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南征进军路线示意图
南坛蜀汉墓平面图。1、陶灯 2、3、陶盔形器座 4—6、残陶器
诸葛亮南征进军路线示意图
（上接15版）
说起“建兴”与西昌的关系，不得不提诸葛亮的南征，蜀汉先主刘备在猇亭被东吴大将陆逊大败，第二年白帝城托孤，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禅登基。时逢蜀国的南中地区发生动乱，“南中大姓”雍氏后人雍闿起兵造反，杀死蜀国派任的建宁（今云南）太守正昂，并派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引诱各郡加入，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叟人”首领高定（一作“高定元”）先后响应，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纷纷起兵反抗，一时局势危机。丞相诸葛亮起初两年并未起兵，而是采用安抚政策，但南中地区持续“后院起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蜀国的统治，诸葛亮终于选择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开始了南征。
南征之初，诸葛丞相的目光聚焦到了越嶲郡，即今天的凉山。当时南中最有势力的三大部落雍闿、孟获和高定的军队都汇集于凉山，本着擒贼先擒王的思路，诸葛丞相当即决定发兵凉山，直捣西昌。从成都出发后，诸葛亮率部队由当时进入凉山的唯一通道，星夜兼程，走僰道（今宜宾），渡马湖，尔后走旱路自东向西横穿大凉山，途经今日凉山州的雷波、美姑、昭觉等县，最后抵达西昌，并于现西昌市经久乡一带驻扎下来。
诸葛亮运筹帷幄，准备充分，虽是长途奔袭，但蜀军士气高昂，一路捷报频传。先是兵不血刃拿下雍闿，直逼营寨，又击败高定部署，扫平各路叛军，唯有孟获部朝云南仓皇出逃。诸葛亮率南征军乘胜追击，由泸水（今攀枝花市金沙江段），进征益州郡（今云南晋宁），生擒了孟获。这段战事后被诸葛亮记入《出师表》中，是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国演义》中的“七擒七纵”便是此时诸葛亮追击孟获部的故事。诸葛丞相对孟获的收复主要采取了“攻心”战术，每次生擒孟获，不开杀戒，而是反复地放回，然后又智擒，最终让孟获心服口服地归顺蜀汉。鉴于孟获在南中地区有绝对的威望，他的辖区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人人臣服。孟获归顺蜀汉后也言而有信，直至蜀汉政权灭亡，南中地区也没再掀起大的反抗和动乱。诸葛亮的“攻心”无疑换来了南中的长治久安，但后世史家学者对“七擒七纵”有过诸多质疑，比如部分史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更不符合当时的客观自然条件。诸葛亮南征短短数月既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完成“七擒七纵”神话般的战绩，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是难以办到的。
“七擒七纵”的真实性众说纷纭，笔者不敢妄下论断。从根本上看，南征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前前后后仅花了数月时间，与诸葛亮生平指挥的其他大型战役相比，不值一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也仅用“（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简单地描述此战役。但毫无疑问的是，诸葛亮的南征为蜀汉南中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征大幕落定，诸葛丞相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治理这片多民族的边地，一时计上心头，“民族区域自治”的蓝图浮现在诸葛丞相脑海里。除了改设郡县外，他并没有专门驻留军队，而是依靠当地多民族百姓的力量实现区域自治，这一施政方针对后世影响深远，也直接促成了接下来几百年南中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
有了基本政策后，诸葛亮开始为管理西昌物色人选，他想到了张嶷，张嶷号称“小五虎将”，曾在广汉、绵竹平叛羌乱中屡获战功，善于处理民族事务，有丰富的民族关系处理经验。张嶷被诸葛亮委任为越嶲郡太守，常驻西昌。张嶷不辱使命，在任期内延续诸葛亮区域自治的政策，多次化解各种叛乱，消除区域内不稳定因素，在本地各部族中的威信也水涨船高，任职的十五年里，延续了西昌的稳定发展。
张嶷借助在部族中树立的威信，主政期间政绩丰硕，深得当时百姓拥戴。其任越嶲太守于西昌，主要政绩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盐铁开采。得知距西昌三百多里外的定莋（今盐源）、台登（今冕宁）、卑水（今美姑）三县一直盛产盐铁和漆器，张嶷率部攻占了三县，设置官署，多次安抚当地部落，用官府的力量推动盐铁开发，促进了西昌一带的农业发展，也增强了军事实力。
其次是通畅交通，打通了西昌到成都的快速路线。从越嶲郡到成都，原本有条又近又平坦的老路，可经旄牛地区直达成都，史称“牦牛道”。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但在一百多年前，该路被牦牛部落阻塞，人们前往成都只能走山路迂回。自张嶷上任之初就在思考怎么打通牦牛道，因为这对凉山经济发展、军事、商旅活动都有极大战略帮助。经过调查发现，旄牛部落的首领狼路有四千多户人口，易守难攻，于是张嶷派人带着钱物拜访狼路，又派人对狼路亲族加以劝说，最后，狼路终于动摇，带着兄弟妻儿来见张嶷，并和他结盟为誓，从此，西昌和成都千里之内一并通畅，牦牛道成为西昌和成都之间商贸军事要道，恢复了昔日丝绸之路的光芒。
再者是修复西昌城，经过战乱的西昌城多有残败，张嶷到任的第三年，民间生息得以恢复，时机成熟，张嶷下令重建邛都古城（西昌城）。因此张嶷个人威望极高，且此事深得民心，一时间各部族民众热情高涨，在《三国志》《华阳国志》中，对张嶷有“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的记述。修复后的西昌城，亦恢复了昔日的容光。
张嶷卸任太守离开西昌调回成都时，西昌百姓无不挽留沿街痛哭，路过牦牛道时，沿途部落也是箪食壶浆，夹道送别，一路送他的车马送至蜀郡交界处才肯离去。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张嶷的妥善执行，相辅相成，给当时的西昌带来了安定发展的机会。
时至今日，离诸葛亮南征已逝去近一千八百年的岁月，“建兴五年”纪年砖静静地述说着西昌的沧海桑田。该纪年砖的发现，明确了凉山境内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蜀汉墓葬的身份，对证明蜀汉文化与东汉文化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出同一性提供了直接证据。砖体上记载的年代是非常准确的时代信息，对于了解西昌这一时期的历史、生产生活和丧葬礼制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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