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航母”□ 杨继瑞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促进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成都实践。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有历史根基和现实条件，更是建设西部经济中心、文创中心、科技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讯枢纽必须建造的一艘“航母”。
一、纸币交子：西部金融中心的历史符号
成都的金融历史远比我们熟知的故事更为精彩。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北宋前期，成都的商人为了解决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创新出一种存款凭证——“交子”。“交子”的形成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行为：首先是个别商人间自由发行，然后是市场上的流通，最后才是官方正式认可与规范。与“交子”相伴相生的是“交子铺户”，商人将金属货币交付给“交子铺户”并付一定的保管费，由“交子铺户”出具纸质凭证“交子”给商人，商人间的大额贸易往来则可通过“交子”来支付。
可以明显看出，“交子”具备现代信用货币的特征，它的出现使人类货币史产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使货币从称量货币阶段进入到信用货币阶段。“交子”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数百年；与此同时，“交子铺户”承担了信用创造的职能，具有现代商业银行的影子；官方设立的“益州交子务”也是中央银行的雏形。唐代“扬（扬州）一益（成都）二”与成都成为后来金融中心的雏形是密不可分的，也体现了“实体兴则金融兴”的这一定理。
“交子”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流通，相应地，与“交子”有关的机构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金融中心。此后，成都金融延续了开拓开放、创新求变的历史传承，改革开放后，成都诞生了全国第一个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红庙子市场），内地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禾嘉股份），中小企业板第一个上市的民营企业（海特集团），彰显了成都作为西部金融中心的历史积淀和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金融创新胆识。
二、产业基础：西部金融中心的实体生机
西部金融中心是区域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载体是金融机构聚集、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交易活动频繁，融通集散资金功能强，且对区域经济能产生极化和扩散效应的大平台。因此，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中心城市载体需具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和产业基础，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影响力。同时，金融的核心作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还需要聚集起足够规模的金融机构、金融人才、信息等。成都经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已充分具备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经济支撑和产业基础。
第一，经济规模优势明显。金融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有赖于地区经济规模，成都在近年来都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2016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2万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排第二位，约为西安（6257亿元）的2倍，成都经济体量在西部地区的首位优势在短期内难以撼动。从金融业规模来看，2015年成都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254亿元，是西安（659亿元）的1.9倍（注1）。2016年成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31434亿元和25009亿元，不仅显著高于西安、昆明、南宁等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也高于重庆。
第二，成都处于建设金融中心经济的关键阶段。2015年成都人均GDP为7.4万元，2016年接近8万元，迈过了万美元关口。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一个城市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将会更加明显，开始进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金融业、信息产业、经营管理咨询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迎来更快发展。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注4)，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成都人均GDP高于西安、昆明、南宁等城市，也明显高于重庆。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在西部经济影响力最大、综合经济竞争力最强的三个城市中（成都、重庆和西安），成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都在重庆和西安之上。
第三，成都面临诸多叠加机遇。从国际层面来看，发达国家正逐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球新一轮开放合作的局面。“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约占全球人口的60%，经济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预计“一带一路”将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成都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中国（四川）自贸区的主阵地，更是向西向南开放的门户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成都势必成为中西部汇聚全球资本的首选城市。同时，鉴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部分产业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来对金融服务更多的需求和更高水平的供给。可见，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成都汇聚了诸多叠加优势与机遇。
2016年，国家批复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都被赋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任务：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把成渝城市群建设为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无疑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建造的一艘“航母”。
第一，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成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2016年成都固定资产投资8370.5亿元、同比增长14.3%，总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第一。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68.8%，低于全国（81.5%），显著低于重庆（98.9%）。这说明，成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先进技术涌现的机遇期。如果投资力度再加大的话，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成长型产业和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势必发展更为迅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更容易实现。因此，成都还需要进一步深挖固定资产投资潜力。这就需要更强大的金融产业助推力和金融中心的“极化”能量。
第二，科技、文化等创新领域自身的风险较大，创新应用开发周期较长而市场前景不确定因素较多，创新实体对创新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市场竞争力评估可能存在偏差，市场供需、环境政策等变化也会对企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小微企业在高速成长的同时又存在着抗风险能力差、现金流量有限的特点。实践表明，通过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科技支行、科技信贷准备金、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中小科技企业征信体系等一系列金融创新，将能够有效地推动科技、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因此，建设好西部金融中心，深化金融创新，有助于为科技和文创所形成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有效的金融保障。
第三，成都建设西部综合交通通讯枢纽，将带来巨大的基建投资融资需求，需要从融资渠道、工具、总量等多个方面给予强大金融支持。建设金融中心，综合运用银团贷款、中期票据、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债券、保险资金运用、债券投资计划、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不断拓宽重大项目融资渠道，充分调动银行资本、保险资金、民间资本、境外资本等各类可利用资金，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第四，成都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势必需要金融来促进各种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从纽约、伦敦、新加坡、北京、上海、香港等国际国内金融中心的实践来看，金融中心对促进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例如，纳斯达克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蓝筹企业上市，同时也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和资金；香港吸引了众多知名跨国公司亚洲区及亚太总部，其中金融类企业占了大部分，同时又推动贸易、文化、制造业等领域的跨国公司入驻；上海通过人民币跨境使用、投融资汇兑便利、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外汇管理的改革等一系列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举措，探索试验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正吸引着全球资源的汇聚。因此，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不仅能吸聚国际金融资源，还能够带动研发设计、商务会展、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国际化，而且将显著提高成都经济的外向度，促进对外开放和交往。
