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棉花,在传入山东后,也有了齐鲁气象,在温暖百姓的同时,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 山东棉花:衣被苍生齐鲁暖

蔡家庄轧花厂验棉花的场景■齐民要术

□本报记者卢昱

如今的高密西北乡,胶济线上的蔡家庄车站,已不似一百年前的繁华。和谐号高铁呼啸而过后,带起了铁道两旁的旧尘。

当年,蔡家庄有占地200亩的轧花厂。人来人往,众人推着小车,赶着驴车,上面载着十里八乡土地中采来的棉花。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棉花在传入山东后,也有了齐鲁气象,在温暖百姓的同时,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

八月八来摘棉花

“高密东北乡种红高粱,西北乡种白棉花。”年过七旬的蔡家庄村蔡善福老人介绍说。

“听老辈说,那时候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4台大轧花机,山东有4台,在德州放了两台,俺们蔡家庄站轧花厂有两台。一白天一黑夜,轧花就跟下大雨似的,20万斤就出来了。”蔡善福说。

“当时设备很先进。有一次,坏了一股橡胶三角带,拿到上海化验,仿照着人家生产,但拿回来挂上,转转就断了。那进口的橡胶三角带,挂上后是绷绷的。”蔡善福介绍,当时的轧花厂是上海一位叫“华新”的资本家投资的。

历史,总在模模糊糊间被遗忘。蔡善福所说的“华新”,其实是一百多年前成立的青岛华新纱厂。记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青岛华新纱厂特刊》中关于华新建厂的记载,文中称民族实业家周学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见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体,惄焉悯之”。于是,他就召集亲友,决定创办“华新实业公司”,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

“华新”在口口相传中,成为具象的人,而记忆也有准确时。“俺村里有1800多亩地,一多半的地种棉花。”蔡善福记得年轻时,棉花品种有徐州818,“小孩害渴,吃它的棉花桃子,桃子大,发甜”。还有一种高密933,“熟得快,采棉时间集中”。

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记忆中,《红高粱》拍成电影后,张艺谋还让莫言写一个大场面的故事脚本,由他来拍。莫言应约写了中篇小说《白棉花》。莫言觉得,成百上千亩的棉花开了,像天上的白云,一望无际；成队的拖拉机、板车拉着棉花来卖,收购站的棉花堆成了山,这就是大场面。

“小说《白棉花》和《红高粱》不一样,是很写实的。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大力推广种‘爱国棉\’,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用新品种\‘斯字棉’代替了本地棉花,产量高,品质又好。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大种其棉。”管谟贤说。

在1958年出版的,由当时农业部计划局编辑的《农业经济区划资料汇编》中,记载胶潍河谷低洼区,位于潍河大沽河之间……属于一般粮食产区,唯高密棉花种植较多,是本省东部棉花集中产区。

那时,高密成了全国重点产棉县。莫言在家当农民时,选棉种、育棉苗、种棉花、锄棉花、脱裤子(摘掉下部老叶)、打杈子、打农药、拾棉花、拔棉柴,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棉田里转。尤其是打农药,那时用的全是“1059”“1605”一类的剧毒农药。开始,人们还戴口罩,戴手套,后来口罩手套都不戴了,人也没中毒,似乎人也有了抗药性。背着喷雾器,一连几天钻进棉田里,又累又有毒,莫言是深有体会的。

到了1973年,由于叔叔在县第五棉油厂当主管会计,莫言有幸进厂当临时工。开始是在车间里抬大包,后来又学了检验级别,过磅,还参加大批判,出黑板报,深得领导好评,直至1976年1月参军才离开。

在《白棉花》中,莫言引述“摘棉歌”,歌词如下:“八月里来八月八,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眼前一片白花花,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棉花开遍山东各地。在聊城地区,有“拾棉花”的民歌:“年年有个八月八,姊妹二人拾棉花；大姐就把竹篮挎,二姐就把包袱扎。”

纺棉花的民歌,在山东更是数不胜数。鲁南地区有民歌唱道:“小小纺车八根棂,转遭都是稻草绳；要问棉花怎么纺,左手拉线右手拧。春天纺棉天气暖,家家户户来纺棉,快快织来快快纺,织出布来做衣裳。”

