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杨半城”的倾城之劫（下）
《乐山德星成及联号老德星隆新德星隆德星和兴利德康等商号启事》，乐山档案馆馆藏《诚报》。
■邱硕
查封货物后，1942年8月21日的成都《新新新闻》“乐山通讯”对该事进行了披露，说“因奸商操纵”，乐山物价飞涨，成都检查大队会同驻军“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进行了查封。报道并不讳言对杨家的针对性，“以上五号即德字号均系杨姓一家之化身”。查封之货“囤积过久，已陈腐坏”，查封之后“社会人心，无不大快”。富豪倒霉，是普通人喜闻乐见的事情，再扣上囤积居奇的罪名，自然人人喊打。
杨家不甘心坐以待毙，随即在乐山本地报纸《诚报》连续四天头版刊登《乐山德星隆等号及叶荣森同康永庆联合紧要启事》，试图自证清白，表示“刻下各路来源滞塞，统计各号存货难敷三四月销场”“各号营业均是先到先销，后到后销，有账可查，绝无久搁不售之理”，希望借登报申明来说明真相，促使政府处理。
杨家向政府提出申诉，将查封后的各种困难情形上报，同时按照省政府和县政府的要求，将封货前后德星成及各联号应市销售的详细情形上报。三个月后，在11月16日《诚报》头版，杨家又刊登了《乐山德星成及联号老德星隆新德星隆德星和兴利德康等商号启事》，将政府指令和遵照办理行为细细列出，谨慎地表示“此次存货被封，在政府自有依法而为公平恰当之处置”，再次表明“静候政府处理”的愿望。启事还试图唤起人们的地方情感：“惟商号等在嘉营业有达六十余年之历史者，平时奉公守法，素无非为，亦为各界人士所明察”。该启事既想向政府表明自己服从的低姿态，又暗暗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
但是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眼见着1943年年关将至，已经到了商家年终结算、关门过年的时候了，政府既不给一个明白的说法，又不发还货账。货物被封已五月，经营全面停摆，但商号照样要纳税缴费，店员“百数十人”要开资，“家口约一千数百人”要生活。杨家人实在坐不住了，老德星隆、新德星隆、德星和、德康、叶荣森、同康、兴利、永庆八家商号一起“上书”乐山县商会，请商会转呈政府，“谨再迫切陈词恳求……将被封货物、被提账册单据先予发还，已解危急而资救济”。书呈的最后，已经近乎哀求，连“感戴盛德，永矢弗谖”这样的话都用上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承蒙发还，我们杨家感恩戴德，永世不忘。
乐山县商会在1943年1月9日组织召开了一个临时座谈会，商讨杨家被封布匹的提赈配销问题，参会者为商会成员、县政府秘书、杨家人。政府到嘴的肥肉是不会吐出来的，发还货物断无可能，不过再置之不理实在说不过去，最后决定按十分之一的比例配销各商号所封存的货品。只开放十分之一的货物，并且由政府安排配销，这已经是赤裸裸地掠夺了，但杨家人怕的是，连这个承诺都只是个幌子。他们趁热打铁，于次日又向商会提交了一份呈，请求“配销机关将商号等配销货价款提前全部发还，或饬由大会暂时保管，由商号等用保证方式向大会借支领用”。
这样，杨家八商号的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政府配销，中间必定有各种提留，最后能返回给杨家的货款能有多少，不得而知。
因为杨家生意管网纵横，商号被封还牵连到其他商家的生意。成都信记商号的79匹蓝布委托老德星隆代卖，布匹和税票单据同时被查封。信记正在办理加入成都布匹业工会的手续，但因没有税票单据，就不能加入。信记屡次催促老德星隆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1月，老德星隆向乐山县商会申请，请乐山县政府发还信记蓝布，并致函成都经检队，发还税票单据。但是要证明这批货确实是信记的，还需要一系列的手续。布匹的发还没有那么简单，必须经由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同意，因为棉花、棉纱、棉布（简称“花纱布”）是战争时期最重要、最紧缺的日用管制品之一。
年初老德星隆就申请发还布匹和单据，但信函往返周折达半年之久，7月中旬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乐山办事处才最终回复乐山县政府和乐山县商会：奉局里命令，该批蓝布按管制价格每匹5450元低价征购，并将原案送有军法审判权的机关处理。
就这样，因为停业过久，货物被配销或低价收购，除去开销和完税，杨家诸商号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于1945年春季在《诚报》上刊登声明，宣告歇业。
尽管被抢劫了家产，但杨家人究竟不是普通人，勤劳、坚韧、精明是刻在他们基因中的密码。杨家1946年又在县街开“本源”，1947年在中土桥街开“同成”，都是经营家传的匹头批发兼零售，1948年在中土桥街开“大康”，经营糖果糕点。然而，元气大伤的杨家却再也回不到巅峰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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