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名校养成记：校长主动出击，吸引社会资源和公益组织帮助
贤山小学校内景观。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新建的图书馆、种满花卉和蔬果的校园……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南湾湖风景管理区的贤山小学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花园式学校”。然而，在7年前，这所乡村学校却是杂草丛生，地面尘土飞扬的模样，一台大屁股的老式电视机已经是学校为数不多的电器了。
“当时因为学校条件太差，基本上每个学期都有老师离开。有一个学期因为老师调走，课程重新排了三四次。”2010年，放弃了城市里的优渥工作，宋冉选择了扎根于这所乡村学校。
7年里，为了改善学校的硬件条件，作为校长的她，四处奔波寻找社会企业资助，“不求捐钱，就希望能捐些学校需要的东西。”一台电脑、一台投影机，慢慢建出了一所现代化的乡村学校。同时，她还积极联络公益组织，培养师资力量，将城市里优质的教学内容传递到乡村。
与以往等待政府资助、支教团队帮扶的乡村学校不同，现在有一批像宋冉这样的校长们，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积极寻求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打造出了一个个“乡村名校”。
“乡村学校的教育工作者确实应该提高对社会公益资源的敏感性，通过教育系统、民政系统或者网络查询来扩大公益服务信息来源。”9月5日，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就此对澎湃新闻表示，公益机构关心乡村教育将会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乡村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开阔思维，主动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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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乡村学校的突破
今年7月，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新乡村校长论坛在杭州揭幕，贤山小学的校长宋冉成为首批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校长之一。
在来到贤山小学之前，宋冉已经在市区一所优质中学当了11年的中学教师，期间带了9年初三毕业班。然而，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惑，她决定要回到“教育的最初”去感受。
“孩子们小时候本来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为什么上了九年级差距就会那么大？”宋冉7月28日告诉澎湃新闻，带着这份困惑与好奇，从未教过小学的她，下决心要回到小学，“看看教育的最初是怎么回事”。2010年，贤山小学老校长退休，宋冉主动请缨，来到该校任教。
刚到学校时，简陋的设施让宋冉很诧异，“学校大部分区域都没有水泥地，到处都是杂草，当时我孩子在市区的小学念书，学校的教室已经全部都装上了电子白板，但贤山小学只有一台过去老式的‘大屁股\’电视机，可以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在当时，简陋的教学条件，是大多数乡村小学共同的特点。
“政府每年提供的办公经费按学生人数算，平均每个学生一年是630块，一共也就是6万多块，平均一个月几千块，相当于一个家庭的收入。”
算算了手头的这些办学经费，宋冉一筹莫展，“这些钱可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但如果想要改变硬件设施，或大面积培训教师，提高师资力量，就很困难了。”
意识到这一点，宋冉想到，与其精打细算的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不如“主动出击”。从2010年开始，在管理好学校之余，宋冉开始频繁的游走于信阳市的各大企业之间，联系企业老板，为学校募捐资金。
头一年，宋冉的一个房地产朋友给贤山小学捐了3台电脑，之后，学校的多媒体设备、校园内部的树木，也都是来自社会捐款。
去年6月份，宋冉和上海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合作在校园里建起了图书馆，对方还帮贤山小学开展了教师培训。
学生在学校图书馆读书。
相比于当地其他乡村学校的校长，宋冉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资源对于发展乡村学校的作用。
“我们学校缺什么，我就想办法，其实社会上有很多愿意捐助的企业家或者老板，他们不知道往哪捐，甚至会对捐款的使用有些不信任。”宋冉说：“如果跟他说，你不必直接给我们钱，就说缺什么东西让他自己采购，大多数企业家还是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乡村校长的探索
2005年，来自台湾的李南阳带领四川凉山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垮村全村人民新建起了达祖小学，并担任达祖小学第一任校长，7年后，校长职务被传到了王木良手中。
王木良告诉澎湃新闻，最初当教师的那几年，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00元，现在达祖小学教师的工资则已经达到了2100元左右，虽然与同地区公办学校相比还是偏低，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由于学校地处景区，当地经济速度提升快，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以前建学校一个技术工30块就可以请到，现在要花到300多才有可能请到，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作为一所民办公益小学，办学经费永远是校长王木良最忧心的事情。
“我们每年办学经费中七八成都是来自社会募捐，虽然学生也享受国家提供的营养午餐、书本等福利政策，但教师的工资需要学校自己筹款。”他说，在运营学校的过程中，自己常常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考虑如何获取办学经费，“除非有社会团体可以承诺跟我们说要长期加薪，要不然我们根本不敢给教师涨工资。”
为了寻求更多社会募捐，王木良和学校负责外联的老师，常常要在外面跑动，主动联系社会组织，募捐办学资金。
此外，王木良还在学校附近办起了农场，租用了村民100多亩地，通过种植核桃、果树，养一些业野猪、土鸡，来保证学校生活的自给自足，“最好能有些产出，带来些资金。”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发展迅速的达祖小学，也慢慢吸引来了一些师资，“以前我们学校都是支教老师，很不稳定，现在周边一些毕业的大学生、高中生、中专生毕业后都会愿意过来工作。”
王木良说，现在学校已经有了10个固定的当地老师，每个学期还会通过学校网站或朋友介绍招募2-3个支教老师，为教师教学带来很多变化。此外，王木良也在寻求教育公益机构、上海浙江等地名校合作，帮助本校教师开展公益性的培训。
