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 丝路古币藏天地
西昌东坪冶铜铸币遗址。
铜五铢钱叠铸件。
铜五铢钱范（年代：东汉初期尺寸：铜范残长10厘米、宽7.5厘米、厚0.5厘米，铜范上铸有8枚五铢钱，钱径2.6厘米、穿宽1厘米。收购地点：西昌黄联）。
“货泉”钱范（年代：新莽朝尺寸：长10.7厘米、宽7.3厘米、厚1厘米出土地点：西昌石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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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亚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一贯通零关 西昌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隧道，回到公元前的古老岁月，凝视一个曾经极其鼎盛的封建王朝。
对于古代的君王来说，边患，在被彻底消灭之前，永远都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西汉王朝日渐强盛。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北击匈奴，试图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联合。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想联合同是匈奴“仇家”的大月氏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遂派张骞出使西域。不料，西迁的大月氏已经寻找到新的乐土家园，不愿意再与匈奴为敌，在出使西域13年后，张骞趁匈奴内乱逃回汉朝。
虽然张骞出使的目的未能达到，但这位目光敏锐的大探险家却也没有白白地走一趟，他给汉武帝带回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他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这些东西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转而至大夏，它就是“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由零关道、五天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等四条古道组成，由于它始于丝织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并以沿途的丝绸商贸著称，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分为三个大的路段：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会理、大姚到达大理的西线，先后被历代王朝称为“零关道”“牦牛道”“清溪道”；而同样始于成都，经乐山、犍为，到达云南境内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最后在大理与西线汇合的东线，因开道时道仅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东西两道汇合后西行，经大理、保山、德宏直至域外的一段，先后得名“博南道”与“永昌道”。
其实，这条道路在先秦时就已存在，西南地区的许多部落已在这些道路上来往穿行了数百年，他们“豪帅放纵，难得制驭”，史书上统称他们为“西南夷”。经略西南地区，可以帮助汉武帝扩大汉王朝的疆域、延伸政权，实现他的野心，而将“南方丝绸之路”扩展为官道，是经略西南的第一步。
打通南方丝绸之路，还可以有机会绕到匈奴的背后，完成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彻底消除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于是，在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大西南。司马相如肩负着汉王朝的神圣使命，率领一个使团从长安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历经坎坷，来到了西南夷盘踞的邛都（今西昌）等地。
一路上，司马相如一边走，一边派人探路、筑路、架桥，还成功说服了邛、笮、冉、駹和斯榆的首领拆除旧关隘，对汉武帝称臣。一切的努力有了回报，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终于在这一区域成功地推行了郡县制，在西昌设置了越嶲郡。并打通了从成都经雅安、汉源，由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和会理，纵贯凉山而过的零关道。
由此，西昌，以及整个凉山地区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南方丝绸之路西线“零关道”的成功开通，给西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二五铢钱 行走在南丝路的古老钱币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贸易路线，当然离不开两样东西：商品和货币。经考古发掘，一种圆形方孔币走进了我们的视线，这种货币名叫五铢钱。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中央朝廷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公元前118年，一种面文“五铢”二字的钱币面世了，重如其文，被称为五铢钱。
从外形来看，它代表着天圆地方、人处天地间的经典宇宙观，道家、儒家的著作都对这种观念有所阐释。从实用性来看，它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深受百姓欢迎。
集万千优点于一身，五铢钱从公元前118年一直流通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才被开元通宝所取代。穿越了700余年的历史烟云，成为我国历史上行用最久的货币种类。两汉时期，我国以铜、铁为主要原材料，铸造了数亿枚五铢钱币，这庞大的数量意味着它们必然曾流遍南方丝绸之路，带着那些如珠玑一般的历史，深埋地下。
