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曲折·勤奋·辉煌 ——高中学习生活回想闫西龄
2018年4月闫西龄在他的书房聊城市教育局闫西龄
我是1961年茌平二中初中毕业。当时，茌平县共有四处中学，即茌平一中、二中（位于博平）、三中（位于卅里铺，即目前的乐平镇）和韩屯中学。除一中有高中部外，其余中学均为初中。
我们这届初中生，考初中时（1958年）遇上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初中招生规模大增，而到1961年毕业时正是全国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教育规模缩小，招生人数大减。这年茌平一中高中仅招两个班，共80余人。茌平二中这年毕业8个班，绝大部分同学参加了茌平一中高中的招生考试，但考上的只有6人，连同被其他高中录取的，总共也只有9人。
茌平一中高中招收的这两个班，称为高中四级，我被编入二班。可算出，茌平一中高中部是1958年创办的。
由于1958年在中国掀起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极“左”思想严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盛行，又大反右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被称为“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这届高中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入学的。当时生活、学习的难苦，是当今学生难以想象的。今如实写出，以飨读者。
带粮上学生活艰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高中生，凡是农业户口的都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由国家统一供应口粮，学生交纳一定生活费。我是农业户口，1958年考入初中时就随之将户口转为非农业。1961年我们初中毕业时，原是农业户口的学生其户籍便转回了农村，恢复为农业户口人员。但这年当农业户口的学生考上高中后，其户籍不再转为非农业。原来国家因经济困难已经取消了初、高中学生户籍都转为非农业的规定，亦即国家不再给所有初、高中学生供应口粮。这样，从我们这届高中生开始，农业户口的学生要帶粮上学，也就是这些学生的口粮要从农村家中带入学校。在当时，初、高中生绝大部分是农业户籍。
这时的农村经济已处于严重的困难状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例如耕牛绝大部分死亡。耕地、耙地等重体力活全靠人拉完成），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公社生产队所产粮食，交上公粮后所剩无几。许多农村每人每天按四两粮食分配口粮，有的村子更少。在无油无肉也无其他副食的情况下，四两粮食远远吃不饱。面对农村这样困苦局面，上级出台了文件，规定凡是农业户籍的高中生，国家每人每月免费补助8斤成品粮，不够的粮食再从家中带。
我一般三周回家一次，每次从家扛20斤左右的粮食回学校。我家离校约40里。当时没有当今的交通工具，全靠步行。那时的农村为了减轻挨饿，大量种植地瓜、多穗高粱等产量高的作物。学生帶的也多是这些粮食。学校按照学生所交粮食品种发给饭票。如交地瓜干、高粱、玉米等粮食，就发给“粗粮票”，如交小麦就发给“细粮票”。学生手中的细粮票极少，粗粮票也是以地瓜干为主。吃饭沒有炒菜，也没有水煮大锅菜，大都是蒸熟的瓜干或地瓜面窝窝头配着老咸菜吃，早、晚饭大多数喝高粱面粥，有时喝玉米面粥。如吃顿细粮（馒头）那是极幸福的事情。这样的饭食，同学们也不能放开肚皮吃，不太饿就可以了。其他中学也大致如此。
面对学生如此的生活状况，1961年夏末，上级下发的文件中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见缝插针”，二是“劳逸结合”。见缝插针，就是只要有空地，就要种上能填饱肚子的农作物（特别是生长快、适应性强的作物），谁种归谁。茌平一中不仅房前屋后种，连操场都耕耘起来种满庄稼。“见缝插针”的实质是挖掘潜力、调动积极性，自力更生减轻饥饿。“劳逸结合”，是针对学生严重营养不良的现实，尽量减少学生体力消耗，避免学生都晕倒、病倒。学校取消了体育课、晚自习和所有课外活动，晚饭后即睡觉休息。学校讲，这样做是贯彻“劳逸结合”的方针（不是因为挨饿、营养不良）。此项规定维持了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劳逸结合”的提出，也反映了一个现实：上级文件要讲农业大丰收，人民丰衣足食，斗志昂扬，形势大好这样的词语，绝不能出现“挨饿”“营养不良”等语句。但面对学生明明白白吃不饱、面黄肌瘦、少气无力的现实，又要避免学生大量病倒，只好用“劳逸结合”这样的词语委婉的处理，实则是掩人耳目，也避免被扣上“诬蔑公社化大跃进”“诬蔑社会主义”等大帽子。希望那样的社会气氛和现象，永远不再出现。