一所乡村学校影响的不仅是学生本身，优秀的乡村学校往往还能带动周边区域的改变。达祖小学定位于社区公益小学，一开始是给村民上扫盲班，每周五组织东巴成人夜校班，后来还在村里恢复了中断60年的纳西祭天仪式，引导村民传承保护自己的文化。
此外，达祖小学每年会接受社会各界爱心捐款，长期资助当地贫困孩子上学，已然成为一个公益平台，如今达祖小学的校外助学已经覆盖泸沽湖八个县25个乡镇，方圆四五百公里。
“一个校长如果做得好，二十年内，至少会影响两百个老师，每一个老师一辈子至少影响两百个学生，如果这样下去，整个体系就会好起来。”马云在首届新乡村校长论坛会场上这样说道。
在他看来，决定中国农村9000多万学童未来的是370万的乡村教师，而能够影响370万乡村教师的是农村20万的乡村校长。基于此，马云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推出了为期十年的乡村校长计划，预计10年投入约两亿元寻找、支持中国优秀乡村校长，首批入选的20名乡村校长获得50万发展基金。
两个月前，王木良入选首批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成为所有入选校长中为数不多的民办学校校长之一，“我觉得现在乡村教育的形势大好，自己越来越有干劲，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力量都很支持，只要想做事，大家都会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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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注入社会资源和帮扶
除了马云公益基金会，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组织开始注意到乡村校长对于乡村学校发展的引领作用，2011年，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弘慧基金会”）开启了乡村校长培养计划，和清华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乡村校长培训活动，2012年专门启动校长论坛，去年又组织乡村校长去美国游学访问。
“一个好的老师可能真的影响一群孩子，一个校长肯定带动的是一方的教育体系和理念的进步，我们希望在县域里找到真正有情怀的种子校长，从而推动整片区域的教育进步。”该基金会理事长张帆说。
“现在主动联系公益机构的乡村校长越来越多，一些优秀校长会非常积极地找到公益机构参加培训活动、选拔志愿者老师，有的甚至直接走向大学，跟大学的团委、学生会、支教协会联系合作，直接把大学生的夏令营活动暑期带到自己学校。”投身乡村教育十几年的张帆对乡村学校发展有着深刻的感触和理解。他认为，近年来乡村学校对于社会资源的引进表现得越来越积极，“尤其是我们扎根的地方，彼此的信任度很高。”
2008年，张帆和其他几位合伙人一同创办了聚焦乡村教育的弘慧基金会，并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县域发展模式。
他告诉澎湃新闻，基金会每到一个县，公益活动就会覆盖这个县80%的学生人群或60%以上的学校数量，每个县一年增加两个学校，目前已覆盖湖南省9个县，未来3-5年内基金会还将进入广西和贵州。
除了围绕学生设置了奖助学金、长期陪伴、各种夏令营活动等机制，该基金会还专门针对学校校长老师开展了培训、游学等活动。
曾在弘慧基金工作的王华（化名）是湖南怀化人，他当年就读的高中正是弘慧基金选定的帮扶对象，自己也接受过资助。在工作期间，王华常常和团队一起下乡考察，有很多来自教育一线的个人体验，“教师和家长都特别欢迎我们，因为我们能带来很多变化，虽然有些校长可能会因为行政或一些考核不挂钩不太配合，但大部分合作学校校长都非常支持我们。”
在张帆看来，弘慧基金会这套渐进式的县域发展模式避免了很多来自帮扶对象的质疑声，但他也承认，公益组织在乡村学校开展活动确实会遇到帮扶对象不信任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一些乡村学校校长本身认知方面的偏差，或培训内容与现有的教育体系存在重叠、冲突和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不信任程度可能会更高。”
作为张帆的同行，温茗也向澎湃新闻讲述了自己类似的经验，2013年，她正式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入职，如今已是基金会一名高级项目官员。
她说，公益组织一开始想要跟乡村学校建立好合作关系需要很多耐心，自己刚来时，有时主动联系一些乡村学校说基金会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培训，经常会遭到一些校长或者老师质疑是否真的是免费。
“不过后来合作过程中这些乡村学校发现我们确实是以免费的方式在帮助他们，信任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而且现在这种信任的氛围越来越好。”温茗说，相比几年前，乡村学校对公益机构的质疑减少了很多，“公益机构是政府机构的补充，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尽管乡村校长对社会资源的引入越来越多，但在一些偏远地方，不少乡村学校还是没能收到教育公益机构的讯号。
今年入围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秦家庙小学校长李社会告诉澎湃新闻，平时学校能接触社会资源的渠道很少，若不是政府部门发来评选的链接，自己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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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最合适的公益服务？
2010年，友成基金会发起常青义教计划，组织退休教师去山区支教。2013年6月，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面向全国中小学讲授了一场生动的太空物理课，航天员与地面师生的“天地对话”给乡村教育一线的友成常青义教团队送来了灵感。
“既然太空上的课程可以通过技术传到地面，那么城市名校名师的资源为什么不能通过技术手段也传送到到向村里去。”带着这个疑问，常青义教团队开发了“双师教学项目”。
“我们和人大附中联合发起了双师教学项目，把人大附中名师的课程录下来，通过网络平台输送到乡村，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屏幕里人大附中的老师，一个是当地的老师。”温茗告诉澎湃新闻，根据后期专门的评估机构跟踪，双师教学的方式对于乡村学校在学习成绩、学习习惯、学习氛围都明显受到人大附中的影响，取得很大进步。
相比于政府机构，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很多实验，一旦试验成功就可以把这种模式交给社会。
前期摸索之后，常青义教开始对外输出双师教学的模式，“我们跟广西教育厅合作，教给他们这种模式，然后教育厅专门成立项目组把南宁等地一些好学校的课程复制下来传送给乡村学校。”
区别于传统公益机构的助学、支教等方式，双师教学通过技术性的驱动以低成本换取了高收益，截至2016年年底，常青义教团队已在全国20个省200余所乡村学校开展过双师教学活动。