光阴飞逝，时间轴飞速向前延伸到了20世纪，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出现，考古学者、专家在很多墓葬中都见到了这种传奇的货币。1976年，凉山州博物馆在距西昌黄联关镇约7公里的石嘉乡，发现了一处新莽（新莽朝，历史上划分东汉、西汉的标志之一）“货泉”钱范和铜锭窖藏。1984年6月，凉山州博物馆前馆长、研究员刘弘和工作人员刘世旭在州日杂站废品仓库拣选文物时，又惊喜地发现了一件五铢钱铜范。
这件铜范残长10厘米、宽7.5厘米、厚0.5厘米。铜范上，铸有8枚五铢钱。钱径2.6厘米、穿宽1厘米。“五”字交笔弯曲，与上下两横相接处呈垂直状，字体宽大。“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较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据判断，与洛阳烧沟汉墓m形五铢钱相同。
刘弘推测，此钱范母当是建武19年东汉朝廷巩固了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后，由中央政权统一发给边远地区的铸钱标准，其时代当为东汉初期。
在详细调查之后，这件五铢钱范母的收购地点浮出水面——还是西昌黄联！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华阳国志》都有邛都南山出铜的记载，而黄联正位于西昌南面。两件钱范母和铜锭都出土于黄联，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联系两汉时期铸钱作坊多‘就铜山鼓铸’的情况，我们推测，黄联应有一处汉代铸钱作坊。”刘弘和刘世旭压抑着心底的激动，立刻提笔将那次的发现记录下来，刊登在了当时的《考古》杂志上。三东坪遗址 重现2000年前的铸币景象
1987年，西昌终于不负众望地捧出了千年的珍藏。
在位于安宁河中游的西昌黄联关镇东坪村，旧地名叫巴溪坪的地方，凉山州博物馆和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发现了国内最大的汉代冶铜铸币遗址之一——“东坪遗址”。该遗址依山傍水，开阔平坦，是个工业生产的理想场地。遗址内，各种遗迹遗物遍布，从分布情况推断，大致可分为冶炼铸造区、生活居住区和墓葬区。
引起考古队特别注意的，是炉边、陶瓷底下那些成堆的铜五铢钱，其边沿毛刺犹在，部分歪扭变形，看来都是刚出钱范尚未打磨的钱坯。从遗存以10万吨计的炼渣和若干冶炼工具数来看，这里至少冶炼了2至3万吨铜或铸造了同量的五铢钱。
这一切，成功地印证了《汉书·地理志》中“邛都，南山出铜”的记载，世人百余年的追索寻觅终于有了答案。
曾经，由于找不到物证，后人对“邛都南山产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明、清两代官府曾派人查找，一无所获。20世纪50年代，各级政府发动群众找矿、报矿时，几个省级地勘部门技术人员在螺髻山考察了一个星期，只发现高岭土、石灰石等非金属矿。此后，有的学者遂认为史书有误，认为秦汉时巴蜀仅临邛（今邛崃）产铜，西南夷的邛都即使有铜矿，邛人也还掌握不了复杂的采冶技术。而“东坪遗址”的发掘，使这一千古历史之谜迎刃而解。
发现东坪遗址后的十余年里，考古工作者还多次前往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遗址的整体面貌慢慢展现。
1996年，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在西昌马道镇杨家山被民工发现的一座墓室，出土了2件东汉铜五铢钱叠铸件。2件铸件的柱体都呈鱼脊骨状，含大量浇铸用砂，柱体上有叠铸钱币10余层，完整的每层有4枚五铢钱，左右各两钱，每层间距1厘米。这2件五铢钱叠铸件，是否是由“东坪”铸币厂铸造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们的精美程度，却让人叹为观止。
立足于“东坪遗址”之上，时光仿佛可以瞬间倒流，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热烈的铸币景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往来运送铜锭的推车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映红铸币人汗流浃背的身躯。随着风箱的抽拉，红亮的铜液缓缓注入钱范。淬火池边，“嗤嗤”冒气的白烟裹着热浪升腾起来，不远处，还堆放着冷却后等待打磨的钱坯……四千载守望 南丝路蕴藏未解之谜
在两汉时期，朝廷严禁民间铸币，私铸者一律处以死刑，因此，考古工作者推测，“东坪遗址”是汉王朝一个规模宏大的官营铸币厂，还极可能是汉代西南夷地区最大的一座造币厂和货币供应基地。在该遗址出土的“货泉”钱范和五铢钱范也证实了这一推测，它们均为汉朝廷统一颁发的官方模板，并进一步将“东坪遗址”的年代锁定在了新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
据考证，东汉时，西昌生产的“邛都铜洗”（铜洗即是汉代盥洗用的青铜器皿）就曾远销外地，凉山的牦牛、僰童等珍品，以及脚力优良的笮马不但深受客商欢迎，更成为了进献中央朝廷的贡品。
在西昌的市集上，来自巴蜀的铁器、丝绸和布匹等商品也不再陌生，对于这种盛况，《史记》中简单地描述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可以想见，在繁华的西昌，人们手持一枚枚从“东坪”铸币厂新鲜出炉的五铢钱，等待着马帮物流的到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或异域奇珍的日常情景。
是谁？曾用这枚钱币，买酒江湖中，饮醉与君子。是谁？曾用这枚钱币，换得绢数匹，赠与心上人。
扩大疆域、消弭军事威胁并谋求和平，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原始动力源，而为后世留下最为长久记忆的，却是那些重要性远不及战车、战马、火药的新奇事物和动人故事。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商品和货币的流动带。五铢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穿越千年时光，悄然搅动着往来贸易，让这条蜿蜒于高原雪山、深渊密林的古道变得更加生动而充满了“烟火气”。
拨开重重历史烟云，有关五铢钱、“东坪遗址”和西昌，还有许多有待回答的历史之谜：汉王朝是不是因为南方丝绸之路才建立了这个堪称当时西南夷最大的冶铜铸币工场？它是否意味着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冶炼铸币历史也有两千多年了？另外，当时蜀地产铜地方不多，蜀地青铜器用铜是否也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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