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公堰记》碑入馆记
今年7月5日，具有文献价值、距今200多年的《江公堰记》两方石碑收入乐山大佛博物馆，从此免去日晒雨淋的处境，得以妥善保管。
乐山江河纵横，远古农业相当发达，得江河之利，先民们很早就利用水的落差筑堰溉田。据《乐山县志》（民国版，下同）载，原乐山县境内有据可查的堰就有50个之多，“所溉之田在六万亩以上”。大的堰溉上万亩，小的几亩不等。所溉上千亩者，分别是：江公堰（在今棉竹，溉田约六千亩）；牛特堰（坊间又称牛头堰，在今杨湾，溉田约万亩）；红花堰（在今罗汉，溉田约四千二百亩）；千佛堰（在今沙湾嘉农，溉田约千余亩）；泊滩堰(在今安谷，溉田约五千亩)，以及楠木堰、龙崖堰、老柏堰等。而上五千亩的，唯江公、牛特、泊滩三堰。据考，此三堰皆在宋、明期间便建成利用，为乐山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古人因势利导，借水之便发展农业，历代有不少记叙，如彭钦的《张公修堰记》、王治的《江公堰记》等。古人有记，一般都勒石刊碑以载永久。而县志“渠堰”一栏中除所述堰、塘、池外，还明确记载有三通石碑，分别是：《嘉州水利功程记》(彭汝实撰，“功程”应为“功成”，志书如此，照录)，存怀苏乡（今杨湾），《张公修堰记》（彭钦撰）所存不详，《江公堰记》（王治撰）存真武庙外（原通江茶坊）。除此，无有他记。
今年5月，受市中区棉竹镇政府委托，笔者为其编撰《棉竹镇乡村文化记忆》，一头扎进乡村。此地民间文化除与其他地方有共同之处外，江公堰、嘉阳古道是他处无有的重点。古道是因该镇地处城北，乃乐山北上的门户。江公堰则是从宋到明乃至清不断扩修的古堰。（《乐山历代文集》所收“牛特堰原序”称此堰始于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其他文章所载皆称创自明弘治年间。下同）。为查清其历史与来龙去脉，笔者又一头钻进古籍当中。从中发现因此堰而有三通石碑的记载。一通为乐山举人王治所撰，也载于县志，称《江公堰记》，此碑记叙了乐山县首任知县江吴鉴重修并疏浚此堰的过程，时间是1741年。一通为77年后，为解决用水纠纷而刊，也称《江公堰记》，碑额前有“亿万斯年”四字，撰稿人不详。两碑尺寸一致，都是高2米，宽1米，厚0.07米。另一碑是又98年后，有人借公益之名霸占用水，经多年诉讼，胜诉人所立，称《乐山县示谕》，碑高1.6米，宽0.8米，厚0.06米，由胜诉的江公堰五地堰长金玉蕃、龚三乐、李文炯、王光政、周文治共同刊建。通过三碑，我们知道江公堰曾经叫过魏公堰（明·刘元有《魏公堰记》）、永丰堰等名。因江吴鉴的扩大与完善，后世都称江公堰。今乐山新城区柏杨坝所有土地皆受益于此堰。因堰所留下的三碑去向，志书如此标明——1741年王治碑，述修建过程，存通江茶坊村真武庙外。1818年碑述用水分配，存通江东岳庙。1916年诉讼碑，存通江大慈寺。
目前乐山历史上涉及重大工程的碑随着岁月流逝，多已失散，唯《乐山史志资料》21—28期合刊中（1991—1992）有此三碑下落。文中载，1983年由乐山市（县级）水电局派人寻得，1741年的碑在柏杨村十字闸被挪作桥板，1818年的碑在王河村二组公粪池内，1916年的碑也在王河村被当桥板用。三碑当时交由江公堰管理处保管。
了解此情，我们在棉竹镇协助下与管理处取得了联系，确认碑在，但只有两通。在管理处受到毛处长的热情接待，并带我们看了实物。据他介绍，他任处长就只知有两碑，管理处从王河园搬迁到清沐苑小区后，一直放于露天，原因是堰溉范围成为了乐山新城区，原有灌溉功能基本消失，管理处也就逐渐边缘化，无论硬条件（放置）软条件（搬移）都不具备。由于管理处搬到此已时隔二三十年，丢失的《乐山县示谕》碑已无从查找，现存二碑如此放置任日晒雨淋令人心痛。已故文史专家毛西旁在30年前校录三碑记时，是这样落笔的：“三通有关江公堰的碑记，是研究江公堰历史、也是研究乐山水利建设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王治一篇《乐山历代文集》卷七曾据民国《乐山县志》所载编入……另两篇地方志均为录载。”由此可见三碑重要的历史地位。于是笔者通过媒体与乐山大佛博物馆馆长联系，希望由他们来保管，同时也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经数日多方协调，在大家通力协作下，由市中区文化部牵头，于7月5日将《江公堰记》两方石碑移进乐山大佛博物馆保存。待今后九百洞湿地公园建成，将石碑移立于江公堰实地，以昭示后人，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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