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 他们吟诵出生命的诗篇
□本报记者 吴梦琳
“真实的素颜，本色的演出，诠释着生命的诗篇。”3月18日，观看完《我的诗篇》后，一位专程从绵阳赶到成都看电影的观众于杰在微信里发出感叹。与一般的院线排片不同，这场电影由一位诗歌爱好者发起、以网友众筹包场的形式进行。《我的诗篇》是国内首部打工诗歌纪录片，由财经作家吴晓波担任总策划，青年导演吴飞跃和诗评人秦晓宇执导，讲述乌鸟鸟、邬霞、吉克阿优、陈年喜、老井、许立志这6个背景各异的打工诗人的故事。其中，邬霞和吉克阿优都来自四川。电影自去年底启动众筹观影以来，短短几个月，依靠陌生网友力量进行了100多场放映，观影人次达到近3万人，创下近年来国内纪录电影上映场次新纪录。
6个不知名的进城务工者当主角，为何引起共鸣？“我们希望能通过这6个人，反映出打工诗人群体的现状，让人看到他们充沛的精神世界。”秦晓宇说。
在工厂流水线上，活跃着数量不少的打工诗人，大千世界，是他们行吟的舞台。虽然游离于主流文学圈之外，但他们默默坚守着自己的诗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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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在大千世界的打工诗人
《我的诗篇》6个主角，年龄不同，从60后到90后；工作不同，有的在深达600米的井下挖煤，有的做爆破，有的给羽绒服塞鸭毛；家乡不同，分别来自四川、山西、安徽等。但他们都有同一个身份——打工诗人，在困窘的生活状态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坚持创作诗歌。“打工诗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价值，打工者的身份，更让他们的诗歌天然地拥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秦晓宇等人在编选同名诗集的过程中，被这些诗歌深深打动，萌生了选择其中几位诗人拍摄纪录片的想法。
邬霞，1982年出生于四川内江。14岁，她跟随父母来到深圳，在服装厂里打工至今，被选中的主要原因，是她的一首《吊带裙》。“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这首轻盈优美中略带忧伤的诗，写于2007年，当时的邬霞才25岁，但已在工厂打工11年。
邬霞酷爱吊带裙，由于在工厂做工只能穿厂服，有时候加完班，凌晨三四点别人都睡着时，她就会穿上母亲买给她的25元的吊带裙，悄悄地穿过走廊走到公共卫生间，对着窗户玻璃看自己的样子。这样的生活让她产生了表达的冲动。一个夜晚，她在宿舍里花了4个小时用纸笔写下这首《吊带裙》，后来发表在博客上，几年后，它才被四处搜集打工诗歌的秦晓宇偶然发现。
2014年6月，《我的诗篇》纪录电影项目正式启动，经过一年拍摄制作，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亮相，一举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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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歌中融入诗人复杂的生活命运和精神思考，反映出底层人群的群体性处境，具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
用有情怀的写作为底层立言
除了《吊带裙》，在工厂打工近20年间，邬霞写作了超过300首诗，大部分都源于她的生活和梦想。在她的另一首诗《爬山虎》中，她写道：“流水线上/我们都埋头工作/阳光只在窗户外窥探一会儿/就转移了视线/我一定要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就像厂房灰墙上的爬山虎”。
“我的诗歌，就是写我想要的生活状态。”邬霞说。在秦晓宇看来，这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力量真实而动人”。
另一位来自四川的打工诗人吉克阿优，是出生在凉山普格县一个偏远村落的彝族小伙，2007年到浙江打工，其间曾回到家乡担任代课教师，但一年后又回到浙江，辗转在不同工厂的流水线上。
拍摄电影时，吉克阿优站在家乡的土地上，用蹩脚的普通话念：“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反对我的新鞋/迎接我的热泪……”
这首诗叫《迟到》，因为打工没有假期，吉克阿优没能赶上那一年的彝族传统新年，而《指路经》，是彝族传统文化中一部祭祀用书。他的诗歌，除了描写个人经历，还有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民族文化的观察。回到家乡，他与弟弟妹妹讨论是否要出去打工来改善生活，又与家中长辈讨论村里年轻人都已离开、没人再会做彝家传统的裹头巾。所有的矛盾和纠结都融入了他的写作。“我们选取的这几个主人公，个性经历独特，也代表着打工诗人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秦晓宇说。在他看来，随着写作的深入，打工诗人们开始观察周围群体命运的处境，用写作伸张平等与尊严，追求更有担当和情怀的写作，从而逐渐生发出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他们在用诗歌为底层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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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篇》重在还原打工诗人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全方位呈现出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
