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嘉诚办公室的一副对联说起
著名演员陈道明在他的《话人生》中也谈到一副相似的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他释义为：“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就是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能吃苦。”
两副对联内容虽有所不同，但意义大同小异，颇有相似之处。
有人说，此联来自于清代左宗棠题写于无锡梅园主体建筑诵豳堂的一副对联。无锡梅园，全名无锡荣氏梅园，1912年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的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始建，诵豳堂则是1915年由荣德生从无锡胡埭一秦氏住宅移建到梅园，1916年落成。荣先生取《诗经·豳风》种庄稼艰辛劳作之意用为堂名。
其实这副对联并非左氏原创，而是由清同治元年（1862年）任陕甘总督的钱塘人沈兆霖（1801年—1862年）为自己的书房“静香斋”所撰。这位沈兆霖实非一般人物，其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颇得朝廷赏识重用，先后在京中担任要职，历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可谓权倾一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抢劫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他力主抗战，反对言抚。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及美俄公使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他反对“领事驻京”、“内江通商”两款，认为如此中国将丧失主权。从中可见其颇有血性及一腔爱国热忱。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而改道后，当时清廷一些官员在使黄河回归故道还是开辟新河道使黄河循新道而流产生了争执，沈兆霖以恢复漕运和消除水患为目的则提出了“复古”之说，其上奏言“河庆顺轨，民乐力田，缺额之地丁可复，历年之赈济可停，就此裁去南河总督及厅员，可省岁帑数十万，而归德、徐、淮一带地几千里，均可变为沃壤，逐渐播种升科，似亦一举而兼数善者矣。”可是李鸿章、翁同龢等官员认为铜瓦厢决口时间过长，导致口门过宽，故道堤防坝埽等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恢复故道工程艰巨，当时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财力、物力对黄河决口进行堵合，从而上谕决定暂缓恢复故道而告终。从这段河道之争可见，沈兆霖关心水利、心系黎民。
同治元年（1862年），沈兆霖偕协办大学士麟魁赴陕甘平叛，可是到兰州没几天，麟魁竟然死在兰州，沈兆霖署理陕甘总都。当年七月初七，沈兆霖用兵西宁，自甘肃碾伯县(今青海乐都)返回途中，他们一行三十余人，由窑街至永登县二道岭沟附近，当时天空中充满了阴霾，眼看一场大暴雨就要来临。二道岭沟是庄浪河西的小砂沟，也是当时西宁至永登的主干道。此处距永登县城只有三四里的路程，沈兆霖督促随从加速前进，争取早点赶到永登县城。可是大雨倾盆而下，携风挟雹，并引发了山洪咆哮而下，沈兆霖等人瞬间被卷进了大水之中。《清史稿》中记载：“至平番二道岭，雨雹，山水骤发，兆霖及从行兵役并没，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
洪水发生数日后，他的总督大印被牧童拾得，交与了官府。沈兆霖因公殉职，后被追赠为太子太保，谥文忠。
沈殒命平番后，震动了陕甘官场，知县怕因护理不周而受连累，竟上演了一出闹剧，命兵丁将县城内外的城隍庙、土地庙、山神庙内的神像用绳索捆绑起来拷问，问责于神祗。不久，县衙又修盖一座“沈公祠”，泥塑沈像。
其实，沈兆霖也算多才多艺，他博通经史，工诗词，好弈棋，书法则善篆、隶，尤精制印，著有《广印人传》。
沈兆霖去逝近十年后，他的继任者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年）进驻甘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似曾目睹过这副对联，他也颇欣赏“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这句话，因为勤俭两字，是左宗棠家训强调的重点，正如他说，“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唯勤俭两字可以长久。”
也许这副接近于白话文的对联广受人们的喜爱，故流传较广泛，陈道明在《话人生》中称他是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这副对联的。
那么，李嘉诚办公室的对联是否为沈兆霖所写的真迹呢？后有人经过辨认，提出李嘉诚办公室悬挂的那副对联为清代书画、篆刻家吴熙载所写。吴熙载（1799年—1870年）与沈兆霖为同时代的人，吴熙载的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在书法方面的最大成就是篆书，他的篆书汲取了邓石如端庄、浑厚的风格，又加以自己的理解，使之风格更加飘逸、舒展、柔中带刚，法度严谨。
李嘉诚办公室的这副对联，是吴熙载以隶书写就，蚕头雁尾，笔墨端庄凝重。透过这副对联，我们似乎看到了古人所遵循的为人处事之道，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哲理。
□高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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