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还可由以下两点来体现：（1）那时县城没有照明电。中学里上晚自习一般是用汽灯（使煤油汽化形成的一种灯，很亮）。但在经济困难时期学校里没有了汽灯。学生是在自制的柴油灯下上晚自习，柴油也都是学生自备的。一般是前后桌四人合用一盏灯。这种灯不但光线微弱，而且有明显的黑烟。所以整个教室内烟雾弥漫，真是乌烟瘴气。当时人们没有环保意识，也是没办法，任凭如此。大约到1963年上半年，教室内才安上日光灯，每个教室只安四个，远远达不到目前囯家制定的教室照明标准。但在当时学生们已经感到很好了。（2）在那个时期，纸张也匮乏，特别是白纸几乎见不到。我们用的课本、作业本等都是黑灰色或浅黄色的纸印刷的，纸质极为粗糙。目前可到老图书馆查看1960年前后出版的中小学课本和其他一些书籍，即可“观赏”到那时期的纸张。
教育和经济确实是相辅相成的，既相互适应，又相互促进。那个时期一个县办一所规模不大的高中（每年招二、三个班）也是很勉强的，受到物质条件、师资等各方面的制约。例如，那时小学、初中都不开外语课，直到高中才开始有外语课。当时的外语，是以俄语为主。我们考上高中开学后领到了俄语课本，但俄语教师空缺。学校只好让刚高中毕业的叫贵玉成的学生代上俄语课。上课约20天，人家已考上山大生物系去上学了。学校又找来也是刚高中毕业名叫齐富贵的给我们两个班上俄语课，一直到上级派来正式俄语教师。
经历下放道路曲折
我们这一届以及我们上一届（1960年考入高中）同学，上学之路也很曲折，绝大部分曾被“下放”回家。其原因还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由于1958年以来的不切合实际的大跃进，各行各业“大发展”，盲目上马项目。脆弱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大幅度减产，无力支撑这些所谓“大发展”的项目，只好下马。同时，大力减少非农业户籍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非生产人员。正式文件中的说法是“大力支援农业第一线”。人们通常称为“下放”。各行各业搞下放，教育也不例外。1962年5月上级决定对各县的高中进行停办或消减。将各县高中农业户口的高一、高二学生（亦即1961年和1960年考入高中的）下放，只保留这些学生中非农业户口和极少量农业户口的学生。被下放的学生发给“高中肄业证书”回原籍农村。没被下放的学生并校学习。例如，高唐一中和东阿一中没被下放的学生合并到茌平一中，和茌平一中没被下放的学生组成新的高一、高二。这样高唐一中、东阿一中都没有了高一、高二学生，亦即停办了这两处高中。其他各县也像上述三县这样处理。没被下放的学生于5月下旬迅速进行了合校上课。那时候包括高中在内的农村中学、小学只放短时间的麦假、秋假，不放暑假。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上级又认为把高中生下放不妥，或者说是错误的。又决定恢复各县高中原来的大致状况。被下放的学生大部分又被召回学校。茌平一中我们高中四级原两个班，每班只恢复到30多人。学校又从高中三级（1960年入学）召回的学生中留级部分学生，补充到四级的两个班中，使每班达到40多人。高中三级原来的四个班恢复后成为三个班。可看出当时的高一高二最终都只下放了少部分农业户籍的学生。
上述高中生被下放又被召回的曲折经历，是当今人们难以想象的。但在当时，学生和家长只知道听上级的安排，一切处于服从状态。那时人们的法律观念极淡薄，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学习勤奋成绩辉煌
茌平一中高中四级在艰苦中生活，又经历过下放的折腾。但学习一直认真、刻苦。我当时是二班的学习委员，对同学们的学习比较了解。概括的讲，当时的学习有下列特点：（1）真正认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大家常把一些名人名言，如“知识就是力量”“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强大；用知识武裝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知识不存在的地方，愚昧就自命为科学。”“懦夫把困难当作沉重的包袱，勇士把困难化成前进的阶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要成为有知织、有学问的人。崇尚科学家、文学家等有真才实学的人，讨厌和鄙视贪玩、懒惰、浮躁和不求上进。（2）有理想，有目标，更有坚强意志。“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是一个真理。”高尔基的这一名言几乎深入每个同学的心中。人人树立起远大理想，并全力为之奋斗。在艰苦的时候，理想和目标是黑暗中亮出的火光，坚定意志是不断向前的风帆。理想和意志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是大家勤学苦读和取得优异成绩的保障。（3）排除干扰，专心致志的学习。他们不讲究吃，不追求穿，不早恋，不拉帮结派，总之，影响学习，不利于学习的事坚决不干。但他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和劳动。例如，文艺演出，歌咏比赛，挖厕所等。（4）不好高骛远，扎扎实实打基础。他们认识到，学习类似盖房子，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建起坚固的楼房。只有把基础知识学扎实，才能攻克难点，破解难题。当时，特别强调学好课本。