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医生的坚守 为发现三星堆拉开序幕
华西医学院的解剖课。
1942年，华大教授罗光璧与杨济灵（右）合影。
莫尔思和学生在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楼，现用作解剖楼。
莫尔思能当好华西医学院院长，与启尔德启真道父子、杨济灵、胡祖遗、谢道坚、林则、米玉士等各科权威人士鼎力支持分不开。
在香港餐厅的嘈杂声中，长相酷似爷爷杨济灵的杨文话语滔滔不绝。他形容爷爷高大威猛，声若洪钟，胆识过人。爷爷原来在涪陵仁济医院当院长，1923年到华西医院任内科主任，一直工作到1948年。他是华西医学院内科的开创者，培养了著名的中国内科学权威曹钟梁、张光儒等。
同时也正是诗人气质的莫尔思，在华西初建之时就富有想像力地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荟萃中外大家，对西部的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三星堆的大发现，就是学会成员葛维汉率先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葛维汉的助手兼挚友成恩元教授，著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末记》手稿，由其子易艾迪整理出版。易艾迪随母亲易遵琼姓，而易遵琼又是我父亲就读华西大学经济系的同学，关系很近，谈话无拘无束。易艾迪也认为，毕启、启尔德和莫尔思，是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三根顶梁柱。
壹 智退土匪杨济灵峨眉山上“狮吼”
1926年9月5日，万县的炮声让洋医生们痛心疾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中外之间的信任，被英军大炮轰得七零八落。华西坝的工人们已经罢工两周，学生们纷纷离开，莫尔思走过空荡荡的教室，心中道不尽的苦闷。
走进学生宿舍，有的学生正在打背包。见到莫院长来了，学生们怯生生地问：“还上课吗？”莫尔思笑容可掬，反问：“有谁宣布停课吗？”学生们说：“可是，好些同学都走了呀。”莫尔思信心满满，“只要有一个同学在校，我们决不会停课。”
也许是碍于院长的情面，准备走的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决定留下。莫尔思问：“谁愿意跟我到医院去看一看？”几个同学跟他朝医院走去。各个病房都空了。一位护士说，病员全都集中在一间大病房，都在等杨济灵主任来主持会议。
莫尔思一听，是杨济灵安排“开会”，预感到“有戏”。杨济灵是真正的“中国通”，“通”到什么地步？他的传奇故事中，最精彩的是与土匪的交锋。
前一年，杨济灵曾带领家人，与华西医学院的几家外籍教师家人结伴去峨眉山度假，却掉了队，不得不在一家孤零零的幺店子住下。天亮时，突然听见一声枪响。老板吓得一身发抖：“土匪来了！”
杨济灵只带着一支手枪，这是朋友赠送给他的防身之物。他摸出了手抢，又放下，藏好。给老板交代了几句对策之后说：“你不要害怕，把门打开。”
身高体壮的杨济灵，气宇轩昂地走到院坝中间，大喊道：“喂——！兄弟伙——！不要开枪——！”那声音太洪亮了，就像一头壮年雄狮，抖动着金色的鬃毛，仰天一吼，几匹大山中回响：“喂——！兄弟伙——！不要开枪——！”
那几个土匪，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生猛，狮子般的洋人。
面对山野，杨济灵继续喊道：“我叫杨济灵！我是医生！你们都晓得，成都府、嘉定城都有洋人开的医院。这二三十年，给好多中国人医过病，接生过好多娃儿，你们都晓得，我们来中国，是来做善事的！我相信，各位讲义气的好汉，不会为难做善事的医生，请各位把枪放下哈！谢了，谢了！
“各位兄弟，今后你们各家各户，父老乡亲，有生疮害病的，有患疑难杂症的，有久病不起的，请到成都府，请到嘉定城——只要找到洋医院，只要报我的名字——杨济灵！只要说是杨济灵的朋友，我保证医院会好生接待，把要解决的各种病痛，一个个搞归一！”
这时，杨济灵一挥手，老板战战兢兢走到院坝中间，向四方作揖鞠躬，并举起手中的钞票，晃了又晃。杨济灵继续说：“我们一家人路过此地，惊动了各位。留下买路钱，给大家吃个茶，喝个酒，打个牙祭啥子的。我就不陪大家了。记到起，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杨、济、灵——！”
这时，院墙上有人影在晃：“好！谢了！”
贰 唤回学生洋医生一通慷慨演讲
再说这时，莫尔思见杨济灵手捏几张字条，急匆匆走进大病房。吵吵嚷嚷的大病房立刻安静下来。
