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船竞发、商贾云集，数百年前截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沿岸有着鲜明的、隽永的商业印记。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 “江北一都会”的商业印记
聊城山陕会馆□ 本报记者 杜文景
穿城而过，是大运河聊城段的最大特点。北起临清，南至张秋，全长97.5公里。不足百公里的运河之上，船闸密布，两岸商埠云集，明清时期，聊城有着“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等美誉。因河而兴，聊城见证了运河时代商业文明的变迁史……斗转星移，数百年激荡沉淀，不废江河万古流。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要问，大运河给聊城留下了什么。
运河上漂来的一板“水豆腐”
八九寸的长条木板在水槽里涮洗干净，摆上“一小溜”乳白色的豆腐，再用卡尺均匀分切。一份临清“托板豆腐”呈现于食客眼前。
又名“水豆腐”，一则有“余杭客商北上，传至于此”一说，二则是豆腐本身颤悠悠、水汪汪，临清人把吃豆腐称之为“喝豆腐”。一份“托板豆腐”，乍看平凡无奇，单手托起，细细思量，与运河之上驶过的舟船竟有几分神似：托板是船，豆腐就是船上的货物，托举之手自然就成了翻着波涛的运河之水咯。如此这般，唤作“运河上漂来的一板水豆腐”也未尝不可。
临清“因河而生”。依托运河，两岸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的像玉带一样的城市，因此临清在历史上又叫作“玉带城”。据《明清史料·甲编》记载，当时“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在规模、人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不亚于天津等全国性的一流大城市。
在临清，从早到晚、从繁华的商业地段到巷子口，随处可见手捧“托板豆腐”，吃得津津有味的顾客。运河钞关的巷子口，每天下午3点左右“王氏托板豆腐”传人王燕红会准时出摊。“祖上就是做豆腐的，传到我这也有将近一百年了。”王燕红边忙生意边说，“一天就卖一盘，多了也做不出来。”旁边的食客也跟着应和，“要是来晚了，准买不到她家的豆腐。”
与“王氏托板豆腐”的“守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运河活态的、发展变化着的特有属性。
临清境内，拥有两代运河，一条元运河，一条明运河。史料记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因元运河北进卫河段地势落差较大，船舶通行不畅，开凿了新的明代运河。运河河道的改变，钞关等机构的设立，把临清的商业繁荣推至顶峰。
有记载，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征收船料商税银八万余两，而当时山东全省一年的课税银只有八千八百余两，只及临清钞关所收十分之一稍强。仅此一例，足见临清钞关地位之重。
明人有云：临清“实南北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外入者，道所必由”。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清代诗人贺王昌这样描写临清，足见当时其繁荣程度。受徽商等南来商人的耳濡目染，临清人的经商智慧自然也不逊色。
“临清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最大的贸易中转站。”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昕说，贸易中转不是生产型，运河兴盛时，当地的产业繁荣，随着运河的衰败，有些产业也跟着消失了。只有那些有内生力量的才得以留下来。“变则通，通则兴，放在今天来说，就是要依托自身特色文化的传承来做产业。‘变通’是最该传承的运河商业文明。”
从历史上看，商业文明是探险家的摇篮，需要勇敢、冒险精神。古有“变通”之临清，商业繁荣一时。而今不能总以怀旧的方式传承吧！
山陕会馆：包容发展的“镜子”
出临清，沿运河向南，60公里左右抵达聊城东昌府区。
聊城水上古城在东昌湖中，四四方方，宛如一张漂在湖面的棋盘；新城围湖而建，整体看可谓“水中有城城在外”。乘船行驶在东昌湖水面，水色、波光，光色间的倒影，无不荡漾着新时代的神采。古运河的踪迹却已难寻觅，探古巡游的游人也只能凭借想象去领略那曾经的风姿神韵了。
