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毛西旁
■陈德忠
岁月无情，毛西旁先生辞世转眼已快八年。那天在车子镇参加朋友聚会时，凑巧与先生哲嗣郎英君同席，闲聊中谈及其父西旁先生的道德文章以及他在乐山地方史志界无人可以企及的地位和功绩。我与西旁先生多年来相识相交的往事，不禁又浮现在眼前，触动我提笔写下这篇回忆短文。
一生坎坷、备尝艰辛的毛西旁先生，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从边远之地的沐川县黄丹调回乐山，安排在乐山市（原乐山县）办的《乐山报》工作。当时报纸创办之初，设备条件较差，是在五通桥一家小印刷厂排印。记得是在1981年四五月份，适逢地区文化局有份材料也在该厂排印，我负责校阅稿件，正好碰上也在那里校对报纸清样的西旁先生。他听说我到厂里来后，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要就乐山古称“海棠香国”的问题交换些看法，这就是我二人相识之始。那段时间，《乐山报》正围绕古嘉州有香海棠的研究展开热烈讨论，已发表了好几篇争鸣文章，而我刚好在1981年第一期的《沫水》刊物上，发表了文史随笔《何处海棠香讯在》，所以，西旁先生也想听听我的意见看法。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嘉州海棠色香并胜”这句话，作为嘉州有香海棠最早的历史记载。西旁先生告诉我，他认真查找过，《酉阳杂俎》书中，并无这段记载，问我是否有其他出处，我也坦率告知，是从清嘉庆十七年修撰的《乐山县志》中摘引的，并未查对过原书。《酉阳杂俎》流传版本较多，各有遗漏、错讹，也就无法深究了。从这件事，即可看出西旁先生治学精神的认真、执着，给我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我这篇文章后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龙门阵》刊物1982年第4辑上正式发表。当西旁先生调到编史修志办公室，负责编印《乐山市志资料》时，他在1983年第2期专门出了“关于古嘉州海棠的研究”专辑，也把我文章中的有关章节摘录出来，以《嘉州海棠应属西府海棠的特异品种》为题予以刊登，参与争鸣。
作为诤友、良师，对我文章中的疏漏、错讹之处，西旁先生也及时指正，纠谬补错。我曾在1986年第6期的《龙门阵》上发表文史随笔《礼佛凌云话海通》，文中引用“大像何年倚翠微，灵光隐隐九峰晖。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原诗见于清人王渔洋的《蜀道驿程记》，作者题为陇右任伦。我因当时未见过《嘉定府志》，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王渔洋的同时代人，便轻率地将作者说成是“清代任伦”。西旁先生读后，撰文指出《任伦不是清代人》，并据清代同治三年版《嘉定府志》，找出“任伦，徽州人，监生，嘉靖间任嘉定州通判”的记载，证明任伦为明代人。纠正了我凭空臆测的错误。这事对我教训很深刻，此后从事文史研究时，都时刻提醒自己要言之有据，切忌自以为是地胡乱猜测，以免贻笑于后世。西旁先生的纠错指正，堪称一字之师。直至今日，我都深怀感激之情，牢记于心。
西旁先生在乐山地方史志资料的收集、研究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开他亲手编印的十多本《乐山史志资料》不说，单是厚厚两本数十万字的《乐山历代文集》和《乐山历代诗集》这样的煌煌巨帙，就为乐山地方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功绩伟业，将流传千秋万代，光耀后世。在乐山历史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上，毛西旁可以说得上是一位集大成者，一位只知默默耕耘、不求任何回报的前驱者。在这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地方文化工程中，毛西旁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它的纪念碑上。