杨济灵开口：“开个会，给大家商量点事。大家都晓得，外头发生的事。这里是几张请假条，向我请假。刚才有一位护士说，她接到了参加暴动的通知；还有同学接到罢课的通知。请问，还有人接到什么通知没有？”有一位学生问：“杨济灵先生，这还需要通知吗？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通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我们要罢课，我们要去游行！”
另一位同学问道：“万县死了那么多中国同胞，只有帝国主义才高兴，Best先生，你怎么样，高兴了吧？”杨济灵弓着腰，走到学生面前，杨济灵挤眉弄眼：“你看看，你看看，我——是帝国主义吗？”众人哈哈大笑，大病房的气氛变得轻松了。杨济灵说：“你们晓不晓得，学校的副校长、化学系系主任苏道璞教授在英国各地的演讲？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通过各自的差会，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批评？我们对中国人民非常了解，非常同情。这种同情，决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这完全是表现在行动上的！”
一学生还对杨济灵发难：“杨济灵先生，你的同情，我们没有看出来呢？”一位护士立即说：“你天天都在外面活动，咋个看得到喃？你数一数，这几天少了几个护士，少了几位中国医生？哪个岗位缺人，杨主任就在哪里顶着，他已经熬了好几个通宵了。”那位对杨济灵发难的同学，脸腾地红了。
杨济灵继续讲：“我知道，还有人，准备参加暴动的，准备游行罢工罢课的，都想走，我能批准你们走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医院怎么办？病人怎么办？请别忘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有爱心的白衣天使！”
这时，有个少年哭喊起来：“医生伯伯，护士孃孃，你们不能走啊，走了我的爷爷咋个办？才做了手术，还没有拆线，求求你们了！”受伤的军人也喊起来：“医生、护士都不能走啊，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有个白发奶奶下跪了：“医生伯伯，护士孃孃，我儿的病才有点好转，你们医院关了门，我儿咋个办啊？”
“不能走啊，不能走啊！”大病房炸开了锅。
那些要参加暴动的护士，要参加罢课的学生，被职业良心唤醒，第一次感到这个岗位，是不能轻易离开的神圣岗位。
《紫色云雾中的三个十字架》以简洁的文笔叙述了杨济灵召集住院病人和护士、学生的“会议”。莫尔思写道：“医院的形势在24小时恢复了正常。”
叁一颗流弹击中了抢救伤员的启真道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军阀的“内战”，让莫尔思感到不可理喻。两个称兄道弟的军头，说翻脸就翻脸，宁静的成都顷刻之间炮火连天。
在北门大桥抢救一个伤兵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启真道的左胸，顿时鲜血四溅，吓坏了护士们。
启真道被抬到医院，莫尔思、谢道坚、杨济灵，内外科医生全来了。经检查，子弹穿过了左胸，离心脏只有几厘米，太悬了！莫尔思亲自做手术，取出了带血的子弹头。经过了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启真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最先看到妻子启静卿和两年前出生于成都的女儿玛丽。她们含泪微笑着，轻言细语安抚着启真道。启真道说：“这下子，你不用提醒我早点休息。我不用再考虑明天是上课，还是进实验室了。”
说话间，年过花甲的母亲启希贤来了。5年前，启尔德病逝于多伦多，启希贤将丈夫送到永远的安息地，又回到成都。除了继续担任仁济妇女医院院长，还兼任华西医学院儿科学、治疗学教授。工作与教学非常繁忙，平时极少有机会与同样繁忙的儿子交流。
病房门再次打开，妹夫黄思礼和妹妹爱伦来了。黄思礼是加拿大学校（英文缩写CS）校长。他俩也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医院，看望启真道。一家三代人，在病床旁边团聚，亲情眷眷。有医生护士进来了，像着了魔一样，走进来就不想出去。原来，大家在围观“小公主”玛丽表演节目。就像许多出生于华西坝的洋娃娃一样，玛丽从保姆那里学得满口成都话，英语成了“外语”，她用又甜又脆的童音在说唱：
洋娃娃，睡凉床，没得铺盖盖衣裳，打开帐子哭一场！
笑声，亲情，比任何药物更有疗效。启真道休息了四个月，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
规模空前的北伐战争开始了。1927年1月18日，第一批侨民离开成都……到1927年5月，170所西医医院关闭了55所，中南地区最著名的湘雅医学院沉重的关门声，更是震动了华西。外籍人士全部撤离，华西还能不能存活下去？
