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造那些事儿
铜车马。
长信宫灯。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晚商）。
错金博山炉。
宣德炉（明代）。
四羊方尊。
银背鎏金鸟兽葵花镜（唐代）。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从三星堆青铜器到永乐大钟……□本报记者 余如波三星堆祭祀坑何以出土总重量超过1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如何助力文字的演变？……铸造的发展，并非一部冷冰冰的技术进步史。实际上，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与铸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百姓日常娱乐生活，也离不开铸造之功。历时近四年，由四川大学教授、冶金铸造史资深学者田长浒主编的《中国铸造发展史（第一卷）》日前正式出版。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以130万字的篇幅，记录从上古时期直至清代，中国古代铸造发展的铿锵足音。1早期冶铸工艺见证中外交流中国铸造技术一开始就见证了我们与周边地区的友好往来、相互借鉴，以及先民在吸收外来技术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开拓创新。很长时间以来，包括铸造技术在内的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及传播，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科技史等领域研究的重点。“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自其他地区传入，还存在较大争议。"田长浒认为，综合现有考古调查成果分析，尽管不能排除独立起源的可能性，但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更有可能来自中亚、西亚地区，见证了源远流长的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田长浒介绍，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铸造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些技术特点具有明显的西方因素。新疆出土了众多这一时期的铜器，并发掘了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结果它们与当时的中亚地区铜器在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强联系。甘肃、河南、陕西等地遗址中，曾出土一种用作鼓风嘴的伞状陶管，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铸铜工匠墓中鼓风嘴的形制基本相同。“在中西方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出土形制和功能类似的器物，必然是有联系的。"这样的交流延续到西周、东周时期，进一步表现在与铸造相关的青铜器表面装饰技术、金珠工艺以及铁器表面装饰等方面。例如金珠工艺，是一种用金制成直径小于1毫米的金珠，然后将其排列成不同图案，焊接于金器主体部分起到装饰作用的工艺。我国的新疆、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金珠工艺器物出土，而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地也发现了相同工艺的器物，且出现时间更早。“中国先秦金珠工艺制品的艺术风格，与古希腊、西亚和欧亚草原西部极为相似，应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田长浒表示。不过田长浒也表示，尽管中国铸造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外来影响，我们的先民却早已表现出根据实际需求改良、革新的能力。例如，青铜冶炼技术通过区域交流进入中原地区后，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的找矿、高温控制、还原气氛和制模、翻范等技术，被迅速地改进提高，发展出青铜器组合陶范铸造技术，使得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制造技术和使用组合区别于其他青铜文明。“这显示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田长浒说。随着铸造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转而开始向周边地区输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冶铁技术，学界普遍认为由中国传入。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匈奴时期的铁斧、犁铧等生铁制品等，同样是中国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证据。2明永乐大钟铸造与文字结合的巅峰之作铸造技术的提升，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发展关系密切，中国文字的演变也受益于此。“铸造与文字是判定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不易保存，流通范围小。金文伴随青铜器出现，促进了汉字简化、完善和规范化。"田长浒举例说，甲骨文“渔"字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并不固定，书写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想要表现的特征不同，笔画、偏旁、书写方向等就会产生差异。而在对应的金文中，“渔"字写法大大减少，形体也大致固定下来。文字依托铸造获得坚实的载体，日益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春秋时期，除了宴饮、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青铜器，还出现了专门铸刻法律条文的“刑鼎"。公元前543年，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后来他又下令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如法炮制，铸造铁鼎并镌刻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说到铸造与文字的结合，明永乐大钟可谓巅峰之作。永乐大钟通高5.6米，口径3.3米，重达46.5吨，铸有23万余字的汉梵经咒铭文。目前，全球46吨以上的大钟共有8口，永乐大钟不仅年代最早、铭文最多，还具有当时乃至现在世界一流的声学特性。“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了合金比例对音质和色泽的影响。"田长浒介绍，永乐大钟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熔化浇铸，又有利于振动发声。“在有利的声传播条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声闻数十里’。"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铸造技术的进步，例如农具的改进就是在铸铁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的。田长浒说，西汉的冶铁、铸铁业相当发达，南阳瓦房店遗址就有17座炼铁残炉，郑州古荥遗址残炉容积达50立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炼铁炉之一。“在青铜时代，由于铜质材料来源有限，不能大量制作生产工具。进入铁器时代后，可以用铁制作农业生产用具、水利工程工具，一般的家庭用具也可以使用铁质铸件了。"铸造与百姓生活同样息息相关。“在京剧艺术中，锣鼓是表演节奏的灵魂和支柱。"田长浒说，制作铜锣、铜钹等京剧打击乐器，合金配比是关键技术之一，其材质是含锡23%的青铜合金，稍有变化就会影响音量、音色。在没有科学检测手段的条件下，历代工匠全凭经验，以手工方式，经过熔炼、制范、浇铸、热锻、淬火等工序制作乐器。3四川铸造精品众多谜团也不少四川诞生了中国铸造史上大量精品力作，它们丰富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同时又留下众多待解之谜。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和峨眉山普贤骑象铜像等精品，使得四川在中国铸造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三星堆青铜器不含锌，大多含有微量磷元素，通常具有较高含铅量，这与殷墟青铜器物不同。“古蜀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无论合金类别、用途、选料还是熔炼都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田长浒说。一些青铜器，即使放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难有其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便是一例。这座人像通高2.26米，重180多千克，其体量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首屈一指。它不仅为中国美术史、冶铸史罕见，而且比古希腊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冬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古埃及等文明古国也未有年代如此早的类似发现。不过，这些文物也留下不少不乏争议、尚待破解的谜团。其中之一，便是由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遗迹尚未发现，使得四川地区铜矿、锡矿与三星堆的关系还有待考证。田长浒介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吨，按照当时的冶炼技术，即使最富的矿石也需要几千吨。尽管四川铜矿储量较为丰富，但至今仍未发现三星堆同一时期的铜矿开采遗迹，锡矿来源不明，冶铸作坊更不见踪迹，甚至更晚的西周、春秋时期古铜矿、锡矿资料也未见披露。“是不是在川西地区当时根本就没有开采？或者是暂时还没有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而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青铜合金原料配比成分，青铜尊、青铜罍的形制和一些技术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方国的青铜器惊人相似，这说明当时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一种猜测因而产生：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溯流而上进入川西；同时，一批冶铸青铜器的工匠进入四川，与蜀地居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西南文明史。峨眉山万年寺无梁砖殿的普贤骑象铜像，同样留下不少尚未破解的“悬案"。这座铜像铸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造型为普贤菩萨坐在六牙白象背上的莲花宝座，通高7.35米，整体重达62吨。白象与上方的莲花座、普贤像结合得天衣无缝，整体造型庄严肃穆、栩栩如生。当时的峨眉山既没有公路汽车，也没有索道，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条件下，很难想象把如此重物运上山。不少专家据此指出，普贤骑象铜像不可能整体浇铸，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铸造完成。有学者根据万年寺附近曾有铜厂推测认为，普贤骑象铜像或者就近铸造、拼装焊接，或者象身就地浇铸，莲花座和佛身在成都铸造再运上山组装而成。由于铜像表面或敷金，或涂有白漆，一方面会对X光检测仪器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出于文物保护需要，也难以进行采样检测或一窥内部究竟，只好暂时留下谜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普贤骑象铜像反映了宋代蜀地工匠高超的技能，显示出我国古代冶铸技术之精湛，为佛教文化、金属冶铸、雕塑艺术等留下不少研究课题。"田长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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