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宁泸沽公社五一大队冕宁大桥区中心公社一大队三小队
冕宁泸沽公社五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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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享（53岁）：红军来时，我家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躲开了。红军到后的第二天，我爹叫我回家看看，我回到家里看到红军不打人，不骂人，红军对我说他们是打富济贫的，不要怕，让我把家里的人都喊回来。于是，父母也回来了。有个红军战士病了，红军请我家帮助照料，我妈熬了草药汤喂他，又煮甜酒、稀饭给他吃，解了热，4、5天后病就好了。他忙着去追部队，于是留下一元钱给我爹，表示谢意，我爹不要。我送他到大路上，他拉着我的手，硬把一元苏维埃票子塞到我手里。后来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了，地主恶霸也还乡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农村。我爹把红军纸币装在一个小木匣里藏起来，一直保存到解放后。
宋文秀（70岁）：红军来之前我家听了反动宣传吓跑了。红军纪律严明，对穷苦农民很亲热，我家住满了红军，有个年轻的红军发现我家有甜酒，问我卖不卖？我说，你们爱吃就吃吧。我把甜酒从楼上抱下来递给他们，说： “不要钱。”红军说，“不要钱我们就不吃。”让我拿个茶杯和一个酒杯放在桌上。红军吃一杯就丢一个镍币在杯里。当时我家喂有三条猪，叫他们杀一条来吃，他们坚决不杀，却从地主家拿来火腿腊肉和我们一起吃。甜酒坛子和酒杯我至今一直保存着。
付九岭：20多年前我在泸沽镇大桥头卖水面。那年红军从泸沽过，打富济贫，公买公卖，他们说话轻言细语，非常和蔼。红军说我的包子做得好，要我帮他们做面包，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他们拿来了60斤面，我整整做了半天，他们走得快，我也做得麻利，红军很满意。他们捧了许多铜元给我，我没有要。红军是自己人，为穷人闹革命，不怕吃这样的劳苦，我帮做一点面包也是举手之劳，怎么好意思要红军的钱呢！
调查时间：1977年6月29日
冕宁大桥区中心公社一大队三小队
尼克伍吉：在我20岁时红军经过我们这里。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准备送一些羊给红军，红军不要。他们吃一口水都给钱。一个红军首长住在阿勒哈呷家，他家杀了一只鸡给红军首长吃，红军首长送了他一支枪。还送给大家好多米、糖等物品。红军送了我一个竹箱和五个铜元（已交县文化馆）。
调查时间：1974年12月3日
冕宁城关三大队四小队
陈国喜（64岁）：红军在这里成立抗捐军，肖佩雄是大队长。黄应龙是司令，是领导我们的红军干部。李发明是中队长，陈荣檀是主席，李井泉也是领导，彭吉管财务。当时抗捐军发了枪，每人5颗子弹。成立了十二、三天的时间。抗捐军成员在胸前戴有二指宽的布条，共约1000多人。
陈文运（70岁）：红军来后，肖佩雄在西街向绍文家里召集贫苦农民开会。向大家宣传了红军北上的道理，要成立自治会等等。红军黄应龙和黄鹤水（女）参加主持了会议。黄应龙是司令，他来领导我们。记得共有15个头头，肖佩雄任大队长，李发明任中队长，彭吉保管财务，分队长有陈文运、龙志廷、邓德高、彭在章、龙传贡、王期治、陈云树、刘学先。在会上，还将中队改为第一连，排长姓李。会后陈野萍领我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并叫我们自治会为抗捐军。
我们抗捐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给红军运粮。男的运粮，女的当宣传队员。冕宁城每个城门驻守一排人，我守南门。
5月23日那天，朱总司令在文昌宫（现冕宁中学）给群众讲话，说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的，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革命跟着毛委员走。朱总司令讲话后肖佩雄、李发明也相继讲了话。有一个地主的儿子陆祥也上去讲，群众不服，把他拉下看守起来。
调查时间：1974年6月1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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