三、业态体系：西部金融中心的格局初显
近年来，成都抢抓各种发展机遇，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和金融业态，促进了金融业态聚集和业态体系的不断完善，西部金融中心的雏形正在形成。
一是，成都的金融总体实力较强。2016年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386亿元、同比增长8.7%，增加值规模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1.4%，增速比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快1个百分点。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第八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显示，目前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五位，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二是，成都的金融资源集聚度较高。目前，成都共有1800余家各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其中传统金融机构400余家，准金融机构420余家，金融中介机构850余家，金融后台及服务外包机构约170家。各种金融机构的数量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2015年全年成都累计证券交易额12.7万亿元，保费收入593.4亿元。可见，成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得到有效拓展，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正在路上。
三是，成都多层次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目前，成都共有A股上市公司66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约150家，位居中西部第一。共有西南联交所、四川金交所、成都农交所、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等地方要素市场，其中成都（川藏）股交中心是全国首家跨省区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场所。全市登记备案的投资基金及管理机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2016年6月，启动设立规模400亿元的成都前海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预计将带动设立2000亿元子基金群，撬动社会资本过万亿。成都前海产业投资基金是国内首支由两地政府共同推动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不仅打通了“成都—前海—境外”的融资通道，而且将汇集伦敦、纽约、法兰克福等全球资本进入，在全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四是，成都正在积极进行多项金融创新实践。2012年，成都获批全国首批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通过建立省、市、区三级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基本形成了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债权融资、上市融资、融资顾问、上市辅导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投融资服务格局。2015年，成都获批全国首批移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服务试点城市和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创新试点，在全国率先设立农村产权交易所，首创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实现了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全覆盖，开展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等金融创新实践。这些金融创新实践为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营造了基础。
五是，成都金融的国际化水平正不断提升。目前，已有超过半数的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花旗、汇丰、渣打、苏格兰皇家、摩根大通等国内外金融巨头企业布局成都，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等指标在中西部地区位于前列。目前，成都共有外资银行16家、外资保险18家、外资小贷7家、外资融资性担保公司3家、外资股权投资基金6家。特别是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和以“蓉欧班列”为催化，成都在西部城市中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和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目前，成都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银行机构约40家，结算国家和地区接近100个，区域金融结算和服务中心已初现端倪。
毋庸讳言，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还需要在若干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尤其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接长西部金融中心存在的短板。
（一）进一步聚集金融机构和链接国际金融市场。吸引金融机构在成都设立总部、区域性总部、功能性总部和专业子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引进一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或区域金融外包及后台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向西向南开放的门户城市优势，通过与亚欧知名资本市场在商品期货、证券、股权、债券等领域互联互通等方式，推动金交所、蓉交所等交易机构的建设，做大做强要素交易机构，打造区域性国际资本市场。
（二）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扩大传统离岸金融业务规模，鼓励开展新型贸易、资金结算以及跨境投融资等离岸金融业，打造西部重要的结算中心。推进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产业及财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打造西部第一财富管理基地。争取全国融资租赁设备交易中心、商业保理试点资格和金融租赁等牌照。
（三）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推进科技与金融结合，针对科技创新企业实际，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信贷产品。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试点，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规模。积极支持保险公司特别是地方法人保险机构大力发展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
（四）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优化法制环境，强化金融服务、金融发展、金融监管、法律责任等金融运行重点环节的管理。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建立起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维护金融市场有序运行和稳定。
四、改革创新：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动力
成都市在金融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特别是，成都作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丰富成果，在建立农村产权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探索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改革发展等方面成效较为显著。成都在对农村产权进行确权颁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创新，推动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化。一是探索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抵（质）押贷款，既盘活了农民手中的资源，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发展金融仓储机构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试点，拓宽了农村抵押物范围和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建立了农村产权担保和保险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构建了覆盖全市的涉农担保服务体系。四是全面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全市农户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建立了农村产权市场、金融仲裁院、农村产权仲裁院，为农村金融资源进入创造了条件。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成都要对标上海、广州、深圳等改革前沿城市和金融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金融创新工作。特别是，要结合经济实体发展的金融需求，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创新上着力。
