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骀画作少年时获得的国文绘画两基础并不能保证马骀依
马骀画作。
少年时获得的国文、绘画两基础，并不能保证马骀依此可以立身于世。随着两个姊姊出阁，家中人手减少，生活愈加拮据，母见马骀已近成年，可以做点事了，欲送他去刮羊皮，好歹算个手艺，也能挣口饭吃。马骀坚决不从，志在向学、绘画。母乃送他拜周开鉴为师，悉心学画。
周开鉴成了影响马骀一生的第二个人。
西昌这地方，毕竟偏僻。查民国《西昌县志》，历史上擅画者寥寥，惟杨海南、倪质夫、周开鉴等二三人。骀也有幸，遇到了周开鉴。
周开鉴，字镜塘。其成才之路，多少有点传奇。刚开始也是出于兴趣，幼读书，好习字画，得家藏画谱而习之，山水人物，随笔涂写，俱有规模，并开始展露其天份。然而塾师并不认可，斥之为玩物丧志，直到认真看了他的画作，才悻悻然叹曰：周生文字平平，画无师而工，也还算是一个有慧根的人罢。这样一个有慧根的人后来弃学去了成都，靠替他人作画为生。有名画家于裱工处见其画，眼睛一亮，曰“此画虽有俗笔，而神采耀然可取也。”开鉴正为寻求突破，听闻这话，立即找到这位高人，施弟子礼，并从学数年。期间更得老师引荐，而得交省城画界大家，听其谈吐，所学益进。周氏后因家事离开锦城回到西昌，担任邑中中小学图画教员。马骀就是于这个时候拜在他门下的。这造就了“其高弟马骀名于时”的结果。
民国《西昌县志·卷十·人物志·艺术篇》里，是这样记述他的这位“高弟”的：“马骀……辄善绘事，偶于友人书舍，见壁间悬工笔画四幅，章法精审，企周凝视而去，明日复至，出袖中构本，与壁间画若一。”说得比较神奇，但其绘画天赋，于此可见一斑了。
字号秘密
也许，审视马骀字、号，是认识马骀其人的一个路径。
中国传统民间习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孩子出生，取乳名，愈贱愈好，贱到猪狗不如，灾祸才不来找。孩子稍长，上学了，取学名，则不避高大上，一个学名，寄托了长辈无限的祝福和期望。
马骀初名马騵，騵，赤毛白腹之马也。后称马骀，“骀”，劣马也，驽马也。何以取这么个学名？是长辈所取还是马骀自己取的？我们不得而知。幸而，传统中国人，名之外还有字。一般说来，名由长辈赋予，字由自己拿捏。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与名互为表里；但字也可以跳出框框，跟名相反相承。我们看马骀的字：企周、子骧。企，是踮起脚看，引申为期盼义；周，完备、全面。企周，即是要尽量看得最多，了解、认识更全面的东西。子骧，骧，是昂首奔驰的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若是长辈取“骀”，替他谦虚，马骀却不以为然，根本否定这种谦虚，骨子里不承认他是一匹“劣马”，相反，他志向远大，地广蹄健，足以奔驰。
中国传统士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理念和追求，寄托自己的某种思想、情愫，还喜欢给自己取一个或几个“号”。马骀自号环中子，又号邛池渔父。前者，可理解为“环绕中国的一个人”，这跟其“企周”、“子骧”一脉相承，意思是，他这匹昂首奔驰的马要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这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开蒙恩师周镜塘所期望于他的。
蜀川之地，古来封闭。坐守封闭，难有出息。胸怀远大的蜀川人，一旦东出夔门、北出剑门，往往能成大器。西昌更其闭塞。马骀追随周镜塘，“学乃大进”，俨然西昌画界“第二画师”了。然而老师告诉他：世界那么大，你不能就这样呆在西南一隅，要到通都大邑去，开阔眼界，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师法自然，拜师学艺，惟此方有大成。马骀此时已经成家并育有一女，仍辞别家人，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
民国《西昌县志》上是这样说的：“鼎革后，复漫游滇蜀湘鄂越燕赵，收海内名山水于眼底，以为天然粉本。”这里的鼎革，系指辛亥革命孙中山推倒晚清帝制，建立民国。彼时外出，山高路险，全靠步行。通西昌的首条公路——乐西路，是1941年初才修通的。
马骀长衫草履，出西昌北行赴成都，才走拢冕宁，即遭遇土匪，只好退回来往南而行，取道会理，前往云南，沿途观山望景，浏览名胜，以增进其“师法自然”的艺术修养为志，走走且停停，以所见“天然粉本”入画，一路延宕，一路卖画为生。
画稿盈箧
“鼎革”即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我们假设马骀是次年出门的。这一年他26岁，正值青春好年华。至1921年，他才定居上海。也就是说，走出暮气沉沉的晚清，受民国初开时浩荡新风的召唤，马骀离开西昌后，在“民国大地”上南来北往，东进西出，游走了近10年，才终于安定下来。
马骀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都走了哪些地方呢？略约说来，是先在会理、昆明各处呆一阵后，去了贵阳，然后取道叙府，经乐山、峨嵋到了成都。在成都，他与几位画家朋友创办《神州画报》，自任主编。
