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土豪救穷人

红军标语。（本报资料）

由王观澜负责的地方工作队在越西开展了宣传动员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的工作，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焚烧国民党政府钱粮地契册薄档案，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也激起了越西各族人民对反动政府和恶霸土豪的仇恨，彝汉群众纷纷向红军控诉官僚恶霸和土豪劣绅往日犯下的桩桩罪恶。

这些土豪劣绅，平时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每次上面派捐派款，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出得最多，实际上他们分文未出。如果派粮一升，他们即向佃户收一升半；派钱一吊，他们就要收一吊半，多于的部分除了交他们应交的部分还有剩余！还有的更巧立名目搜刮钱财。1934年越西“三·二七”农民暴动后，地方豪绅为了慰劳镇压暴动的国民党二十四军驻越西的部队，竟然联合保长，让城里的小商小贩，每家出银洋二元，这相当于他们半个月的利润所得。这笔劳军费，最后只拿出了三分之二，其余被他们私吞。

红军工作队根据群众的诉求，拘押了未逃跑的土豪周鹤筹、范正祥及保长胡良诚等人，红军工作队向他们交代了党的政策，要他们交出多年来压榨剥削劳动人民所得财物。对于这些平日里视财如命的地主老财，这无异于要他们的命，尤以周、范二人特别顽固。

周鹤筹算得上是越西城里的一个土老肥财主。他家住秉墙背后（现在南城小学背后），是一幢土木结构的房子。家中有几十亩田地租给佃户耕种。周鹤筹为人吝啬异常，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想方设法积累钱财。每逢越西有啥公益项目，周鹤筹十有九次总会拿在手中，以便从中大捞油水。马敞河坝要修锁夷桥，周鹤筹在监修“倮倮河锁夷桥”时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城北卖菜油的张老汉交不出所派捐款，周鹤筹竟然指使人抓走了他的小儿子，卖给奴隶主当娃子换了20两银子！

范正祥是越西城里的头面人物，他家住武曲街，有套碉房和正房环成的大院子，家具十分气派。范正祥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结交官府，勾结国民党军队驻越西的长官，不但经常借机敲诈小老百姓，有时连一些大户商家也不放过。更有甚者，他竟然黑吃黑，连袍哥、哥老会的会社善钦坊的鸦片买卖他也要插一脚。有一次竟然以“禁烟”为名，让驻在城里的二十四军团长聂秋涵派兵出面，将哥老会的一笔价值300多块大洋的大烟全部收缴。哥老会明知范正祥使坏，但抓不到他的把柄，表面上自认晦气，暗地里恨不得在他身上用刀戳72个窟窿。

为了防止周鹤筹、范正祥日后报复群众，红军撤离时将此二人押至城外。平时受欺压的群众追撵这二人，后至王家屯附近马敞河坝，开了斗争大会，群众控诉了二人平日的罪恶。会后，红军将二人押至青杠关处决。

保长胡良诚家住文寿街。他家景中平，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胆小怕事，城里的豪绅们说什么，他就办什么，事实上沦为了这些人鱼肉人民的工具，经红军教育后被释放。

在县城内，恶霸地主李锡成逃走了，他的忠实奴才刘文斗却积极活动。刘文斗同李锡成有点姻亲关系。李锡成逃走时，委托刘文斗帮他照看家里。李锡成在河东有几十亩地，有几家佃户帮他耕种。红军到县城的当天夜里，刘文斗跑到佃户家对他们说：“东家走了地还在，你们种他家的地，等于东家养着你们。平时吃东家、穿东家，现在不要没良心。”又说：“东家平时待你们不薄，不要落井下石。”最可恨的是他去威胁这些佃户：“哪个不记情，以后东家回来了，就找哪个算账！”刘文斗一下午走了五、六家人，东窜西跳，妄图阻止红军打土豪的活动，确保主子的家产。红军将他扣押，依群众的强烈要求，在城外处决了这个地主的狗腿子。

红军还抄没了官僚恶霸蒋安庭的家产。蒋安庭在县城北街的家临街面是个高大的门楼，前庭为客厅、客房，中间为寝室、厢房，后面为厨房，总共有三、四十间房屋，屋里摆放有各式中西家具，十分气派。

周瑞呈（国民党县府第一防卫大队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张竹村（国民党县府科长）、王吉之等人的家也被红军抄了，红军将这些官僚土豪恶霸多年来压榨人民群众得到的财产分给广大贫苦的彝汉群众。县城内绝大多数贫苦群众都分得了一定的粮食、衣物、钱财。贫苦受压的彝汉民众欢天喜地，大街上，人来人往，比赶场天还热闹，平时不敢进城的五乡四邻的彝族同胞，也成群结队地赶到城里，有的去“打财喜”（分浮财），有的去听红军宣传队演讲，还有的则去打听红军收不收人当兵。街上的栈房也挤满了人，不少人彻夜不眠，跟着红军宣传队的人员打转，一遍又一遍得听红军讲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新鲜道理。街上的店铺也是红灯高挂，整夜营业，更增添了城里的热闹气氛。

就连离县城几十里的偏僻彝村，人们也听说了红军“打富济贫”的事迹，许多人成群结队邀约进城“打财喜”。瓦岩乡彝族罗万金、卢金安等人，在县城里分到耳锅、细碗、古式坛子等，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上交人民政府，作为红军长征的革命文物。

在白泥湾，恶霸地主廖金廷、廖春波父子闻知小相岭被红军攻破，立即收拾细软，连夜逃到南箐深山里躲藏。红军用手榴弹炸开了廖家的碉门，抄没了其家产。在中所坝，红军又抄没了恶霸地主兼防卫大队长陈玉洲、地主陈云泰、陈之典等人的家。红军将抄来的钱财衣物分发给贫苦彝汉民众。

在越西期间，红军来到还来到1934年“三·二七”越西起义的策源地王家屯（通济堡）等地，祭奠了当年参加“越巂救贫义勇军”的死难义士，慰问安抚他们的家属亲友，镇压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官僚。

摘自《红军长征过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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