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史尘看牟国
牟国故城遗址出土的商代陶鬲高奴禾石铜权（阿房宫出土）研究人员考察牟国故城遗址
□徐祥法 刘家文
牟国，是两周时期山东境内的一个小国，其初建之地在济南钢城区境内，后外迁。拨开历史浮尘，我们发现，在灿若星辰的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元素中，牟国所闪耀的历史光芒、特别是在冶铸方面的贡献，尤为耀人眼目。
牟国的外迁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祝融之后于牟，其故城在钢城区辛庄街道赵家泉村。唐代谱牒姓氏专著《元和姓纂》：“牟，子爵，祝融之后。”《汉书·地理志》：“泰山郡牟县，故牟国也。”清宣统《莱芜县志》：记载牟国故城“在县治东二十里，牟汶曲中。春秋桓公十五年，牟人来朝。此其故都也”。牟国在齐鲁两国之间的钢城、莱芜及周边地区存在了400多年。约在齐灵公灭莱之后，其主体部分被迁往胶东地区今烟台牟平、福山、莱山一带，在那里又重建牟国，史称为“东牟”。
其实，早在齐桓公时期，就有一部分牟国人外迁，外迁之地为河南鹤壁山城区一带，即春秋时期的“中牟邑”。当时，东周列国时常受到赤狄、白狄、长狄等北方民族的侵扰，齐桓公联合中原列国实施“存鲁救燕”“迁邢封卫”的善政，赢得诸侯们的拥戴。《国语·齐语》云：“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齐桓公为彰显在诸侯中的大国、强国风范及权威和担当，打着维护周王朝的旗号，从本国调兵遣将，建五鹿（河南濮阳）、中牟（河南鹤壁）、盖与（山西和顺）、牡丘（山东茌平）等城池关隘抵御外侵。其中，把守中牟者，为齐国控制下的牟国人；而把守盖与者，应来自齐国的盖邑（山东沂源）。
诘难者或许会问，有东牟、中牟，是否还会有“西牟”？其实，这是曲解了“中”的含义。《说文解字注》：中，“当作内也……中者，别于外之辞也。”“中”牟实为“内”牟之意。“东牟”之“东”、“中”牟之“中”，是相对于周王朝的疆域来说的。其时虽诸侯林立，争霸烽烟四起，但周王朝的框架还在。原牟国所在地仍称牟；东迁的牟国在周版图东部，因称东牟；西迁的牟国人在周版图内部、中部，故称“中牟”。隋开皇初年，隋文帝杨坚为避其父杨忠之讳，将河南中牟县改为内牟县，即为依“中牟”原意而改。至于今开封市所辖中牟县，春秋战国时期有棐林、焦城、囿中、曲遇聚等诸多称谓，改称“中牟”年代较晚，或因中牟邑人迁居于此而命名，与春秋中牟无涉，此不赘。
牟国冶铸技术先进
春秋时期，冶铁术初兴，牟国人的冶铁技术在当时首屈一指。冶铁较于冶铜，关键在于温度的提升。当时冶铸工匠虽已熟稔冶铜技术，但在用木炭冶炼的时代，一下将冶铜温度提升500多度以冶铁，难度是相当大的。牟人之所以被称为上古神话中“火神”祝融之后，当与牟国人擅长掌火提升炉温冶铁以及冶炼技术熟练有关。
据韵书《集韵》：铁古作銕。銕，从金从夷，盖因东夷人擅长冶铁。牟国所在的钢城、莱芜一带自古为冶铁重镇，露天铁矿较多，铁矿石易开采，矿冶发达是不争的事实。境内遗留下了诸多与冶铸有关的地名，诸如南冶、小下冶、徐冶、大冶等。据《嘉靖莱芜县志》：“矿冶设官，其来远矣。夏禹之际，已有朝贡于王。”《续修莱芜县志》：莱芜冶铁“稽之史册,应在秦前”。牟国国民在此长期繁衍生息，矿冶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国力保障，境内城子县、东风炉、孙封邱以及牟国故城遗址的赵家泉等多处春秋战国乃至商代的冶铜、冶铁遗址证明了这一点。
《礼记·内则》记载，敦牟巵匜。《康熙字典》注：牟，读曰堥。敦牟，黍稷器也。释文：齐人呼土釜为牟。《后汉书·礼仪志》：巵八，牟八。又《后汉书·祢衡传》：著岑牟单绞之服。牟通鍪，指金属头盔。古代将金属器具名与国名、族名相同者极为罕见，之所以名以“牟”字命名上述物件，可见牟人擅做此类器具且在当时独树一帜。
其实，存世文物也印证了牟人在冶铸方面的高超技艺。1964年西安市阿房宫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其中有铭文曰：“三年，漆工□、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秦统一度量衡后，对于衡器制造已有严格的制度，其上铸铭文以示责任人。铭文中“工隶臣”意为铜权铸造者，“牟”为铸造者姓氏。此权自始铸至秦二世六年，三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足见其精密程度。而铸造工匠“牟”来自牟国，其铸造技术在全国首屈一指。1954年，泰安市泰山区东更道村出土一件特大铁盘，据著名考古学家王恩田先生研究，这件春秋晚期的特大铁盘专为祭祀泰山而铸造，其铸造地应为牟国所在的莱芜地区，“能够铸造出这样的大型铁盘，在当时是其他各国尚未掌握的尖端技术”。牟国外迁原因
