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春 元祐逸事(上)

一首：

“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名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

李公麟《憩息图》取唐人诗意，高古逸致，有山林归老之心。苏氏兄弟将伯时与前代的画师们并称，足见伯时在其心中的位置。

黄庭坚也有和章，并《跋》云：

“或言，子瞻(苏轼)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

时人读苏轼诗，不解其意，以为李公麟虽名震当世，怎可与前代画师并论？黄庭坚替苏轼辩说，李公麟胸有丘壑，超迈古今，苏轼的评价恰如其分。

元祐三年，李公麟为苏轼兄弟、黄庭坚三贤画像。画成，东坡题跋：

“初，李伯时画予真，且自画其像，故赞云‘殿以二士\’，已而黄庭坚与家弟子由皆署语其后，故伯时复写二人，而以葆光为导，皆山中人也。”

所谓的“山中人”，隐者也。苏轼、苏辙、黄庭坚走上仕途后，一生未能遭遇明主，而奸宄当道，郁郁不能遂其志。当此时，李公麟为他三人写真，作山中人模样，居长林之下，云栖涧饮，韬蔽其光，显名士风范。

这一年，黄庭坚在秘书省兼史局。正月至三月，苏轼负责当年的贡举，黄庭坚为参详，李公麟负责点检试卷，共同参与贡举这件朝廷大事，为朝廷招才纳贤，又多了门生故吏。苏轼此时已稳坐文坛领袖的位子，年轻才俊秦观、张耒、晁补之同任馆职。黄、秦、张、晁游于苏轼门下，号为“苏门四学士”，文章名重一时，又有李公麟常参加雅集，挥毫记其盛况，一时名士云集。有人说，北宋文坛的盛大气象，莫过于元祐初年了。

黄庭坚与李公麟交往更加密切了。梳理一下李公麟的绘事，黄庭坚每画必题，便知两人的交谊：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诗云：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李公麟画出严光(严子陵)不肯为官，出没风波，披羊裘钓于桐江的渔父形象。可以说，李公麟此画，为中国美术史上早期“渔父”题材的神晶，元明以后诸画家如吴镇多有创作，并开新出一条以“隐者”为题材的文人画的路子。

《题伯时松下渊明图》诗云：

“南渡诚草草，长沙慰艰难。终风霾八表，半夜失前山。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虽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观。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客来欲开说，觞至不得言。”

《宣和画谱》中，李公麟画陶公《归去来兮图》，说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未知此画何如……

话说元祐二年，黄庭坚在史局，为著作佐郎。苏轼擢为翰林学士，原来侍从学士的位置空缺，苏轼就力荐黄庭坚自代，他向朝廷举荐说，黄庭坚这人：

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接替我的位置非常合适啊！

可此时偏偏出来个御史赵挺之！赵挺之是赵明诚的父亲、李清照的公公，宋史称他“排击元祐诸臣不遗余力”。挺之借苏轼举荐黄庭坚事来弹劾他，参苏轼专门引纳一些轻薄虚诞的人（刚刚才推荐了王巩），“有如市井俳优之人在门下，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荐论。”黄庭坚罪恶尤大，还是仍留在史局里吧。所谓“浮薄”，当指山谷这班名士的那点可贵的倜傥流风。

苏轼、黄庭坚实在无言以辩。又是赵御史！六百多年后参劾桐城戴名世的也是赵御史，可见古代御史也有曲直之分。也怨不得赵御史，原来在德州时，苏黄二人就有扞格。赵挺之借机报复？历史证明苏轼为国荐才是对的，可历史又证明赵御史阻止了黄庭坚的政治前程何又尝错了呢？

元祐时以高太后为首的皇权至尊无比，她手中的权力就是玩偶的提线，首辅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士们的命运都系在那根颤抖的提线上，左右上下，常无定数。

罢！罢！不做那侍从也罢。

即使做了侍从，离天子近了，以元祐朝的政治风云，今日卷入党争，明日又沾上了党祸，黄鲁直(黄庭坚的字)呀，直，则折矣！离政治漩涡越远，反而能另成就一番事业。

这在后来的许多政治事件中得到验证。不去天子跟前如履薄冰地侍奉，时间又如何打发？姑且去驸马家吧饮酒吧，赏心乐事，忘却机杼。

元祐二年，年幼的哲宗刚刚继位才一年。初春，白虹两次贯日。异常的天象，预兆国家必有灾殃。

果然，正月雪寒，哲宗停止了上元节的游宴，朝廷开仓放粮五十余万担，救京西灾民。

哲宗死后谥号很长，其中“显德定功、钦文睿武”是后人对他极至的褒扬。史书上说，他立为太子前，“天表粹温，进止中度”，其实，这是史学家无奈的溢美。这位皇帝在位十七年，究竟如何的“钦文睿武”，翻开宋史，鲜有煌煌政绩，譬如在他继位的第四年即元祐四年(1089年)，史书这样记载：

