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廖仲安教授
念
怀
廖仲安教授
2012年，廖仲安教授在颐和园。
2009年，廖仲安教授（右三）夫妇和四个子女在一起。
文/林开伦
图/受访者家人提供
出生在西昌市西乡乡太平村三组(尹家坎)的廖仲安教授，1944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从此离开家乡，家乡很少有人知道他。今年4月，我给他家里打电话时，才知道这位学有成就，历尽沧桑的老人，已于2017年4月19日走完人生道路，与世长辞。
转眼，廖仲安教授已去世一周年，带着对他的深深怀念，我再一次提笔，抒写我和廖仲安教授几次特别的交集。
今年5月16日，我与廖仲安教授的子女通电话，告诉他们，西昌变化很大，建设得非常漂亮，邛海湿地在国内外很有名。他们说，等小弟、小妹退休后，四姊妹将一起回家乡看看。
廖仲安的学术成就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廖仲安教授所著的《反刍集合编》中这样写道：廖仲安先生是我校文学院知名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廖仲安先生的学术论述，曾以《反刍集》《反刍集续编》之名结集出版，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告罄，我社此次将二集合一，名曰《反刍集合编》，所收文章计百余篇，分列于“文学遗产”“陶潜研究”“杜诗研究”“唐诗研究”“小说研究”“文化研究”“师长学者”“书译书序”“杂感散文”各版块下。廖仲安是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是一位涵养深粹的学者，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治学的领域是比较广阔的。他主攻古代文学，不但熟悉，融通各个朝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而且对古代文艺理论、古代散文和小说也有深入的研究，古代文学之外，他对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创作，对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也多有涉猎，表现了多方面的兴趣。同时，他又是一位执拗求实的正直之士。
廖仲安教授的学术成是多方面的，他的《谈杜诗》一文是解放后大陆第一篇评论杜甫的文章。廖仲安教授的理论修养很高，他读过《资本论》，对马列的其它经典著作，对《鲁迅全集》也很熟悉。这在当代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中并不多见。在他的《反刍集续编》中，也收入了几篇为别人写的书序，这些书序都是他独到的学问见解。如《不学诗，不以言》之论，《诗经》到汉代如何成为封建的政治教材等等。他对古典文学中“风骨”提出新的解释，用简明形象的比喻说明：风是思想感情表现于文学作品中那种感动读者的力量；骨是内容条理表现于文学作品中那种征服读者的力量。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风骨”就是健康充实的思想内容在文学作品风格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健的气势和力量，一种审美的特征。
在《反刍集续编》中，还收集了1982年他回西昌老家时所写的两篇散文和两篇白话文，其中《邛海行》和《泸山怀旧》记下了他浓郁的乡情，深长的感叹不但包含在寻访旧迹和对往日的回忆里，而且叙事、议论中仍不时地旁证风俗、博引典故，闪动着知识和思想的火花。
李华和王学泰都是廖仲安教授在北京师范学院的首批学生，后来也是北师院的教授，他们在《反刍集》和《反刍集续编》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如果将近几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分为三代的话，廖仲安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热爱古典文学，建国不到半年就开始关注古典文学，他在《文艺报》第一卷第一节7期就发表了《关于接受中国旧文学遗产问题》的文章。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价值问题。热情地肯定了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其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意义。
廖仲安教授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四个孩子虽然都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但他们的学历最低也读到硕士，在国内外不同领域获得骄人成绩。
我与廖仲安教授的交往
我与廖仲安教授虽说是同乡，都是西昌市西乡乡人，但几十年来，此地的人都不知道西乡乡还有个在首都师范学院任教授的廖仲安。
几年前，我的同乡战友朱沛富，曾不止一次地给我提及过，尹家坎的一位村医曾说过：“我开医疗站的这个房子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那个廖沫沙的家，所以，现在想拆旧建新都不敢动，因为那是名人的房子啊！”可是，我算是对西乡乡情况比较了解的人，从未听说过本乡出去的人中有个叫廖沫沙的。
当热心的好友李良如将《西昌文史》策划的“天南地北西昌人”撰稿提纲给我后，才引起我对本乡所谓廖沫沙这个人物的重视。