大家认真听每一节课，认真做每一节作业，把课本的每部分都搞懂，搞熟练。不会的及时问老師、问同学，绝不留“夹生饭”。在学好课本的基础上，适当看些课外辅导材料。大力提倡勤学好问和互帮互学。帮助别人，也会提高自己。（5）坚信“一分辛苦，一分收获”，信奉“书山有路勤为径”“勤勉是好运之母”“勤能补拙”。不勤学苦读，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他们学习的刻苦，可由以下几例来体现。有些同学为提高外语成绩，在熄灯后睡着前，将当天学的外语单词或短文，全部回忆默背一遍，想不起来的用手电照明查书，直到全部记住，当时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过电影”。通过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外语成绩得到明显的提高；又如，有的同学数学成绩很不理想，他便利用假期，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将数学课本从头至尾细致复习一遍，把所有习题认真做一遍。把课本每部分都搞懂、搞明白，该记的记住，该背的背过。实在不会的，问老师或同学。很快其数学成绩就跃入优秀行列；再如，有些同学坚持每天写日记，使语文成绩得到十分明显的提高。
高中三年的学习，使我深深体会到，有了雄心壮志，学习就极有精神，就劲头十足，就有用不完的劲，而且身体好。有些同学很注意利用各种因素，不断增强学习动力，坚定壮志雄心。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等报刊的一些文章，特別是《中国青年报》的“青春寄语”对同学们的激励作用很大。在高三期间，《中国青年》发表的作家魏巍的文章《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使大家非常振奋，极大的鼓起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记得我们数位同学在宿舍里，一边吃着蒸熟的地瓜干，喝着馏锅水，一边高呼“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那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讲的“精神变物质”。
那时，经常进行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要求政治挂帅、听党的话，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强调艰苦奋斗，发愤图强。1963年3月5日后，常进行学雷锋教育。高三时不断宣讲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除学习老典型邢燕子、侯隽等人的事迹外，更多的是学习新典型董加耕（江苏人，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大力宣传他的事迹。毕业前夕，曾反复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亦即要有一颗一心一意向着党的红心，同时做好升学和落榜两种准备，落榜后要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们高中四级是1964年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可想而知，高考结果十分可喜。升学率在全专区（包括目前的聊城市和河南的台前县、范县及河北的馆陶县和临西县的大部分）是名列前茅的。扭转了头两年茌平一中升学率很低（不到3％）的局面，创造了茌平一中那个时期高考的辉煌。这一辉煌成绩已经被载入茌平一中史册。特别是我们二班，全班41人，有18人考上大学，其中考上一类大学（当时很少）的就有7人，二类本科8人，专科3人。第二年又有3人考上本科。
感恩母校致敬老师
我们这届学生高考取得优异成绩，除同学们的努力外，也是学校大抓教学质量以及老师们辛勤培养的结果。我们在高一时任课教师频繁变动。从高二起基本稳定，任课教师是：语文：刘登湘（任一班语文课）、袁明柱（任二班语文课）；政治：贺照禧；俄语：白汝平；代数：高乾煜；立体几何：周逢泉；平面三角：先后是李业成、陈大中；物理：丁太明；化学：刁新民；生物：先后是于乐福、王华秀；历史：汤维利；体育：赵东星、霍凤泽。班主任，一班先后是：汤维利、周逢泉；二班是：高一于乐福、高二赵东星、高三丁太明。各位老师在艰苦条件下爱岗敬业，热爱学生，钻研业务，用心教学，为提高教学质量不懈努力。贺照禧老师的教学很出色，他把枯燥的政治课讲的有声有色，给学生留下了许多年后不忘的印象。“文革”后贺老师被评为特级教师，也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后来贺老师升任茌平一中校长，他领导有方，使该校连续六年荣获高考聊城地区第一名的辉煌业绩。又如，赵东星老师多才多艺，他任体育课，也善长美术、音乐和乐器。他关心学生，爱惜人才，班主任工作做的很出色，使全班同学团结、奋斗。就是这样一位优秀教师，文革中惨遭批斗、迫害，过早的离开人世。总之，这众多的老师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