西旁先生对待工作的严谨认真、忘我无私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编辑《乐山历代文集》和《乐山历代诗集》时从古到今，全国各地，广泛征集，锐意穷收，唯恐有所遗漏，力求尽量完备。我在《龙门阵》1984年第四辑发表的《嘉州端午竹枝词》七首，承蒙厚爱收入书中，就连登载在我编印的四川峨眉戏剧创作联谊会《戏剧联谊通讯》上，描写1988年乐山首届国际龙舟会的拙作《水龙吟》词也被他搜寻出来编入《乐山历代诗集》，其辛劳执着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当朋友求他帮忙时，他总是竭尽全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解决。乐山市办的《乐山市志资料》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西旁此时尚未调到市方志办公室。后来为查找资料，我请他帮我找找总第1、2期，没过多久，西旁先生就专门给我送来了一本总第2期，并附了一张字条，说明情况。这张郑重其事写给我的字条，至今仍保存在这期刊物中，为保存对西旁先生的历史记忆，现转录于下：
德忠同志：
那天遇到您，听您说《乐山市志资料》总第1期、总第2期还没有，经查找，找到总第2期一册，今送上。此刊总第1至第4期是罗孟汀经手编的。以后的才是我经手，由办公室另外的人负责发送。顺致敬礼
毛西旁 拜上
2000.5.13
纸短情长，感人肺腑。区区小事，西旁先生竟如此认真对待。高情厚谊令我十分感动，永难忘怀。
2002年，应乌尤寺僧胜刚法师约请，入山负责编印《遍能大和尚圆寂五周年纪念文集》。我想到西旁先生与遍能大师的交谊，请他赐稿。其时西旁先生已身染沉疴，行动不便，无法应邀参加9月1日在乌尤寺召开的纪念会，但仍抱病写下《遍能和尚圆寂五周年志感》一文，文中记下他1976年初谒遍能法师时，遍能口诵的八句诗，因当时的历史环境，遍能不愿写出“留下凭据”，西旁先生“知有苦衷，不再恳求”，便“默记于心，出山门后即忙记于身边小本子上。”现在他在纪念文章中，才把遍能这两首诗公之于众：
其一
久在乌尤闭禅扉，
大千世界僧何微。
谨防小神传消息，
佛主见责惹是非！
其二
久在乌尤听禅扉，
前路晨光叹熹微。
大千世界难相得，
岂觉今是而昨非。
如此好诗，充满禅机佛理，韵味无穷。感谢西旁先生这样的有心人，才让遍能法师随口吟诵的诗句，得以保存下来。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西旁先生为搜求地方史料，发掘文化菁华所下的大力气、苦功夫，为今天的后学研究工作者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铺平了前行的坦途。
在地方史料研究工作中，西旁先生与我志趣相投，爱好一致，对好些问题都有共同看法，而且不带任何成见，能做到从善如流。有次我们在叮咚街老公园附近偶然相遇，摆谈中，我提到清同治《嘉定府府》所载、明人彭汝实的《嘉定州创建九峰书院记》中：“有黔僧因山凿像”，是最早提到海通为“黔僧”的文字记载，但在明代万历《嘉定州志》中，同文题名《九华书院记》，内文则为：“韦皋镇蜀之日，有僧因山凿像”。没有那个多加的“黔”字，显然是后人添加上去的，而且，唐代的“黔州”，也不是今天的贵州，何况“黔”也有“黔首”之意，即使是黔僧，也可以作贫民僧人来理解。西旁先生对此说深以为然，非常重视，后来据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写成《黔僧释疑》一文，发表在1998年1月16日的《乐山日报》上。提出了对海通“贵州和尚”来历的不同看法。
由于我和西旁先生在选择史料、研究兴趣、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以致出现把我们二人的文章当成一人之作的误会。1994年5月，《乐山广播电视报》创刊，时任主编古伯良先生向我约稿，恳请支持，我便写了一组文史小品：《佛即山兮山即佛》、《尝试成功自古无》等共七篇，以“嘉阳生”的笔名在该报陆续刊登。西旁先生辞世后，哲嗣郎英君整理遗稿，收集佚文，编印《毛西旁诗文钞》时，因西旁先生生前发表文稿时，使用笔名较多，便误把“嘉阳生”也当成了先生的笔名，将那七篇短文都收入在《毛西旁在地市县级报纸刊物发表的文章目录》中，这也可以算得上一段文坛韵事吧！足见我与西旁先生不浅的文字因缘。
如今，八年时光转瞬即逝，西旁先生的墓木已拱，茂草萋萋，但音容笑貌仍宛在眼前。人到暮年，尤其珍视和缅怀昔日的友谊，谨以此薄纸遥祭，挂剑于墓前坟头，寄托绵绵无尽之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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