据2015年第四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发布的《教育公益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机构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手段将各种教育资源、各种课程内容、甚至远程的教师培训、活动指导等送到四面八方的边远学校和社区。
与此同时，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内容逐渐向改善教育内涵的方向转变。
“十年之前现金资助的方式可能比较多，比如援建希望小学、图书馆，但从现在的公益氛围来看，主要还是针对教师培训以及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为乡村孩子创造更多接受素质教育的机会比较多。”
相比于助学、支教传统公益方式，温茗认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机构开始投向乡村学校的软件建设，通过新公益的方式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新的需求，“作为校方来说，也应该明白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相应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直接索取现金。”
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桂馨基金会（以下简称“桂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乡村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其运营总监酆伟告诉澎湃新闻，目前乡村教育发展最缺乏的不是硬件设备，而是包括乡村教师校长成长在内的软件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很多教育公益机构都在朝软件服务方面转型，从让乡村学生有学上，到接受相对更有质量的教育。”
酆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机构本身对公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早年间乡村学校确实需要很多硬件援助，但近些年政府对乡村学校的硬件投入很大，乡村学校的硬件改善明显，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认识到，想要支持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就必须去做教师成长等软件支持。
“每年暑期，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乡村学校都在搞建设。你去给一个学校捐一个图书馆或科学实验室，如果没有相应的老师、校长的理解、理念的认同和相关专业实践能力来支撑，这个事情是很难落地的。”
不过，公益机构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元化也给一线教育工作者增加了难度，对于乡村教育来说，如何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公益服务成为学校、教育局一大考量。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接受，不是所有的公益机构提供的支持都是专业的，一线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明白自己真的需要什么或者弄清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不能契合到自身学校的发展中，有所针对地选择公益服务。”
周日村民带孩子来学校图书馆读书。
专家：乡村教育工作者应保持清晰判断力
“在乡村学校，特别是小规模的乡村学校，校长的领导力、乡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硬件设备等方面往往很欠缺，公益机构如果能根据乡村学校发展最急需最有成效的方面给予帮助，对于学校发展的好处毋庸置疑。”
9月5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对澎湃新闻表示，从公益事业的发展来看，公益机构关心乡村教育本身是个好事情，公益机构的快速发展会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多支持，将会带来很多积极影响。
谈松华认为，乡村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提高对社会公益资源的敏感性，可以通过教育系统、民政系统或者网络查询扩大公益服务信息来源，“比较偏僻的地方信息就比较闭塞，公益机构发展可能不是很平衡，提供方和需求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更好的对接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徐小洲认为，中国的乡村学校大体上已经走过了硬件设施不足或者条件差的阶段，目前乡村教育核心问题是包括教师水准在内的办学能力的问题，“有更多的社会团体来弥补目前教育发展的短板是好的，但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教育支持责任的减轻，相反应该加大对这方面认识的高度和支持的力度。”
“利用社会资源办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但并不是主体。乡村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责任在政府，如果这一点忘记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徐小洲说。
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目前在全国各地登记在案的基金会总数量已经超过6000个，而其中超过4300家基金会名称中含有“教育”字样，不过，庞大的数字背后同样蕴藏着隐患。在徐小洲看来，公益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会存在浑水摸鱼的现象，政府要建立起一套包括准入、运营、效益评估在内的良好生态机制，“这个生态体制对于基金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同时，徐小洲认为，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公益服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有统筹规划，不能完全放任，学校需求应该跟整体的地方教育规划和学校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提高公益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此，谈松华也表示，乡村教育工作者在面对社会公益资源时应该保持清晰的判断力，“现在信息比过去公开得多，学校应该对公益机构的背景、提供的公益服务、和具备的能力条件都要有所了解，根据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找一些公益机构，才能更好的用好这些公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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