正月，哲宗在紫宸殿摆宴招待辽国的使臣。

二月，忽有白虹贯日，是为不祥预兆。

三月，大白天有流星划过东方，群臣悚怖。

四月久旱不雨，饥馑开始。

到了六月，西夏国来贡，又是一番外交礼节上的热闹，觥筹交错繁文缛节之际，宾主的心都浸淫在尊卑伸屈之中。

应该说，这一年中，没有亲政的哲宗皇帝听凭高太后与大臣的摆布，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与辽夏斡旋；一件便是听臣子们报告天象的屡屡异常与饥民们嗷嗷待赈。

哲宗在位的前八年，年幼的他坐在龙椅上，按他自己亲政以后说，每有大事朝议，只见太后与重臣的背颈，而这一时期，竟然出现了历史上短暂的“元祐之治”。哲宗的睿武，只是暂息了边塞的烽燧，国内休养生息；而钦文，倒是值得一提。

1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苏轼刚到京任礼部职，与黄庭坚相见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两位文坛巨匠，各自在家乡读了对方的文章，欣赏了书画，仰慕已久。

自古文坛多佳话。元祐文坛诸子身在五湖四海，互为神交，同气相求，一朝风云际会，便戏剧般地相逢于某时某地，京师就是最好的交流平台。正如清代桐城的戴名世与宿松的朱书，相距仅二百余里的路程，因霍岳的阻隔，彼此欣赏而不能相见，各人从家乡赴金陵乡试，邂逅于江上，互道平生，留下一段传诵千古的奇遇记。苏轼与黄庭坚，苏轼兄弟与李公麟，李公麟与黄庭坚，他们一生中的聚合离散，令世人一嗟三叹。

元祐文人圈子里，黄山谷(黄庭坚)与李伯时（李公麟）的交往，在神宗元丰六年前后，早于见到苏东坡（苏轼)兄弟。当初，山谷说他每登山临水，都要讽咏王维辋川别业的诗，心里总是想着前贤的仪范，恨不能亲瞻。元丰年间，山谷曾作“能诗王右辖”之句，寄给伯时，乞伯时作王摩诘(王维)像，此时山谷还未见伯时。

元丰末，山谷初会伯时。之前，山谷知道一些伯时在画坛的佳话，钦慕不已。

《五灯会元》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早年山谷偶作艳词，关西有圆通法秀禅师，知道后，当面呵斥说，大丈夫翰墨之妙，竟甘心作这些教坏人的词章么？山谷听说当时法秀正劝画坛的李公麟不要画马，便指着马开玩笑说，“敢问大和尚，难道我来生要投胎为马么？”法秀正色道：“你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只是来生为马，恐怕要堕入拔舌地狱呢！”山谷顿时悚然悔谢，从此再也不作艳词了。

关于法秀劝李公麟不要画马的事，《苕溪渔隐丛话》里也有记载。当时，李公麟画马已名扬天下，连苏轼也称他画的马不让前代韩干。元祐二年九月，苏辙就写过一首诗《题李伯时所藏韩干马》：“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东坡、山谷也依韵和诗。

法秀责备李公麟说，“伯时啊，士大夫以画马出名，行为可耻。先生不怕来世变为马？法秀是怕伯时一旦耽于马趣，会误了自己的才情”。

法秀的话，以禅心度画法。伯时除了画家的身份外，主要是一位文臣，臣子有为臣之道，怎能沉湎得意于奇巧之中？他后来听了禅师的话，改画道佛。晚年的伯时，归隐于林壑断崖，深居简出，风痹症使他不能捉笔，更不再画马了。但他先前作的《龙眠山庄图》，可对王维的《辋川图》，在画史上他赢得宋画第一的美誉，他在画坛上的地位，成就了迤逦深秀的龙眠山。

元祐初年，京城文苑颇是热闹。元年正月，东坡与伯时为柳仲远合作《松石图》。图成，柳仲远再取杜甫诗意，求伯时补画，为《憩息图》，子由(苏辙)题云：

“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不足，兼收前世杜陵诗。”

苏轼依弟弟苏辙的韵，也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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