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 一生彷徨的爱（上）
凌叔华1935年作仕女四屏设色绢本。
新婚时期的陈西滢和凌叔华。
□龚静染
1930年1月，沈从文曾经给翻译家王际真写信说：“叔华才是真是会画的人，她画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是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看得出，在沈从文的眼里，“叔华”是个很适合做妻子的温顺典雅的女人。
沈从文说的“叔华”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生于名门豪族，其父凌福彭是光绪的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曾经做过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等。凌福彭不仅官做得大，文化底蕴也深厚，与诸多名家过从甚密，家里就是个艺术沙龙。凌叔华从小受熏陶，天资很高，才华出众，曾拜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又曾得到辜鸿铭、王竹林、郝漱玉等名家的教导。后来她又从事文学，被称为“新闺秀派的作家”，由于其作品中多有爱情描写，却被人认为她不懂爱情，“她是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的。”
/人物简介/
凌叔华（1900～1990），生于北京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曾拜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为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后又师从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女画家郝漱玉习画。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她多年旅居海外，却心系祖国，晚年回到北京。1990年去世后，与丈夫陈源合葬在无锡惠山脚下。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等。
一
大户人家的女儿
那么，沈从文说的那个“太享福”的丈夫是谁呢？他就是陈源，笔名陈西滢。
陈源（1896—1970），江苏无锡人，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与鲁迅结怨，二人爆发多次笔战。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识大致是在1924年5月泰戈尔访问中国期间，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陈西滢负责接待，凌叔华作为学生代表也在之列。后来凌叔华给《晨报副刊》投稿，而陈西滢又是《晨报》的编辑。他们认识的经过颇为有趣，在女儿陈小滢的回忆中是这样的：“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1926年7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后不久，徐志摩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其中说道：“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实际上凌叔华曾经与徐志摩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只是后来没有走到一起，但徐志摩的话中也有话外之音，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认识翻译家王际真就是徐志摩介绍的，他们对凌叔华的认识好像不太一致。
1929年，陈西滢离开北平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除了写作、画画之外，还兼职主编了《武汉文艺》。也就在这一期间，凌叔华认识了朱利安·贝尔，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
这段经历的见证者是叶君健，他是陈西滢的学生，也是朱利安的朋友，叶君健在《陈西滢和凌叔华》一文中这样回忆道：
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来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朱利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而获得通过，终于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克莱伍·贝尔是著名的美学家，母亲瓦涅莎是著名的画家。凌叔华作为一个画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我那时写些小说，作为我的英语作文，交给他看，他感到兴趣，因此也和我成了朋友，常与我交谈文学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凌叔华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对此也受到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我加深了对她的理解。她是一个极为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
二
父亲遵循职场规则
朱利安的到来是源于一个英国画家傅来义（罗杰·弗莱），当时他的妹妹到中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并建立了友谊。她回国后就把哥哥傅来义的一幅画送给了凌叔华，双方书信不断。后来武汉大学因为一名英籍教师要离任，需要一个替补的人选，傅来义的妹妹就推荐了朱利安，他当时正愁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1935年秋，朱利安来到了武汉，但他不是一个本分的普通教师，在英国也被视为是浪荡的青年。朱利安来自英国一个著名的艺术沙龙“布鲁姆斯勃里”，这是个混乱、放纵但又自恋的艺术圈子，他的母亲就是傅来义的情人。朱利安从小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也喜欢写作诗歌，有很高的艺术天分。
刚到武汉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对朱利安很好，甚至为他打点生活方面的问题，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不久，朱利安就爱上了“聪明、可爱、敏感、热情”的“院长夫人”（当时陈西滢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很显然，他的胆大妄为、无拘无束也让凌叔华平静的生活不再平静，而文学成为了他们恋情的温床。1936年初，两人背着陈西滢偷偷到北平，朱利安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他实现一个“浪漫男子的梦想”，每天的生活是“要去剧院，要去滑冰……”
陈小滢曾经理性地分析过这段恋情，“不知道朱利安是怎么喜欢上我母亲的，他比她整整小8岁。我想他们之间产生恋情，也有一定的原因吧。那时武大会说英文的不太多，会说英文的母亲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对初来乍到的朱利安有诸多照顾，加之‘中国才女作家’的身份，使得朱利安很容易对她产生亲近感。父亲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学校任职，这让一心想做新时代女性的母亲很不高兴。出生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家庭的朱利安从来不掩饰对异性的兴趣和喜欢，他的赏识和恭维，对身处那个环境的母亲也许是个莫大安慰。”（《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三
同床异梦的生活
这件事情后来闹得沸沸扬扬，让陈西滢脸面丢尽，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完全破裂，虽然同床异梦，也一直维系着，而这可能与陈西滢的性格有关。“他（陈西滢）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显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的人。”（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
最后的结局是朱利安被迫离开武汉大学，但凌叔华与之藕断丝连，她又赶到香港与等候回国的朱利安告别，为此陈西滢曾写信骂朱利安“不是君子”，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老拳相向，仅仅是发泄了一点文雅的愤怒。
叶君健回忆道：“我于1936年夏天离开武汉大学，不久就去东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西滢和凌叔华了。只有朱利安·贝尔在给我的来信中偶尔提起过凌叔华。”后来朱利安志愿参加“国际纵队”，将赴西班牙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就在1937年春天，凌叔华又不顾一切赴英国送别朱利安，两人难舍难分。几个月后，在参加马德里保卫战中，朱利安遭遇炸弹袭击身亡，年仅29岁。
人虽然死了，但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当时凌叔华随着武汉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她在这一期间与朱利安的姨妈维吉妮娅·伍尔芙联系上并开始长期通信，“贝尔牺牲后，可能是由于对他的怀念，她开始与佛吉妮娅（即维吉妮娅·伍尔芙）通信。在1938年至1939年间，当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以后，她写了一系列给佛吉妮娅的信，并把她的英译稿陆续寄给佛吉妮娅看。”（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
维吉妮娅·伍尔芙是英国著名作家，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文学先锋，其代表作有《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她对凌叔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她们的通信长达16个月，后来伍尔芙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于1941年3月自杀身亡。
凌叔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段经历：
我曾在战时读了伍尔芙的一篇文章叫作《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感触得很，因为当时住在四川西边最偏僻的地方，每天出门就面对的是死尸、难民，乌烟瘴气的，自杀也没有勇气，我就写信问伍尔芙，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下，有何办法？
伍尔芙给她的回信中回答道：“我惟一的劝告——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劝告——就是：工作。所以，让我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就值得做的工作。”（1938年4月5日伍尔芙给凌叔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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