2013年4月16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来到尹家坎，找到一个比较熟悉的朋友提及廖沫沙的事。他告诉我，要到安宁河边找到株大树村村文书的爱人尹文珍，才能把事情说得清楚。于是，我又赶到尹文珍家，运气还不错，当我说明来意后，她说：“廖仲安，原来叫尹彦辉，是我的亲二叔，但已多年未联系了，不知道他的情况。”
原来我要找的人不叫廖沫沙，而叫廖仲安。她说：“我可以给你拨通一个天津的电话，她是我姐姐尹文惠，只有她们才有联系。”真巧，尹文惠的电话一拨就通，她将手机给我，我把写“天南海北西昌人”撰稿计划告诉她，她说不知道廖教授本人同不同意，要征得他的同意你才能写。当日下午四点，尹文惠打来电话，说已征求廖教授本人的意见，他同意写。并告知了廖教授的电话号码和详细住址。
我随即拨通了廖教授的电话，廖教授说：“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教了一辈子的书没有什么功绩，也没有什么贡献，值不得写。”我说：“《西昌文史》是比较严谨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进去的，而是要有条件、有资格的人才能入编。”他说：“我只是出了一本书。”他补充说：“在西昌，我只和赵金奎（地下党员）有联系，我准备送一本书给赵金奎。”我接着说那可不可以送一本给我，他说：“你拿着没有用。”我说：“学习呗。”他说：“你真的喜欢看，我可以送一本给你。”不久，我真收到廖教授所著的《反刍集合编》。拜读后，对廖教授更是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廖仲安虽然不是廖沫沙，但就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一写。
2014年12月，由政协西昌市委员会主办的《西昌文史》第25辑，刊用了我撰写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廖仲安》一文。我给廖教授寄了两本。当时已88岁高龄的他，在手脚不太灵活的情况下，专门为我书写了一首古诗，连同他小儿子廖小同的摄影集邮寄给我。并要我转达他对在西昌高中读书时的同学胡崇坤、张家铧、诸世庸的问候，并要了地址，给他们寄书。
我为我们西乡乡出了这样一位著名学者感到高兴和钦佩，也为能将他的故事写出来不留遗憾而欣慰。
廖仲安其人
廖仲安，生于1925年，原名尹彦辉，与潘琰烈士同班，解放前夕在北京大学加入地下党，由北大到解放区，遂化用今名。
1944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学《历代文选》《历代诗词选》，自学《唐诗别裁》，把其中二百几十首杜诗用毛笔小楷抄写在本子上展诵。1947年转北京大学读中文系，曾写《谈杜诗》发表于《文艺报》，在后来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中被列为全国解放后的第一篇论文。
北平解放后，又回城在教育战线上做接收工作。
解放初期，任北京市教育局科员，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部干事。
1956年秋天，从市委教育部调北京师范学院任中国古典文学教师。
1957年至1958年曾经挨批、挨整、受处分，但幸免了戴右派帽子的大难。
1958年后期被学院指定为写《中国诗歌史》主编，负责写《诗经》。
在修改诗歌史的同时，他还研究了曹植的问题。写了《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文学遗产》的增刊上。
1960年完成诗歌史第一册的修改任务后回课堂教书。
1961年，担任北师院古典学文学教研组长，后又调北京大学参与《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组的工作。
1963年，编写工作结束后，仍回北师院担任文学史的教学。
在十年浩劫中，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批斗，被抄家，被劳改，被拘留审查等磨难。
1972年才从五七干校调回学校教书。1974年秋后又被第二次赶下五七干校种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又回校重操旧业。从1977年至1986年九年间共发表长短不齐的论文四十四篇。
1978年10—1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改和定稿工作。
1979年参加由肖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工作。1980年前后写过两篇“红学”论文，《龚仙珍与“红楼梦”》《红楼梦与清代政治管窥》都是读《红》的体会。
1984年初，担任北京市《水浒传》研究会会长。
写了关于杜诗的文章共十五篇，并完成《杜甫命全集》的校注编撰任务。
廖仲安教授曾说：“一个作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作品给自己争得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不必等待史官的吹捧，也不必等待权势人物的提拔。”“一个伟大的作家对后代的影响是长远的，多方面的，它不仅见于后人的评论之中，而且还见于后人的创作中，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是任何人能凭一己爱憎可随意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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