齐桓公之所以迁牟国人于中牟以御戎狄，当因牟子国人熟练掌握了冶铸技术，尤其是冶铁技术。冶铸技术对当时的生产生活、抵御外侵尤显重要。《管子·小匡》：“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钮夷锯棍，试诸木土。”美金者，铜也；恶金者，铁也。齐国将铁器用于耕种，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这说明铁器在齐国已经成为做工务农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齐国在卫国边境建中牟城，正是利用牟人高超娴熟的冶炼技术，造青铜兵器用于应对戎狄侵略，做铁器提高生产力，做好军队的后备工作。在中牟城所在地的鹤壁市鹿楼冶铁遗址，规模庞大且出土大量东周时期冶铁遗物，足可证明中牟人在此大规模冶铁。
至于牟国的东迁，通常认为齐鲁两国战乱不断，处于两国之间的牟子国不堪蹂躏，被迫迁往胶东地区。事实上，春秋末期牟子国早已在齐国的实际管控之下，没有想迁就迁的自由。当时齐灵公新灭莱国，牟国便迁往莱国旧地，若非齐王指令，蕞尔小国安敢趁机鸠占鹊巢？之所以将牟国东迁，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用牟国掌握的高超冶铁技术，发展齐国经济。
齐桓公时期，齐国实行盐铁官营。管仲建议“官山海”，“官”者，管也，是指把制盐业和包含铜铁的矿产管制起来。正是凭借着对盐铁资源的管控和利用，桓公时期的齐国国力达到鼎盛，后齐国借助管仲实施的改革红利和资源优势，延续着强国地位。至齐灵公灭莱，疆域扩大，莱地百废待兴。其地坐拥渔盐之利，再利用当地矿山资源发展冶铁无疑是壮大国力的首选之举。
作为新兴且前景广阔的冶铁业，仅有矿产资源是不够的，产业振兴，技术工人不可或缺。因而，熟练掌握冶铁技术的工匠成为本国的宝贵财富和他国的觊觎对象。王恩田先生认为，春秋时期楚国之所以伐东夷，“除了攫取铁资源外，俘获冶铁工匠也是重要的目的”，洵为卓识。齐国将自己管控下处在边境的牟国东迁，除了开发新纳入版图的莱国旧地，保护牟国冶铁工匠不让流入他国、维护冶铁行业的领先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世《叔夷钟》铭文记载了齐灵公对灭莱战役中功勋卓著的叔夷的赏赐：赏给他“造铁徒四千”，同时赏赐“莱仆三百又五十家”。铭文中点明赏赐的仆人为莱国本地人，对于四千“造铁徒”的来源却没有提及。通常认为，“造铁徒”同样原属莱国。这样一篇文思缜密的长篇铭文为何明此暗彼？按正常的行文规律，若“造铁徒”为莱人，应作赏“莱造铁徒四千”。可见他们并非莱国人。此时，拥有众多造铁工匠的牟子国已在齐王的指令下浩浩荡荡迁往莱国故地，《叔夷钟》所言“造铁徒四千”应为牟国工匠。
牟人所迁之处，都有冶铁遗址伴随，也可说明牟国与冶铁的渊源。除上文所说“中牟邑”的鹿楼冶铁遗址外，牟子国东迁的胶东地区，如规模较大的烟台福山古现的牟子国故城、牟平冶头冶铁遗址等，这都说明了牟子国与冶铁行业的内在关联。同时，牟子国东迁之地出土了诸多年代较早的铁鼎、铁耒、铁带钩、铁权等在当时工艺先进的系列铁器，其中在荣成三冢泊村出土了迄今罕见的战国大铁权，重24公斤，无不印证着牟子国东迁后给当地冶铁业带来了普及和发展。
江山更易，世事变迁。至战国末，齐国势力衰微，楚国乘势而入。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楚灭鲁，继灭牟，先后存在了800年左右的牟国从胶东地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拨开历史浮尘我们看到，牟国的冶铁技术对我国冶铁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疑是中国冶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皆为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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