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边区教育殊为重要

西昌都市报 2019-09-17 02:41 大字

□龚静染

客观讲,在早期考察凉山的团体或个人中,西方学者、专家、传教士、冒险家是最早出现的身影,他们涉猎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在地理、民族、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都走在国人的前面,如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20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其著作对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又如法国探险家吕真达,他于1907、1910年两次考察凉山,著有《建昌罗罗》一书。

我国早期的一些学术机构对凉山的关注、调查和研究稍晚,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很多大学、学术机构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和出版专门的期刊杂志,如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1938年中国民族学会出版的《西南边疆》月刊等,也正是这些学术机构、出版单位的推动,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

再到后来,进入凉山的考察队伍也更具声势和影响,他们要么从云南经过西昌入境,要么从四川乐山经过屏山、马边、雷波入境,这两条线路是当时的主要线路,其中的区别只是因考察的内容目的不同而行程有些差别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些考察团体都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大小凉山,而几乎每一次除了带给他们强烈的震撼之外,其收获也非常丰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个大小凉山的考察,有识之士很早就把教育作为考察中的一个重点。随着民国对文明的倡导,边区教育殊为重要。1940年8月,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来到马边,前后20多天时间中,对马边的教育、民情、物产、彝务等进行了考察,考察成员分别以专题撰文,合编出了《雷马峨屏纪略》一书。这支施教团的故事后面会专门讲到,也正是他们的考察报告真实反映了那一时期马边的教育情况。

1941年初,中国边疆建设协会委托江应樑带队对凉山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江应樑是广西贺县人,当时只有32岁,他是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后留在云南的教师,但他接受了三个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江应樑只带了两个助手,从成都沿岷江到乐山,然后经屏山至马边,住在马边县抗建垦殖社。此后历时6个月,江应樑历经艰辛,他的这段经历被他的儿子江晓林根据他的自述和回忆,写成《江应樑传》一书。书中写道:“江应樑自进入凉山,穿上了彝族的披毡,换上草鞋,吃包谷、苦荞、洋芋,喝冷水,没有菜蔬,甚至没有盐。夜晚住在彝人的草棚里,裹着‘擦尔瓦’(披毡),睡在火塘边,寒冷的山风穿过草篱,直透肌肤,几不得眠。数日不洗脸,半月不更衣,蓬头垢面,无伴侣,无仆从,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辗转换保,对凉山彝族社会作直接地观察,直面黑彝奴隶主和白彝奴隶,了解他们的部落支派、家庭组织、文化生活、个人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历时百余日。这是江应樑历次在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经历中,最为艰险辛苦的一次。”

后来,江应樑根据在凉山实地考察所得,著有《凉山夷族的奴隶社会》一书。

进入上世纪四十年代后,考察凉山的队伍更加频繁,特别是抗日后一批大学的内迁,把很多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人才汇集于大后方,他们中诸如袁家骅、马学良、陶云逵、高华年、邢公畹、黎宗瓛、罗常培、曾昭抡等先后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到西南后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南彝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不畏艰辛,成果斐然。

1941年7月,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穿越大小凉山,由曾昭抡带队,他带领裘立群、陈泽汉、钟品仁、戴广茂、周光地等10个西南联大学生上路。而这一个考察团极为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自费、也无任何机构担保的考察队伍,“考察团的经费由团员自筹,不依靠学校或社会上的赞助”;同时这些青年学生完全没有在彝区旅行的经验,领队曾昭抡也只是个文弱学者,所以从出发开始人们不禁为他们捏了把汗,认为这些莘莘学子是在完成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

应该说,通过上面的各路考察,人们对凉山的认识和研究已经粗显轮廓,初见成效,为后面的考察团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召唤着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团队。

194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的林耀华来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他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游历凉山。这一愿望在1943年7月终于实现,他“亲历了伟大的西南后方”。当时他的这个考察团只有胡良珍、校工老范、翻译王举嵩、胡占云和一个黑彝保头,但他仍然将这支队伍称为“燕大边区考察团”。虽然团队小,但林耀华的个人学术研究实力非常突出,建树也大。

这支考察团在刚进入彝区边界上时,林耀华第一次见到的彝人就是马边吼普家支的一个黑彝,所以感到非常新鲜好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是这样描写的:“这个人头发剃平,只留头上一束,谓之‘天菩萨’。他的胡须整个拔掉,左耳戴着耳环,身上背着一个皮袋,内贮银钱烟叶等;下体穿裤,裤脚甚宽大,且有裙边,但足部从不着鞋履草革。这个黑夷嘴角下垂,状甚骄傲。”(林耀华《川边考察纪行》)可以说,林耀华对彝族社会的研究,就是从这个他第一次见到的黑彝开始的。

从1943年7月2日到9月26日,“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的行程时间为整整87天,林耀华后来回到成都,撰写出了极具影响的《凉山夷家》一书,该书成为研究彝族社会的经典之作。

路途中,林耀华的考察团队在雷波巧遇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考察队由教授方超率领两个学生去“专门测量夷人的体格”,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而林耀华这次的调查“一时无从统计考核”,正好缺的就是这一块,方超正好填补他的调查空白。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年代后各路团队纷纷涌进凉山,很多考察项目不为人知,虽然不能用过江之鲫来形容,但这大概也是当时的一道景观。

应该说,上面这些当年的大小凉山考察团队中,大多是以学术调查研究为主,目的仍然是为了经世致用,实地调查彝族社会现状,科学分析未开垦地的自然资源,并为开发马边等大小凉山制定出发展计划。

而就在这些考察团体活跃在凉山的山林沟壑中的时候,抗战的形势让西南的战略地位急剧凸显,加上刘文辉入主西康省,这块过去被人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几乎变成了一块热土。

(龚静染,生于1967年冬,四川乐山五通桥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近年来关注小城叙事,出版有历史小说《浮华如盐》,非虚构随笔《桥滩记》《昨日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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