“梧桐木华”即棉花

高密的棉花种植,只是山东棉花的一个缩影。古今相似,棉花浑身是宝,不仅是织布的原料,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花籽可以压油燃灯,其滓可以作肥料,棉秸秆可以烧火做饭。

棉布比丝绸经久耐穿,比麻布细密温暖,不仅适合北方人穿,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棉制品又因物美价廉,地位远远超过了丝、麻。因此,棉花在古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棉花似白云,从国外飘入中国。最初传入边疆地区,而后传入中原。棉花传入我国,大约有两种不同途径。

其一,从南到北传入。具体说来,有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海南岛及两广地区的亚洲棉。战国时成书的《尚书·禹贡》中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记载,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卉服”即指棉布所制之衣。《后汉书·南蛮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珠崖即今海南岛东北部,广幅布就是棉布,当无疑问。由此可知,秦汉时海南岛已植棉、产棉布了。

两广地区也较早地种植棉花。公元五世纪的《南越志》中记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毛,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绵,染为斑布。”桂州在今广西。

由南向北还有第二条路径,即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夷“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西晋时的临淄人左思在《蜀都赋》中说“布有橦华”,李善注引张揖曰:“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这里的哀牢、永昌,均指今滇南地区,而“梧桐木华”“橦华”即棉花。

其二,由西向东传入。非洲棉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梁书·西北诸戎传》:“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高昌即今天盛产棉花的吐鲁番。

由于新疆地区干燥的自然环境,使得不少古代的棉织品遗物保存下来。特别是在吐鲁番的晋代墓葬中发现了已炭化的棉籽,经鉴定是非洲棉。非洲棉又名草棉,质量不高,在我国已早被淘汰。

木棉花发齐鲁地

棉花虽早已在中国扎根,但传入中原,仍有漫长历程。在目前所见史料中,棉花由边疆传入中原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晰。魏晋南北朝时,时局不稳,各地交流较少。而到了隋唐以后,中原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与两广、云贵地区经济来往密切,棉花在唐宋时期已不断向中原地区移植。

唐朝时,棉花依然是奇珍异品,棉织品为上层人士享用。唐朝晚期,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东游记》中,记叙公元851年,在今天北京地区见到的棉花是在花园之中作为“花”来观赏的。有不少诗人,为棉花题诗作赋,如白居易的“吴绵细软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王维的“撞布作衣裳”,杜甫的“光明白叠布”,张籍的“木棉花发锦江西”等诗句。而在文学作品中,“白叠布”“木棉裘”都还是珍贵之物。

到了宋朝,棉花制成的衣服已在日常生活中较多出现,开始逐渐挑战丝绸的霸主地位。由于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此最省便”,因而得到了比桑麻更快的发展。

宋朝时,南方种植棉花的区域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还仅限于长江以南地区。目前中原地区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纺织品遗物,是在1966年浙江兰溪一座南宋古墓中发现的一条棉线毯。

到明代时,棉花开始感染齐鲁气息。朱元璋模仿元代统治者征收棉花、棉布的政策,出版植棉技术书籍,引导民众种植棉花。他三令五申要人们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以保证国需民用。1366年,全国尚未统一他就下令:“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罚每年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罚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山东棉花大发展,大约自明初起。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颁定实物租税的税率:“麻亩征税八两,木锦亩征四两。”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命令负责机关:广逾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步终具数以闻。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代替粮食完纳课税,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

山东土地,与棉花有缘,一相逢便硕果累累。洪武四年,朝廷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武九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庚子条记有“北京都司布六十万,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这说明明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都发展到相当程度。

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可知当时植棉和棉纺织已遍布全国。而随着城市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原料,更刺激了农村种棉花的积极性。明朝时,兖州“地多木棉……转贩四方,其利颇甚”。

锄花要趁黄梅信

棉花的扩散,让古代农学家开辟了新天地。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北花出畿辅、山东”,山东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棉区之一。徐光启生长在棉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家世业棉,对棉花种植情况较为熟悉,他对当时的棉花种植经验用十四字诀概括:“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斡,稀科肥壅。”