我们高中四级高考取得好成绩，还与当时全国重视教育、抓教育质量的“大气侯”有关。我们在初中三年的学习中，每学期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参加校内外体力劳动，且以到校外参加农村劳动为主（“文革”中发展为学工、学农、学军的“开门办学”），这种状况被颂扬为教育革命。而在高中三年的学习中，一次也没有出校门参加劳动，在校内的劳动也仅是打扫卫生之类。以李恒之校长为首的校领导班子大力抓教学质量，全校以教学为中心。这种全国抓教育质量的“大气侯”从1961年开始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1965年）。文革期间曾把这一时期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大力批判。但我的切身感受是，这时期（高中三年）基础知识学的又好又多，学的最扎实，印象最深刻，多少年后还记忆犹新。对当年考大学，对后来工作，都极为有益。
典藏的记忆难忘的高考
当年的高中不分文理科。大家学习的课程都是一样的。学校要求同学们不偏科，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但高校是分文理科招生的。人的爱好和兴趣也是不同的。所以高二以后同学们对课程的学习都有不同的侧重，特别是高考前的几个月，大家都按个人打算报考的科类准备功课。
高考前夕，我们茌平一中80余名考生，由教导主任杨继昌（以后曾升任校党支部书记）帶队，挤站在两辆大卡车上，到近百里的聊城考点参加高考，沒有一名家长陪同。考场设在聊城一中，我们的食宿也都在该校的食堂和学生宿舍内。
这年文史类的高考科目是：作文、古汉语、政治、外语、历史、数学，每门满分是100分。其中作文、古汉语两场考试成绩加起来称为语文成绩（亦即语文满分是200分），数学成绩仅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所以文史类各科总分是500分。理工类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课、政治、物理、化学，每门满分100分，各科总分是600分。这年理科的语文试卷和文科作文试卷相同，只是一道给材料作文题，没有其他题目。
三整天的高考结束，我们乘卡车回到学校。大家都从紧张的高考中放松下来。同学间、师生间相互诉说、畅谈。教导主任杨继昌的书法很有名。他当场主动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堂的内容是唐朝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钭，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爰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两旁的条幅是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怀着对老师的感谢之情，将这幅中堂悬挂在我家屋内的显著位置。
第二天我回到家中，随之就到生产队干农活了。那时对于高考分数等信息，谁也不打听，也无处打听，完全处于等待状态。大约半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干活。我侄女到地里喊我回家说：“你老师来了”。我立刻回到家，见是教务处刘英华老师，她正和我母亲聊天。见到我她说：“西龄，我是从韩屯邮电所我同学那里骑自行车来你家看看，你不用忙着招待我，天不早了，我需马上回韩屯。”说了会话后，我依依不舍送老师到村外，目送老师身影消失。返回家，我母亲说：“我问你老师了‘我儿子能考上吗？\’你老师说‘能，老博平县北部和西部只有你儿子和李丙奎能考上大学\’”。李丙奎是一班学习委员，学习很好。后来的结果也证明确实如此，我考入山大，李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即目前北外大）。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八十岁的母亲忽然问我：“李丙奎到哪里工作了？”李丙奎的家离我家约三十里，我俩也不是一个班，我母亲也没见过他，但仅凭刘老师的一句话，我母亲却永远记住了他。这不仅是因我母亲记性好，也是因为考上大学令人重视，使人印象深刻。这情节实在令人回味和思考！
高考后约1个月我去韩屯赶集，遇上从县城来的同学张景才，他告诉我：“你考上了，可能是山大。”第二天我便到离我家40里母校拿取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被山大化学系录取了。当时不公布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考生都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各高中只是张榜公布被录取学生名单和录取于何高校。因为那时考生的分数属国家绝密资料，连考生本人也不让知道。直到1978年才开始知道分数。因为这年3月8日邓小平指示“要公布高考分数，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2018.6.16完稿，7.14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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