第一，结合自贸区建设，推进金融创新。学习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先进经验，围绕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通过探索发行成都自贸区地方债、“一带一路”债券等跨境债券，提升成都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推进跨境资本市场双向投资、跨境贸易结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利用外部资本；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境外发债，发展航运金融、离岸金融，大力培育创新性金融业态，重点发展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和跨境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金融租赁和商业保理等创新性金融业态等。
第二，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探索设立专门服务科技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满足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引导银行、投资机构、保险、融资租赁机构和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相关业务，对支持创新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补贴或风险担保。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完善风险救助制度和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发展社会化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引导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加大对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三，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基础上，扩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抵（质）押贷款。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完善农业发展银行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制度。
第四，金融监管制度创新。针对当前金融行业事实上的混业经营趋势，探索改革分业监管方式向混业监管模式转变，避免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等漏洞。
五、金融生态：西部金融中心的安全底线
长期以来，成都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法治环境、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和优质的政府与社会中介服务环境。成都通过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举措，完善了金融市场体系。推动农村产权流转、做大做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网、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农业类企业股权融资市场等方式，构建起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会计、法律、评估、评级、咨询以及资格认证等各类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成都通过建立金融机构逃废债务黑名单同业共享信息库和同业联合制裁逃废债务行为制度，对逃废债务黑名单企业的认定和惩戒，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成立了成都市处置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加大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各类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金融涉诉案件集中执法专项整治等，完善金融涉诉案件集中执法专项整治。
同时，成都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和金融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增加金融机构信心。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成都还需要多方面着力，进一步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系统，保障西部金融中心服务实体经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一，进一步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完善地方金融法规，研究出台地方金融业管理条例，强化金融服务、金融发展、金融监管、法律责任等金融运行重点环节的管理。加强金融司法联动，合力推动金融案件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案件审判等工作。加强金融机构行为监管，督促金融机构规范经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第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促进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间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构建服务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用平台。推动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地方新型金融机构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扩大征信系统覆盖面。建立信用评级系统，规范发展第三方信用评级市场，推动信用评级结果的应用。加大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发展力度，积极引导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加强内部管理、鼓励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以及积极培育本土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第三，进一步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机构日常行为监管，督促各金融机构规范经营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增强风险管控能力；发挥金融各行业协会自律监管作用。学习自贸区经验，强化新型金融机构事前、事中、事后管控，督查各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风险事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推进风险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
六、金融人才：西部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
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在于金融人才的竞争力。成都在金融人才、科研方面有独特优势，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985和211高校的学科与金融人才培养关系十分密切。西南财经大学具备深厚的金融行业背景、独特的金融学科优势、出色的金融行业影响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现代金融创新实验教学中心”、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金融智能与金融工程实验室”等一批教学与科研机构为成都金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以及向西开放的“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实施，大量的金融人才投身成都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为成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同时，历史上，成都是人民银行九个大区分行之一，管辖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金融信息流大，在西部地区具有金融大数据库的基础优势。
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需要一批金融优秀人才支撑，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持应用型金融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育。
第一，支持金融机构以柔性引进、智力引进、团队引进等方式，引进一批国内外金融高级管理人才和引领金融创新的高级专业人才，提供充分的干事创业平台，通过“人才+项目”模式，带动培育一批应用型金融人才和创新人才。
第二，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开展金融专业共建，加强高校与金融机构合作建设研究院、实验室、实训实习基地。吸引金融监管部门设立实习和培训基地，培育各类专业化金融教育服务机构、权威认证和金融培训机构。支持金融法人机构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各类国际交流项目合作。
第三，创新金融人才激励机制。通过激励性报酬、股权激励配套政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激发金融人才创新活力。支持金融人才创新成果市场转让与转化，鼓励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金融人才和项目。
注：
1、西安金融业增加值2016年数据未公布。
2、数据来源：各地区2016年统计公报。
3、数据来源：各地区2016年统计公报。
4、因为个别城市2016年统计数据的缺失，故采用2015年数据。
5、数据来源：各地区2016年统计公报。
6、数据来源：各地区2016年统计公报。
作者简介：
杨继瑞，男，1954年10月生，四川井研人；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四川区域发展与重大生产力研究智库CEO兼首席专家，成都市社科联主席；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国家二级），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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