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 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 袁昌英：上得讲堂，下得厨房（一）
袁昌英《行年四十》书影资料图片■张在军
苏雪林当初能进武汉大学任教，与袁昌英的极力宣扬有很大关系。袁昌英能住进陕西街让庐，则与苏雪林的邀请有极大关系。苏雪林在晚年回忆中说：“我的朋友袁昌英一家自乐山第一次大轰炸，举屋被毁，另一家即韦从序教授，那次轰炸也被灾，都移居乡下，入城上课十分不便。现敌机轰炸既稀，他们都想搬来城中，让庐上下共有房子十余间，三家可以共住，便与乡下大房东商定承租此屋居住。”
从袁昌英之女、武大外文系学生杨静远的日记可看出，袁昌英一家从乐山城郊石乌龟搬进城里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真正住进让庐的时间是1942年8月30日。自此，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武大复员，再也没有搬过家。
这里是三家人合住。苏雪林住东侧，外加楼上二、三间；袁昌英家住西侧，包括大客厅；楼上住着经济系韦从序教授一家。杨静远回忆说，房前有个大院子，“院子南端一道墙外，还有一个小院，一排平房，是三家的厨房、柴草间。我家的三间居室，紧挨堂屋的一间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后面一小间用作盥洗兼马桶间，堆放箱笼杂物，朝西的一间狭长的房，塞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两张书桌，一个五屉柜，是母亲、弟弟和我的栖身之所。”
搬进让庐的三年，是袁昌英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期。那三年，袁昌英的生活节奏，可以概括为一个“忙”字。“忙！像我这么一个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么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又是个母亲……又是个教授，而且自命是个挺认真的教授……可是，我这个不守本分的人，还有一个毛病……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1943年四五月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邀请袁昌英编著《法国文学》一书，十万字左右，约定当年十月底交稿。于是，“从七月五日开始工作，在整个将近三个月的暑假里，我苦作的像个黑奴。因为屋小人多，我把书籍笔砚，搬到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天气有时热到九十七八度，汗流浃背，我也不管。小孩哭叫，我也不管。柴米油盐，我也不管。应酬交际，我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其实我又何尝能够完全不管！只是管那万不得已的而已。”
一个夏天写了十万字，仍未写完，开学后要教一门新课，非编讲义不可，所以，“美丽的《法国文学》，还缺着三只脚儿没有绣完！”于是一拖拖到1944年元旦。
不管做什么，袁昌英心里无时不揣着国家、民族。这意识已溶解流淌在她的血液中。她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亲自参加和引导女生为抗日将领马占山积极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抗战开始了，袁昌英异常振奋，她主动把自己多年积蓄，很大的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援抗日。1940年1月，她在散文《生死》中热情歌颂前方战士英勇杀敌，“我们现在前方作战的青年在那爱同胞、爱国家、爱民族的狂热情绪中过日子，虽然也许短暂得只有一年半载，却比在后方那些花天酒地专为私人利益经营地位的行尸走肉比较起来实在是有生与死、存与亡的天壤之别。”抗战后期，大后方上上下下一片腐败，袁昌英忧国忧民，痛心疾首。1944年她对即将毕业的外文系学生语重心长地说：“今后走向社会，要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都要牢记武大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在繁重的课务兼家务之余，袁昌英争分夺秒抽时间写作，除了出版专著《法国文学》，写了五幕抗战剧《饮马长城窟》，还把发表的一些散文游记等，结集为《行年四十》由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出版。杨静远曾经概括她母亲在乐山那几年，“年近半百的她像开足了发条，真有点拼命三郎的意味。她矮小单薄的身躯里，像包藏着使不完的劲。”这现象，她在《行年四十》一文里，从哲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或者说，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四十岁是人生的一大关卡、险区。因为，“在四十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四十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打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因为心境的平衡，他的判断力就来得比以前特别清晰。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浓厚；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大人物都要求在这时候特逞身手，做出他或她性灵中所要求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有刚过四十岁的人，就自称衰老，遽尔颓丧，那就未免太过自暴自弃了，因为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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