1924年担任医院院长的胡祖遗决定留下来。胡祖遗戴一副黑边眼镜，微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不仅能说成都话，还能说自贡话，热爱中国文化的他，背唐诗宋词，说成都典故，有很强的亲和力。
胡祖遗独撑门面的100多天，华西医院秩序井然。没有兵痞流氓来寻畔闹事；也没有游行的队伍来抗议示威。各地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手术安排仍然紧张；要生娃娃，要打针吃药，要输液，要救命——生命的需求就是医院存在的理由。
肆边疆学会为发现三星堆揭开序幕
华西协合大学除了医学和牙学之外，是不是需要加强社会科学的建设？比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总是比翼齐飞。怎样根据现有的条件，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呢？莫尔思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经过与几位朋友商议，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莫尔思任博士主席。发起人有戴谦和、詹尚华、傅士德、冬雅德、司特图、布礼士、缪尔、路门、胡祖遗博士、李哲士博士和彭普乐，共12人。
成立之初，学会会员均为外籍人士。抗战伊始，齐鲁、金陵女大、燕京等五大学迁至华西坝，入会的中国学者日渐增加，中国的学界巨擘侯宝璋、刘承钊、李安宅、蓝天鹤等曾任会长，会员最多时达250人。
学会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以英文出版，从1922年创刊至1946年终刊，共出版16卷20册，发表论文300余篇。其内容主要为有关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地理学、地质学等方面的论著，“包括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的资料，称得上是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该杂志成为研究中国西南上述学科的世界性权威刊物，为世界各国大图书馆所收藏，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会员中最活跃的是莫尔思和葛维汉。他们都多次深入羌、戎、苗、彝地区，莫尔思偏重于对少数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和测量。1935－1936年，他率领杨振华等进行了三次体质人类考察，先后收集了1000名成都人、100多名藏族人、50多名羌族人的血型，写出了《四川人的血型研究》为题的论文，并于1938年在《英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得到高度赞扬。葛维汉则偏重于了解社会组织、民族语言、风土民情，收集自然资源标本。
杨振华和莫尔思一行，跋涉在咆哮的杂古脑河岸边，不时登上那些陡峭山崖上的寨子，他们和蔼亲切，能够让信奉神仙或菩萨的男女老少挽起袖子采血，该有怎样的“魔力”？
除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30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之外，会员们成果累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会会员，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戴谦和，最先鉴定成都以北的广汉出土的玉器，是商周时期的遗物，从而为震惊世界的奇迹——三星堆的大发现揭开了序幕。
莫尔思在仁济和华西两座医院之间奔走，手术需要他做，边疆研究学会的诸多事务需要他去打理，岁月并未让他心态老去，在《紫色云雾中的三个十字架》一书中，他写道：
“回首过去若干年的实践，是那样的充满着从生活经验中感受到的那种不可分离的迷人惦念……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缺陷也有胜利，虽然，现在很多困难和令人心碎的事件都已经过去了，但整个情景却仍那样罗曼谛克地呈现在我生命长河中，永远不会消失。”
谭楷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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