全方位呈现打工诗人群像
作为一部纪录片，尽管获得不少大奖，但《我的诗篇》难以获得院线排片机会。去年底，导演组正式启动“百城众筹观影活动”。
3月18日，秦晓宇赶到成都，参加众筹观影会，并与观众交流。这场活动由成都从事文化产业的张力发起，一天之内150张票全部抢光。此前，彝族歌手莫西子诗还发起了成都、北京、广州三地同城观影。
截至目前，《我的诗篇》已在全国各地开展了100多场放映会，观影人数达到近3万人，各地放映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并引起电影界、文学界以及国内外媒体关注。“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也创造了国内纪录片的一个小奇迹。”秦晓宇说。
为何能引起这样的关注？“纪录片中的人物历经生活的磨难，却没有被磨难打倒，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诗不矫揉造作，真实，有艺术性，更有生命力。”看完电影，网友“藤蔓的夏”评价。《我的诗篇》着重还原主人公真实的状态。镜头跟着6人，拍摄了工厂流水线、求职的人才市场、狭窄的出租屋、地下600多米的煤矿矿井，以及他们贫穷落后的故乡等，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诗歌思考。“作为一部电影，同时出现6个主角人物，尤其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主角人物，这种做法确实少见，也比较难把控。”秦晓宇解释，打工诗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导演组希望更全方位地呈现这个群体，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现实处境，这原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此前也有很多为底层发声的作品，但运用媒体采访、专家调研等形式出现的片子，可能会显得被动，也会省略很多东西。而跟拍打工诗人自觉地运用微妙的诗歌语言来抒写生活和愿景的手法，会更有思想深度和记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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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打工诗歌开始逐渐被公众认可，打工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机遇追寻梦想。
站在阳光下追寻梦想
3月9日，吉克阿优在朋友圈里晒出一张照片——他的作品在浙江嘉兴当地征文比赛中获奖，除了奖状，还有1000元奖金。吉克阿优还记得，几年前，他第一次欣喜若狂地把自己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拿给工友看时，他们漠视却又奇怪的眼神。那次打击，让他把写作当成一个秘密，偷偷进行。
现在，他不仅以诗人身份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还与几个同样爱好文学的彝族打工青年一起，自费筹办了一本面向彝族青年的杂志。如今，他继续蜗居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忙着准备郑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的自学考试，同时还在继续参加一些诗歌类活动。“诗歌对我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带来太多看得见的好处，但让我的精神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吉克阿优告诉记者，在外漂泊多年，几乎封闭在工厂里，拍摄《我的诗篇》，让他认识了更多的作家朋友，更坚定了他的文学梦想。如今，他的生活主要是写作、读书和打工。
原本是爆破工人的陈年喜，现在的生活，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以打工诗人的身份，参加了四川卫视播出的《诗歌之王》真人秀节目录制。“过去，打工诗人可能是一个很边缘、很尴尬的词语，他们自身都不愿意提起，甚至要刻意隐瞒。”秦晓宇说，但通过电影，这样的认知在改变，让大家意识到打工诗歌也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文化，让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无需隐藏的身份。“二十五元的吊带裙，不会成为小资的时尚。今日的众筹，也无法暂停流水线的轰响。但诗的国度不是孤岛，它的军队在每一个良心里驻防，它的国歌，由诗人、打工仔和所有公民一起并肩合唱。”网友“根号三”在观影后写道。
目前，秦晓宇正准备拍摄《我的诗篇》第二部和第三部，同时，制作方还将启动每年一次的打工诗人评选活动，奖金高达10万元，“希望能发掘更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
(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