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深处的禅心——宋代佛塔地宫
迁建后的地宫□刘丽丽 刘斌
佛塔起源于古代印度，是为供奉、收藏佛舍利、佛像、佛经或高僧遗体等重要佛教物品而建造的建筑。一般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在塔基正中地面以下还建有地宫，非常珍贵的物品通常保存于地宫之中。其实佛塔“地宫”并非佛教本身传下来的，而是因袭中国陵墓深埋习俗而出现的特有建筑构造，是中国佛教的独特之处。具有一定空间意义的地宫出现在唐代，在北宋趋于成熟，而县西巷遗址出土的开元寺杂宝经藏地宫就兴建于此时期。
县西巷遗址的地宫位于较大佛教造像窖藏坑的北侧，相距0.5米。发掘伊始，以为是地面建筑，后来看到内部规整而外部只是用碎砖填缝，才知道是埋入地下的建筑。从地层关系看，地宫顶端部分高于当时地表，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济南城地下水位较高，如果完全没入地下而又没有完善的防潮措施，是不适合用来盛放珍贵经卷的，所以修筑地宫时采取半地下的方式，露出地表部分用土台覆盖。地宫的外围2.4米见方，内部1.8米见方，制作非常规整。甬道在南侧正中，出土时门口被一些废弃的砖封砌，用细腻的石灰膏粘合。
地宫的砖雕部分组成须弥座的形式，精美异常。须弥座上方用普通砖四角叠涩出顶部。可惜出土时损毁程度比较严重，除西北角保留较高的叠涩部分外，其他部分都仅存到须弥座上方。束腰部分为主体纹饰，饰壶门，东、北、西三面原应有五座壶门，南壁东西两侧、甬道东西两侧各一座。壶门内雕刻动、植物画面，现在能看到的14幅从甬道东侧逆时针旋转依次为：奔鹿、卷枝莲花、宝瓶牡丹、奔羊、奔鹿、奔羊、卷枝牡丹、卷枝牡丹、三层莲、三层莲、卷枝牡丹、卷枝莲花、卷枝牡丹和盆栽牡丹。壶门间的隔身立柱刻宝瓶莲花、宝瓶牡丹、缠枝卷草以及大叶植物等，纹样各不相同。束腰上部两层是连续相接的仰莲和菱形纹，下部四层为毬路纹、竹节纹、覆莲纹和卷草纹。这些雕刻看似相同，但仔细观察发现，仰莲、覆莲、竹节等纹样细部还是颇有差异的，说明并不是模制而是单独刻制的，推测此地宫砖雕是根据需要而“高级”定制的，现在完整地迁建在济南考古馆中。
地宫底部铺有方砖，中部偏北有空缺，正好嵌入一块平躺的石碑。碑名为《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记》，碑文记载地宫建造年代约在宋熙宁二年(1069)或稍晚，为供奉“杂宝经藏”而建。在地层中发现的北宋白瓷碗底上有墨书的“西经”“西藏”等文字，与碑文记载相合，墨书文字是标明使用者单位的。这也说明，此次县西巷遗址发掘的只是开元寺的西经藏院部分，寺院整体还应向东面延伸，规模更大。修建地宫花费“五千余贯文”，对用来装饰的金银还特别规定“如后人别生兴建不得将此金银别将使用”，有专款专用之意。碑文还记录了当时捐钱修地宫的“施主”，主要是来自高唐县和聊城的善男信女们，却没有记录齐州当地的施主。具体什么原因，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可能是这两个地方有齐州开元寺的寺产田庄，由此可见当时的开元寺势力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本州的辖地。
出土时石碑被撬起，碑文中所记载的金银也不见踪迹，说明地宫似乎是被盗过。从地层关系等因素综合推测地宫的毁弃年代，约在北宋末年，可能毁于宋徽宗灭佛或者宋金交兵时。所以地宫从建到毁使用时间并不长，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既然有地宫，那就应该有塔。据明《历乘·文苑传·记·济南府治记》记载，因“置公署时，旧治已为按察司，乃因驿舍之在浮屠开元寺者，从而葺之……”。“浮屠”即塔，说明开元寺确实是有塔的，但在寺院的具体位置无法得知。清乾隆《历城县志·建置考一》记载：“历城县署，南至济南府，北至巡监察院，东至塔行街，西至东华门。”我们知道县署之东是县东巷，原来县东巷曾名为“塔行街”，可见县东巷附近也曾有古塔。既然发现的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位于西藏经院，东藏经院是否也建有塔？由于此次发掘只在施工范围内进行，这些谜团只待日后有机会揭晓了。
县西巷开元寺地宫在迄今国内发现的佛教地宫中，以其特殊的建筑形式让人感觉耳目一新。须弥座式的砖雕，可能是受到当时砖雕壁画墓葬的影响，精雕细刻不惜工时，显示出对佛的无限崇敬。而将佛经作为“法身舍利”进行瘗埋，在佛教考古中也
非常罕见，有专家学者认为是宋代舍利观念发生转变的一种反映。县西巷遗址的发掘，使深埋地下的地宫与佛教窖藏重见天日，为确定齐州开元寺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直接证据，也对佛教考古学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研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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