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图藏国之瑰宝敦煌写经
敦煌写经是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呈现于世人面前的中国古文献中的瑰宝，藏经洞发现之时正是清政府最腐败无能之际。由此，敦煌文献自问世后的20年时间里几经流散，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俄人奥登堡等以贿赂和其他手段先后劫掠运往国外。
宣统元年(1909年)秋季，掠夺者之一的伯希和带着从敦煌盗来的经卷文书路经北京时，洋洋得意的掠夺者在北京六国饭店展览了其中的一部分战利品，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伯希和的此举使身居京城的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极为震惊和愤慨，于是他们大力奔走呼号，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保护国宝。在国人的一片呼救声中，清学部开始令甘肃“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时任甘肃布政使兼护理陕甘总督的毛庆蕃对此极为重视，令安肃道道台廷栋和安西直隶州知州侯葆文，新任敦煌县知县陈泽藩等将敦煌文献全部收购，派兵将王元禄控制起来，并从转经筒中搜出剩余经卷8679余卷，装满18只箱子，放在六辆大车上全部解运进京，所用钱款仅3000元，令学者们大喜过望。1910年，藏经洞劫余部分遗书悉数运抵北京后庋藏学部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但仍有一部分被认为不太重要的藏文写经留在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在发现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看守藏经洞的道士王元禄将经卷私藏和赠送当地官员、土绅等，致使大部分写经流入社会，后辗转易手散藏全国，尤其是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皋兰等地。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12日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筱珊所得者皆不少。”（叶昌炽在1902年2月曾被任命为甘肃学政）著名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学家向达先生也曾记述曰：“民二十二年(1933年)，任美锷先生漫游西北，至于敦煌话及此游，谓曾在敦煌一人家，见到写经近二百卷。”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至60、70年代，流散社会民间的敦煌遗书通过各种形式又陆续流藏于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全国文博单位。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起至于两晋、宋元时期，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人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敦煌藏经洞写经的流传，以及敦煌遗书全部佚失散出，现分藏于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印度、德国、丹麦、韩国等十几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根据已整理公布的目录来看现在国内收藏的敦煌写经卷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藏有敦煌写经30余件，中国国内收藏最多的省份是甘肃省。据段文杰主编，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的记载，甘肃藏敦煌汉文遗书的机构多达11家，收藏总数约700件。具体为：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2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9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3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由于这些写经卷均具有久远的历史及唯一的不可替代性，所以，这些经卷中的每一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收藏经历以及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1900年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引起世界各国学界的关注，兴起了一门新的了国际显学——敦煌学。据统计,敦煌遗书现存于世者约五万件左右,其中佛教文书占总数的90%以上。甘肃是敦煌学的故乡,省内收藏计有汉文卷子651卷，吐蕃文卷子342卷,箧页式吐蕃文文献9651页。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经，基本上是以民国早期甘肃教育厅移交、多方访求、私人藏书家捐赠等方式流传收藏的。甘肃省图书馆创建于1916年，初名甘肃省公立图书馆，1942年改称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1944年7月创立)合并，名为兰州人民图书馆，1951年5月改名西北人民图书馆，1953年10月正式称为甘肃省图书馆。从名称的更迭来看各个时期在所藏经卷上均钤有甘图汉文卷的编号，钤“甘肃省公立图书馆收藏”和“兰州人民图书馆珍藏”阳文印等枚朱文印。藏文卷甘图藏的卷端背面写有“10.00元”字样，可以看出当时是以求购方式得来。
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经分汉文写经和藏文写经。汉文写经68卷,81轴,经折1册,大多写于公元781年的隋唐时期,吐蕃文卷子写经32卷,藏文箧页《十万颂般若经》1128页。写于唐后期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溯其收藏源流,早在民国9年（1910年）6月,甘肃省教育厅派员会同敦煌知县、乡绅,清点当时从莫高窟第17窟内清理出的藏文经卷19捆，带夹板经书11打，后将部分梵夹式写经一打、66斤,卷子本藏文写经一捆、4斤,移交甘肃公立图书馆存藏;并钤有“敦煌县政府”朱文印。后国立西北图书馆又经多方访求,在上世纪20年代甘肃公立图书馆时期，得近代甘肃著名学者、致力于宗教、慈善事业的实业家邓隆家藏的唐写吐蕃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两卷6张，捐于甘肃省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又接受得到史学家冯国瑞私藏藏文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两卷；1914-1919年曾任兰山道尹的孔宪廷私家收藏汉文卷《思益经卷第二》一卷、3张和《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以及唐写吐蕃文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一卷；甘图藏均有编号和“孔宪廷”朱文印，可知为其旧藏。60、70年代接受临夏收藏家张建家藏的汉文卷《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十三》。接受曾编著《甘宁青史略》的陇上大家，人称陇右耆宿慕寿祺所藏有的五代、六朝汉文写卷《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一卷、3张，以及《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信解品第四》佛经一卷、3张。甘图藏编号024《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有慕少堂跋曰：“此卷系玉门县贡程君徽五所赠。徽五少时与余同学，意气相投，今以唐人写经邮寄。宣统元年(1909年)仲春月镇原慕寿祺于金城寓庐。”甘图藏031《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信解品第四》，亦有慕少堂跋：“此卷敦煌郭孝廉璞存所赠，镇原慕少堂跋、金城史筱文书。”这些跋文记载了写经的流传过程，对藏经洞发现后敦煌文献的散佚流藏，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是我国出土的一批数量最多的写经，其内容包括宗教典籍、社会文书和四部书在内的古代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中华民族留给全世界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写经的书法也是中华书法艺术之宝库，如今敦煌藏经散落在世界各地，也许还有更多散落于社会和个人收藏家之手的经卷需要去挖掘、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更多的敦煌宝藏展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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