有时竟打不来水。等到雨季，井里涌出水的时候，井水竟苦涩起来。后来，随着家家户户压水井的兴起，村民从井里提水的便越来越少，井水也越来越苦涩。再后来，多年之后，因为年久失修，这口养育村民百年的老井，慢慢淤积起来，已经完全没有水了。等到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这口老井就成了遗址，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五）
我上小学，是在六岁的时候。
当时，我们村有一处小学。小学设在村西部，离我们家很近，是一座土改时留下的一户富农的房子，青砖灰瓦，地基有两尺多高；记得好像是五间大小，在当时看来是很气派的。房子前面是一处大院子，正好可以当操场。学校里共有两名老师，一名公办老师，一名民办。教室里设施很简陋,黑板是几块木板简单拼起来的，刷了一层黑漆，挂在教室的正前方；黑板正上方是一张毛主席像。课桌，是几排用砖垫起来的长长的木板。凳子，则是学生上学时从家里带的。因为我们村子不大，适龄儿童比较少，所以一个教室里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教学也不怎么正规。我一年级快结业的时候，老师看三年级的学生少，看我学习还不错，就让我直接跟着上了三年级。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上五年级，就要到三里之外的胡集中心小学去。
我去胡集上学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春节之后。我们村一起去胡集上学的同学有七八个，因为我跳过一级，而其他同学还有留过级的，自然年龄都比我大。
胡集村在我们村东面，虽然只有三里地，但感觉好像很远很远。那时候在农村，家里一般都没有自行车；通常一个村里也找不出几辆车子来。同学们上学都是步行。早晨上学，我们都起得很早，天还很黑，就有同学从西向东把同学一个个喊了起来。同学们笑着闹着，三里多的路不知不觉就到了。
（六）
一九七五年，到了上高中的时候了。去公社上高中，名额很有限。一开始，听说上高中要实行大队（村支部）推荐、学校研究、报公社批准。可是，到了后来，学校又进行了考试；上级又要求按成绩录取。能不能上高中还是个未知数。
这一年的秋天，村里通知，我考上高中了。上高中因为要住校，要带行李，一开始，母亲说可以用地排车把行李送到学校。我考虑到太没面子，就来到公社驻地妹冢村一位亲戚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推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了公社高中报到（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
我在家乡高中读书时间不长，只有半年，但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一九七五年，按后来的说法叫做“教育回潮”，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时光没有白费。高中一年级，一开学，学校各项教学工作就抓的很紧。因为初中时总是参与政治运动，课程学的很少，学校猛一抓教学，我们很多人都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们就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许多新鲜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脑海。
在家乡读高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许多学科的老师。他们的气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教学艺术、至今仍历历在目。物理老师——是一个十分潇洒的英俊小生，不仅人长得英俊，学问也很有一套；他上课大都不带备课的教案，走上讲台，慢慢讲来，不知不觉中，把抽象的公式、定义，讲的明明白白。后来听同学们说，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是因为作风问题才被贬下来。政治老师——原来是宣传部的干部，名牌大学毕业；他讲课，能把枯燥无味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历史人物的有趣故事联系起来，同学们听起来像听说书一样；他是文革中因为站错队、受处分，下放到这所学校。还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等等，这些老师能共同服务于一所乡村中学，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也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了。
不过据听说，一九七五年年底我转学到聊城不久，这些老师也先后离开了那里。因为，没多长时间，他们都先后在拨乱反正中解决了不公正待遇，回到了他们需要的工作岗位上。
（七）
在童年的记忆里，过年是最美好的。因为过年不仅有好吃的，更有好玩的。
那时候，虽说家里穷，但一到过年的时候，总能得到一些零花钱。一进入腊月，大人们都忙于赶年集，或到集上卖一些自留地里生产的小米、花生，换些钱买一些年货，或给孩子老人买点布匹、做件衣裳……而小孩子最忙活的则是到集上买鞭炮。