当年载重800石的运粮船在大运河上畅行无阻，时过境迁，聊城运河大码头历经沧桑，如今只能靠标识牌识别。据记载，乾隆皇帝从1748年到1790年共来聊城9次，有6次都是从这个码头上下船。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来到聊城，一个百姓去求见，侍从挡驾说“午睡”，这个百姓就到处大喊“皇上有旨，东昌无税（午睡谐音）”。事情一传开，乾隆只好默认。因为免了税收，到这里来的商船就更多了。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前，东昌府的昌盛超过当年的济南府。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条件，当时全国各地的客商潮水般地涌入聊城。以致使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接；沿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一片百业兴繁景象。彼时，各地商贾为联桑梓而祀神明，纷倾举资兴建山陕、武林、苏州、江西、赣江等八大会馆，成为特有的“商业文明”风景线。
其中，尤以山陕会馆为最。远看，琼楼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会馆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和亭榭楼阁的精美建筑而著称，至今仍为游人所注目。
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的商人共同出资建造。“会馆主要有四大作用。”聊城市政协委员陈清义介绍，一是祭祀，具有庙宇的功能，用于凝聚乡土情结。二是合乐，同乡之间娱乐交流的平台。三是义举，在生意往来上相互帮助。要是有同乡商人客死他乡，要么送回故里，要么在“义地”埋葬。四是公约，制定行规，抱团发展，共同进退。
会馆院子当中的两棵古槐，已经五六百年的树龄，犹如相互搀扶的一对恋人，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院内可见的石碑不下十块，有记载会馆商人捐赠款项的募捐碑，正上“流芳百世”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有公开会馆各项支出的列支碑，支出细到购买油盐的几钱几厘……山陕会馆不仅是历史上聊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也是聊城商业文明中包容精神的体现。“尽管有记载当地人抱怨晋商徽商的商业竞争，但仍然能接纳他们，不论是哪里来的客商，都能在这里共同发展。”陈清义说，从古至今，兼收并蓄、宽广包容，才能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码头商业中的“诚信义”
大运河名镇“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张就是聊城境内的临清、张秋二地，是运河沿岸的大码头。明清时代，南北商贾汇聚于此，当地百姓也利用交通之便从事粮食、盐业贸易，发家致富，运河给张秋带来了无尽繁华。
如今的张秋镇，运河早已没落，只有两岸的垂杨柳默默注视着平静的河面，仿佛在追忆过去。78岁的张秋镇老人高明远，退休前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研究运河文化多年。“当时张秋商业繁华到什么程度呢，山西、陕西、南京这一带的商人还有安徽的都在这设有店铺，附近的州县在张秋都建有他们的会馆。”记者跟随高明远，沿着运河边走边聊，每到一处有他儿时记忆的地方，他总能讲上几个小故事。“虽然码头没有了，但商业文明中的‘诚信义’已浸入了张秋人的骨子里。”
山陕会馆里还有一块契约碑，碑文大意是：山西、陕西商人与聊城当地人的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所购旧宅子准备重新翻盖会馆，建筑面积要和原宅的面积一样，不会多占地。“既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说到就要做到。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诚信。”陈清义说，明清时代，大运河聊城段两岸的“关帝庙”有很多。在传统的民族意识中，关公不仅威武刚毅，也是忠信节义的象征。投射到商业领域，关公被尊为“武财神”，不仅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商海祈求平安，更是对商业道德、儒商精神的寄托。
在聊城东昌府区的运河岸边，有一口“义井”。相传在清代中晚期，运盐的商船经常超载运输，后来政府设立了碍闸，对过往船只进行超载测量，为避免被罚，运盐商人多在测量之前就把多装的盐卖掉，实在卖不掉的就倒在运河岸边的丁家坑，长此以往，丁家坑的水变成了咸水。运河岸边一户姓刘的百姓，自己出钱在码头附近挖了口水井，无偿为过往客商提供淡水。后人为表彰他的义举，特立“义井”石碑。
古老的大运河曾把晋商的“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以小博大”，浙商的“不以利小而不为”等商业文明带到聊城。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一言以蔽之，缺少深层次的文化支撑，商业的发展必将不可持续。弘扬儒商精神，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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