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爱而生活于邻人之中
文/何万敏
大抵，我们弄清楚了“华夏”与“中国”的来历；那么，在偌大疆域的土地上，“民族”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民族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溯源。这种溯源研究法，基本上是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一般相信，经由这种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且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
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在创建“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时，就特别强调，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民族溯源最重要的是在历史材料中梳理“某民族”的资料；他同时提醒，史料中的这些“族名”所对应人群是否就是一“民族”，以及这些族名所代表人群的时代变化，很容易被忽略。
现成的例子是，我经常到大凉山腹地采访酒叙时，见我会几句简单的彝语，初次相逢的彝人习惯性地会问我，“汉呷”还是“诺苏”，我回答，汉呷。朋友点点头，说自己是“诺苏”。这里的“汉呷”“诺苏”即汉族彝族。好几次我似醉非醉，故意谎称自己“诺苏”，尽管迎来睁得更大的疑惑目光，却赢得更多更大碗的豪饮，浓烈的情绪伴随着酒气熏天一直延续至酩酊大醉。
四川凉山的彝族人自称“诺苏”。在我的民族意识中，他们是彝族，而且凉山彝族和散居于云南、贵州、广西乃至国外的彝族，都是彝族，书面上是这样写的。就像我知道的藏族、回族、傈僳族、纳西族、蒙古族一样，彝族也是凉山六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世居的十四个少数民族之一，因为人口众多为凉山的主体民族，遂为彝族自治州。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经常会互相问到民族身份，以此获得某种认同，这在汉族地区实为鲜见；并且我们还喜欢借用一首歌词来说，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人。
在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一个民族的族名可分为“自称族名”与“他称族名”，两者在人群定义上的功能有所不同。自称族名经常是一个人群自我界定的最简单而有效的判断标准，既有界定即具有排他性，因为民族本身正是依赖其共同起源记忆来排除外人的人群结合。王明珂担心的是，长久以来学界流行的，将一个民族等同于一个种族、代表一种文化或一种语言，似乎从不在意这种溯源是否有止境。他指出民族溯源研究的“虚构性”，以假设民族是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统、语言、文化的人群为前提，去观察到客观的人群区分，因此古人所谓的胡、戎、羌，或近人所谓的藏缅、苗瑶、氐羌等“民族”都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但问题出在：
中国史料中的他称族名，尤其是有强烈“非人”含意的族称，如戎、狄、蛮、夷、羌等，常直接表现为华夏的异族意象，因此可视为华夏族群边界的指针。譬如，“羌”有西方异族人的含意，指“那些在西方不是华夏的人”，因此它可被视为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由商代到汉代，华夏民族不断地向西方扩张（包括移民与同化西方的非华夏），使得原来的“羌”成了华夏。于是华夏心目中的“羌”也便不断往西方推移，以反映新的华夏族群边界……如果我们忽略了族群边缘的本质，以及同一族称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并忽略我们自己的族群本位偏见，那么就很容易依赖这些历史材料建构出一部“羌族迁移史”。事实上……我认为一部由商代到汉代的“羌族史”，……是华夏民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与变迁的历史。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用一幅“汉帝国势力所及之华夏边缘”地图，来说明汉代中国人的边缘异族意象，让今人幡然发现，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辽阔“汉”周边，由东向西由北而南分布鲜卑、匈奴、羌、西南夷和南蛮等，形成华夏边缘。“华夏”这一中国人最早的自称，因于农业与畜牧、定居与游牧的资源竞争中，不断迁移扩大，到汉代已大致达到生存的生态极限或政治控制力极限：东至大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东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而边缘的推衍，被常见的历史书描述为“外族挑战中原”，还直接导致筑成如今外国人都会来瞻望的雄伟长城。
与华夏边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中间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设想中国人类学“三圈说”——
以中国历史上的“世界观”来看今日的人类学，我们可以说自己拥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组成。从中国人类学角度看，核心圈就是我们研究的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中间圈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圈子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西部”基本一致，但也可以说是环绕着核心圈呈现出来的格局……从历史时间看，中间圈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至近代国家疆界确立之后，居住在这圈里的主要人群便被称为“少数民族”了。……中国人类学研究过的第三圈就是所谓的“外圈”，可以称这类人类学研究为“中国的海外人类学”。
在他看来，在民族地区展开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民族志的定义（或所指），已从一个官方（国务院）承认的民族的整体社会形态的历史叙述，转向了如同汉族社区调查时所指，更多指对于一个小范围的时空单位进行的人文描述。“过去的民族志均指学者对于某民族的整体研究，而时下的民族志则指对于某村进行的研究。”
于人类学框架中提出“三圈说”的意义，王铭铭把它概括为：
民族学应关注中国这个社会而不是简单地关注作为被国家识别的、作为所谓“群体”的民族。……在民族志和历史研究之间找到结合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论前提。民族志（特别是新民族志）研究，能使民族学家更深入地体会少数民族社会各自的公共生活和历史；历史研究能使民族学家更宏观地把握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与传统。
显然，迁徙、融合，是中华民族漫长繁衍历程中最主要的两大特征。这正是费孝通先生“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的重要概念：
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
由此，也可用来理解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后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在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有趣的是，彝族学者巴莫阿依写过《在汉族人的环绕中》，台湾学者王明珂有《羌在汉藏之间》专著，仅从题目即可见交流乃至融合的形态。前一篇是很好读的论文，讲到作者祖居的冕宁县漫水湾的彝族村民们，在自觉保持民族语言、维系民族认同的同时，又非常在乎自己在汉族人世界里和外面更广阔的天地里的成败与穷达。后一本书的副标题是“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聚居于四川西部岷江和湔江流域的高山深谷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理县、松潘和地属绵阳的北川等地的羌族为对象，通过对这些地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和多层次探讨，展现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变迁，以及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也算是印证王明珂一以贯之的主张：“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说是此地区漫长历程中人类资源竞争中的一种新尝试……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欲建立一纯汉国族国家之蓝图，以及当代鼓吹中国少数民族独立的言论，并不是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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