可以理解为这是同仁杂志。然而立身蜀川锦城，而能放眼“神州”，胸怀还是大的。当时西画已在成都传播，马骀得以接触，并拿它与传统中国画法作对照比较，而西画之素描和透视原理，对马骀后来的绘画，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还可以想象，由主办杂志而产生出两个结果，一是马骀的绘画理论，自此开始形成、累积。二是马骀在画界的人脉和影响，也是由此而奠基的。杂志又是交流、传播园地，因而也可以认为，马骀作为广有影响的绘画教育家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本杂志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以为马骀是从办这份杂志，才开始走上社会并寻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的。
只是，成都虽好，马骀并没有长久呆下去。
马骀，他怎么突然离开成都了呢？开始我也疑惑，以为世界那么大，成都仍属“西南一隅”，马骀他既已起步，不愿“偏安”锦城，心在路上。后来才知道，这其中另有缘由。
总之，离开成都后，马骀先到乐山，乘船东下，赴重庆，历万县、出夔门，经宜昌，至汉口。一路上三峡风光看不尽，沿途写生，画稿盈箧。
更重要的是，马骀他就此走出盆地，来到江汉平原，心胸、眼界，一下子开阔了不少。
在汉口，得知回族同姓马福祥在绥远任都统，招贤纳士，广揽人才，马骀乃返回四川，绕道川北，抵西宁府，由当地回族知名人士引荐，以画作求见马福祥。马福祥见画，果然赏识，热情接纳，广为推介。绥远乃民国初期塞北四省之一，南临京畿；都统马福祥系绥远军政长官，蒙他抬举，马骀画作遂在塞北名噪一时。
至此，马骀可以凭其画作行走江湖了。其足迹遍布甘、陕、晋、豫、鲁、皖，遍览名山胜水、名胜古迹，其后入江苏抵达南京，最终来到了上海。
此时马骀35岁，正值年富力强。
沪上作为
上海滩，西人眼里的“远东大都会”，人才荟萃，东西交融，五光十色。
“马骀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这位“四川建昌”游子的：“1909年与钱慧安、蒲作英、吴昌硕、王一亭、程瑶笙、张善孖等发起组织豫园书画善会。与海上画家有频繁的交往，并重视社会慈善事业和书画界同人的经济互助。张善孖见其画惊为“奇览”，以两人性情相投结为挚友。1925年参加海上书画联合会。1928年两人又与黄质(宾虹)、俞剑华等人组织烂漫社。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画艺较为全面，擅画山水、花鸟、走兽。其山水画迹近马远、夏珪，布局严整，渲染深秀，笔意苍莽，多描绘长江夔峡景色，略嫌板滞。早期有《马骀画问》问世。1928年编有《马骀画宝》，分类画范二十四册，计图千余幅，石印出版，黄宾虹作序，流传甚广。”
一看而知，后人对马骀抵沪的时间，在记述上发生了错乱。1909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如果说他这一年即到了上海，则民国《西昌县志》的记载非但不可信，马骀离昌遍游全国的近10时间，也当抹去了。可见马骀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豫园书画善会”的事不确，时间赶不上。但他到沪后广泛结识画界名流，参与各种社会文化乃至慈善活动，组织烂漫社，受聘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等，则是比较确切的。
可贵的是，马骀对自身修为有个清醒的认识，游历愈多，见识愈广，愈知道不足。因而明确，既抵沪上，首要的是汲取。何况上海这地方，一看之下，大师林立，彼长己短——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并进，以成“三绝”，少一绝，便难登大雅之堂。马骀清楚自己的短板在诗、书上，更清楚自己少时读书太少，艺术思想修养欠缺太多，需要加倍努力，着意弥补。乃求教于曾农髯，学习诗词和书法，恶补中国文学、文化诸端。曾农髯，《海上名人传》中有“海上谈书者有南北二派，北派以梅庵为宗，自《郑文公》、二爨，以上窥钟鼎古籀；南派以先生（即曾农髯）为魁，自《瘗鹤铭》、《张黑女》，以力追中郎、太傅，唐宋而下不足道也”之说。可见马骀找到了高师。曾农髯成了一生中影响他的第三个人。马骀同时又结识了黄宾虹、徐悲鸿以及来自四川的的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等画界翘楚，不断切磋、学习、思考，诗、书、画三端得以精进。
马骀在给友人李子谦的书信中说：“……在上海十余年，纵观古人今人之笔墨，实在高古而雅，检十年前之作品观之，不胜惭愧万分，始能自辨川派之恶俗，幸弟不耻下问，逢人请教，竭力避弃川派之恶习，今得立足沪滨……欲求后世之名，青史一页，非在上海得名不可，不然任其绝妙之笔，难免不淹没也。今川中画家，只张善孖、张大千与弟三人，尚受大众赞喜。”这是马骀在上海操练10余年后的一个自我评估，颇有点睥睨他人的意思了。
［下周三，敬请关注本报《一代画师马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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