而另外一位记录下棉花种植的农学家,则是山东人——王象晋。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自号明农隐士、赐闲老人。他是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晚年致仕还乡后,王象晋在故里新城著书立说,并亲自教导子孙课业。他对种植花卉、果树、蔬菜等作物情有独钟,居官之时亦不忘农耕之本,经常深入农田现场细心观察体验。他重视对粮食作物、果树种植的研究和记载,常常对某种作物引入栽培、反复试种。

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王象晋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又从古代农书中汲取了不少宝贵资料,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和心血,编撰了一部二十八卷四十余万字的农学巨著《群芳谱》。它集十七世纪初以前的古代农学之大成,内容广泛,论述周详。书中按照天、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岁、花、卉、鹤鱼等十二个谱分类,对每一种植物都详叙形态特征、栽培、利用、典故和艺文,这是其他农书所不及的,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群芳谱》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出版,书中“棉谱”一章主要分选种、下种、耘苗、打心、拾花等段落。王象晋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了山东的棉花栽培技术。

选种时,王象晋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他引用老农“棉种必冬月碾取,经日晒燥”的说法,并指出“浸用雪水能耐旱,鳗鱼汁浸过不蛀”。

棉花下种时,不宜过早,怕春霜伤苗,但也不能太晚,怕秋霜伤桃。王象晋分析,大约在清明谷雨间。“种法有三:漫撒者,用种更难耘；耧耩者,易锄而用种亦多；惟穴种者,用种颇少,但多费人工。”他如是写到。

而棉花出苗后,如何耘苗也是极重要的。王象晋说,锄者一去草秽,二令浮土附苗根,则根入地深,三令土虚浮根,苗得远行。“功须极细密,锄必七遍以上,又当在夏至前。谚曰: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大抵苗宜稀,锄宜密,此要诀也”。

至于棉花打心,应在苗高七八寸,打去冲天心。“大约打心当在伏中,三伏各打一次。不宜雨暗,恐聋灌而多空条。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旁枝。如有未长大者,又当随时打去,不必例拘”。

到拾花时,王象晋记载:“花既结桃,待桃开绒露为熟,旋熟旋摘,摊放。”

种棉乃兴利急务

清朝康熙以后,耕地面积逐渐超过明代,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进一步扩大。原来经济作物很少的地方,也普遍种植棉花。清朝时,山东的棉织业也日益发达。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棉纺织业遭到洋纱、洋布的巨大冲击。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力图振兴农业,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改良。棉花是清末种植业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倡导棉业改良即成为商部的主要措施。

1904年,商部通饬各出使大臣转饬商务随员,“详细调查该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外,还咨请各省将全境棉业详细调查,主要调查所属地方,土性宜棉者若干处,产棉之地若干亩,岁收平均之数,亩得若干量,以何属为最多,以何区为最良,以何种为最佳,以及历年收歉分数,衰旺原由等,分别汇报到部”。

同年4月,商部从美国大批输入美棉种子,分发山东、直隶等省试种,大大促进美棉推广与传播。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山东道员余恩诒由美国圣鲁易斯城购进美棉种子六百公斤,第二年在东昌府、高唐、茬平等县试种,结果良好,洋棉结实,较本地棉加倍还多。

据1906年十月《时报》报道,东昌府知府魏梅村于棉花收成后查验美棉高大三倍于本地棉,每亩种本地棉约7000棵,美棉至多不过1000棵；本地棉结桃多则20余,美棉可结70-80桃；以当年成本计,本地棉约收35-40公斤,美棉可收100-200公斤不等；所种美棉质量上乘,宜于纺织,此次试种较为成功。由此可见,图强复兴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1908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光绪帝指示农工商部,要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该省督抚等认真提倡。光绪帝言辞恳切地下谕道:“……此乃兴利急务,勿得视为具文。致负朝廷振兴农务惠利民生之至意。”

新品种引进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在山东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如胶济铁路途经的高密、小清河沿岸的邹平等地。

谁知姹紫嫣红外,衣被苍生别有花。农人种棉甚为辛苦,而如果人类一旦放弃对棉花栽培和选择,它仍然会改变现在的植株形态和生长习性,逐步适应干旱的山谷旷野生活,并恢复到它的原始野生形态。纵观山东棉花种植的历史,也印证着这一点,当人们把棉花当回事儿时,棉花才吐露出温暖的白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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