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玛花开》中的“路”
●李立
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象，“路”在今天的中国影视剧中往往被忽略。影视剧中的路往往作为背景与符号出现，作为陪衬与点缀隐藏。但是在《索玛花开》中的路，我却读出了一种别具的滋味，这不仅仅是一条现存于真实地理空间的路径，一条存在于影视剧中作为核心叙事元素的路，相反，它还是一条通往全面小康的希望之路，一条超越于现实抵达于彼岸美好的隐喻之路，一条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的象征之路。
《索玛花开》中的路是一条真实存在于彝族地区现实的道路。这条路超越了历史的风霜，凝聚着千百年来彝族同胞的汗水，这是祖先留下的道路，这是现实自然环境的塑形。谷莫村，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作为一种想象的存在，而是一种现实的典型存在于广袤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谷莫村的身上，浓缩着彝族同胞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这里自然风光优美，青山绿色相伴，星月花树相拥，但是交通闭塞，信息缺乏，网络缺失，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原始民族生活特质几乎随时都在爆发着冲突。于是，路作为核心叙事元素成为了全片的灵魂。在大地与世界的争执中，彝族村落一步步呈现出了现代性的风貌，从待字闺中，犹抱琵琶的羞涩娇羞走向了开放自信，气象万千的崇高壮美。作为核心的叙事元素，路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开放和美好，走进去与走出来的人构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于是叙事有了动力，转场有了空间，谷莫村从封闭一步步走向开放。从走进去的第一书记周林、王敏到走进去的游客，从走进去的观光者到走进去的建设者，路把希望延伸到了远方，路让谷莫村在***的帮扶政策上有了聚焦的点，有了大写的人，有了彝族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有了民族性格特质与现代经济特质的挣扎，于是情节在生活观念冲突中爆发出敞开的力量，巫萨与木呷、个体客栈与旅游合作社、传统民族性格与民族大融合这些表象的矛盾被一步步揭开。路，把叙事的核心动力转移到了人物身上，路，让人物具有了个性，让情感有了依托，让内在的叙事动力根植于坚实的彝族土地。
路，带来的是走进去与走出来，走进去与走出来成为了这条路上依附的种子。如果说周林是因为第一书记的职责义不容辞地走进去，那么王敏则是因为情感的慰藉选择了走进去，在不同的选择动机中，他们最终都深刻地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这样一片多情的土地上，让青春在奋斗的田野上熠熠闪光。路，唤醒了彝人走了出来。作为民族特质的彝族青年，木呷及其所代表的群像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一步步地走向了开放、自信、包容和开朗。走出去，始见广阔天地，看见气象万千，桃花源里的谷莫村拥有了自信、阳光；走出去，群山之中的谷莫村不再封闭，现代性的网络和电子商务不再有了距离，移动互联网的便捷让民族地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民族生活方式的特质在现代生活方式中依然魅力十足。
西哲有言：走进去的路和走出去的路都是同一条路。而这条路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之路、希望之路、象征之路。这条路饱含着先辈的劳绩，诗意于青山绿水的慰藉，根植于我是彝人的呐喊，呼应着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现实。这条路，将第一书记的青春和奉献铭记，将全民族的希望与共识凝聚，将电视剧的艺术表达与民族地区的现实表达合二为一，它不仅仅是青山绿水诗意画面的呈现，不仅仅是自然万物的吐故纳新，而是一种隐喻的象征，它象征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创造，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创造力，从这个遥远的彝人村寨，我们看到了美好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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