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在哪里

□陈世旭

柴桑(今九江)是晋朝大诗人陶渊明的故里。很多年前,我在这个县务过农,后来又参与过县里的文物工作。在我的印象中,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陶渊明死后十四年出生的沈约在《宋书·列传·隐逸》里列上了陶渊明,说他“曾祖侃,晋大司马”。此外,关于他的家世再无一言。陶渊明显然是沾了做过大司马的曾祖陶侃的光；陶渊明生前诗友颜延之写过《靖节徵士诔》,感慨多于史料；昭明太子萧统倒是编过《陶渊明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仍是陶渊明本人的夫子自道:“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但那“实录”录的其实是精神情状,关于他本人的履历,仍是语焉不详。别人除了从中知道他的“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知道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知道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事”；知道他“性嗜酒”,“期在必醉”；知道他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知道他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知道他“常著文章自娱”,“以此自终”,除此之外则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陶渊明显然不指望有谁会给他写悼词,也就不必留下写悼词的材料。他是清高了,却给靠他吃饭的后人留下了许多麻烦。

关于陶渊明故里,学者们歧义颇多,一直争论不休；陶渊明的生年,我在正式出版物起码看到不同的三种说法；至于“桃花源”在哪里,说法就更多了。

一说是在庐山脚下。依柴桑栗里为其故里说,以陶渊明那样贫穷的一个有文化的老农民,即便有雅兴旅游,能走多远?喝醉了酒,兴之所至,跌跌撞撞地在附近山垄转悠,“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归去来兮辞》),忽发奇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地文旅部门居然真的发掘出一处山林溪流村舍,称其酷似《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世乱”的“康王谷”,随即在交通要道俨然矗起高大的“桃花源”金字牌坊；而邻省湖南,不仅有桃园县,还真有像模像样的“桃花源”。某年,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办的笔会路过那儿,不由一愣；之后又听说,皖赣接壤处又发现了一个“桃花源”。想想,一过彭泽就是安徽地界,当年还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令在不得意的公务之余散心逾出了现今的省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类似的公案看来永远不会有了断的时候。后人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也不在山水,而在山水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桃花源记》所“记”,是否实有其地,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并不重要。认真了,就不免迂阔。

然而对陶渊明来说,“桃花源”是确实有的——不在任何别处,就在他的心里。

陶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这是何等自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这篇并非专门研究陶渊明的讲稿里用一再的强调明白而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

这自然是静穆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是一种极度的简朴:“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也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是一种释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也是一种选择:“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总之,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富有,一种生命活力的蓬勃,一种健全人格的独立。

这样的“自然”,便是陶渊明心中的“桃花源”。

“桃花源”是文学想象,但并非虚无缥缈；是社会乌托邦,但并非不可企及。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不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复归本真,复归质朴,复归自然,那么恭喜,你就找到了桃花源。

(摘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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