我们小时候赶年集，常去的地方是妹冢集。关于“妹冢镇”，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卫宣公强行霸占齐国公主宣姜后，将太子伋的生母夷姜冷落。后宣姜生两子、一女，长子名“寿”，次子名“朔”。宣姜密谋将公子朔扶上王位，不惜迫害太子伋，欲借太子伋出使齐国之机，于半路埋伏将其击杀。公子寿天性善良，与太子伋手足情深，将其灌醉后，假冒太子伋前往齐国，途经莘野时惨遭杀害。太子伋酒醒后，急速追赶，行至莘野，看到一群刺客正在刺杀公子寿。太子伋悲痛地指责刺客，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太子，于是，太子伋亦也被杀害。太子伋同父异母的妹妹获知这个消息后，前去寻找两位哥哥，然而到达莘野时，太子伋和公子寿都已死去。公主悲痛气绝身亡。莘野百姓亲自发将她埋葬于此，并为她修建了坟墓。当地村民为纪念这位公主，将原“杜婆村”更名为妹冢。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讲，妹冢南北街东面，原来有一个大水塘，水塘的中央是一座坟，这座坟就是“妹冢”。这座坟很神奇，水塘里水位低时显得很小，但等到雨季水位涨到很高时也始终没有淹没过它；人们都很敬畏它。只可惜，文革时被人以除“四旧”之名挖开铲平了。那些红卫兵什么也没挖到。
妹冢是公社所在地，那时妹冢村有一条南北街、两条东西街。集市主要集中在首尾相连的一条南北街和一条东西街上。妹冢的集市没有更远一些的朝城镇集市大，但因为妹冢离我们村近，仅有三华里的路程、我们村里的人都习惯赶妹冢集。
年集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炮市。一到年关，去妹冢赶集，两三里之外，你就可以听到从炮市上传来的鞭炮声。小孩子一听到这炮声，赶集的步子便快了起来。来到集上一看，早已是人山人海。东西大街上一竿竿的竹竿上、卖炮人竞相燃放着自己的鞭炮、吸引着买炮人的眼球。小孩子们不时地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摸一摸手中的钱币，询问着鞭炮的价格。那时的鞭炮价格很低，小一点的一挂只要五分钱。待到自己手中的钱差不多都换成了自己喜爱的鞭炮的时候，小孩子就会心满意足的回到村里，向小伙伴们展示自己的宝贝。
在那个年代，鞭炮是小孩子的最爱。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要放鞭炮。大年初一，小孩子一家家去串门，除去拜年，更重要的，是要捡别人家放鞭炮时，掉到地下的、还没燃放的鞭炮。看到掉到地下的鞭炮，小孩子们会像件宝贝一样捡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自己的口袋，之后到街上去燃放。
六七十年代，鲁西农村家里都很穷，平时基本上没肉吃；只有到过年时，家里才能买上几斤。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买回一个猪头。晚上，家里炖猪肉，我等着吃，结果，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煮熟时已到半夜。父母把我喊醒，让我吃肉，因为吃得太多，消化不良，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八）
在童年生活中，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村文化沉淀不厚，村民多是朴实的庄稼汉子，读书人不是很多，可读的书在村子很不容易找到。学校里也没有图书室。我所读的书多半是用我的零花钱从书店买回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连环画书。每次赶集到镇上的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本的画书，我都拉不动腿；翻了一遍又一遍，恋恋不舍。为了买到这些画书，我就把我的零花钱一个钢蹦一个钢蹦积攒起来，待到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偷偷的赶紧跑到书店把喜欢的画书买回来。我记得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画书竟装满了一个小木箱。什么《水浒故事》《杨家将》《雁翎队》《铁道游击队》，这些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在我上学的时候，画书是一种资本。你手里有画书，同学们就会求你；有向你借画书的，也有向你换画书看的。至于借不借、换不换那是你的权利。常常，画书就成了同学相互交往的手段，建立友谊的桥梁，获取知识的源泉。
在我的少年生活中，我的许多钱都买成了书，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高中、延续到参加工作、延续到现在。书籍是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书籍充实着我的生命、书籍影响着我人生的轨迹、书籍改变着我一生的道路。
故乡是贫籍的、艰苦的，但它却养育了我、培养了我，它给了我许多的快乐和幸福，也让我懂得了事理，学会了做人，故乡的生活就像橄榄一样，永远值得我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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