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日子
□ 张怀理（绵阳）
那年冬天，我和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一起，在板桥大队修水库，负责用鸡公车推土垒坝。突然，一只手拍了一下我肩膀，我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军官。他说，你想当兵吗？我说想，做梦都想。
父亲当时已经调到粮站当站长，他是不愿意让我去当兵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将来顶班到粮站工作。母亲也不愿意我去当兵，她是不愿意我离家太远，她看不见我，也怕我照顾不好自己。而我呢，就想远走高飞，到外面去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闷罐列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我们在这里住下来，开始新兵训练。我身体素质很好，队列训练和擒拿格斗我都不在话下，唯一怕的是晚上站岗，我心里老是发毛。我其实是不怕黑夜的，在老家，我经常一个人走夜路，穿梭于山梁与村落之间，心里十分平静。但是当兵以后，一个人夹一支步枪，戳在深夜里，心里就害怕。总幻想有敌人来摸岗哨，抢了我的枪，杀了我的人。最不能适应的是紧急集合和野外拉练。我总是捆不好自己的铺盖，背在背上，一会儿就散落一地，只有抱着被子跑。一天夜里，在拉练过程中，我一头栽进了老乡的冬水田里，浑身湿透，连枪管里都灌满了稀泥，狼狈极了。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在了团部机关招待所工作。招待所没有打打杀杀，我主要是烧开水、洗被子，缝铺盖。其实这些劳动我也有一些吃力，特别是缝被子，经常把针扎在手指上，鲜血直流。有时候疏忽中把几床被子缝在一起，只好拆了重来。但这种工作让我改变了懒惰的习性，过去把绿军装穿成灰军装，再把灰军装穿成黑军装，又把黑军装穿成亮军装，后来一身整洁，“舅子似的”在营房里走来走去。
兵当久了，就想着要去打仗。那时天下太平，敌人就像睡着了一样，既没有侵略，也没有挑衅。那时我的饭量很大，一顿要吃11个馒头，还要喝3碗稀饭。团部小灶的炊事员是我老乡，可以到他那里吃红烧罐头，喝五粮液，日子蛮滋润的。那时就想，这兵当得有些窝囊，我这强壮身体的精力，没处释放，一身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
1979年的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前，我们部队接到命令，要抽调200人补充到野战部队。要参战了！我兴奋地递交了请战书。小时候看电影时，《上甘岭》、《南征北战》里面的战争场面让我激动，也让我向往。但在递交请战书的一刹那，我也有些犹豫。真正要上战场了，突然面对子弹和鲜血，我能活着回来吗？好在这犹豫只在一瞬间。后来，参战士兵都是从连队抽调的，南行的军列里，没有我。果然，就有消息传来，谁受伤了，谁牺牲了。想着那些曾经活蹦乱跳的影子，心里不免难受。后来又想，如果真的被调去打仗，我也不会当逃兵。选择了当兵的职业，不想死是一回事，慷慨赴死又是一回事。
在凉山的那些日子，我基本没有其他的烦恼，就是想家，一直都想。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我和父母的联系，只有依托信纸。一来一回，要半个月时间，让我饱尝等待的痛苦。母亲不识字，收到我的信，要去找人念，找人回。给我的回信里，开头总是吾儿可好，结尾都是吾儿保重。常常，我会从营房旁的民居想到我家的老屋，从营房门前的柳树想到张家李园。我甚至可以从洗脸盆里看见复兴寺水库，从对面的黄土包看见毛狗洞的松柏。直到当兵4年后的1980年，我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
我一步一步向上走，有些像电影的镜头，在门前的桃树下，我遇见了正抱着柴草的母亲。母亲先是怔怔地站立，柴草从手中散落。母亲揉了揉眼睛，惊喜而哽咽地说：“是怀理回来了么？”我急促地答应：“妈，是我，我回来了！”于是，母亲踉跄地跑过来，我飞奔地扑过去，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母亲哭，我也哭。晚上，在乡上工作的父亲回来了，在学校读书的妹妹回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父亲说我长胖了，妹妹说我长高了。母亲呢，一次又一次打量着我，说这孩子，一点也没变。那天夜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走得再远都要回来，为什么心事装得再多，都挤不走那间房屋，原来，那间瓦屋的空气里弥漫的全都是亲情，凝结的全都是记忆。
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部，并有机会调回绵阳。现在回想起来，当兵的日子，成就了我人生的丰满，是最美丽的日子。好男儿，当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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