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流失文物数字化“回归”可期 中方主导项目正筹备
一百多年来，敦煌藏经洞流散海外文物一直是国人之殇，它们的命运也持续受到公众的关注。经过前贤的不懈努力，在上世纪末通过出版的方式使大部分文物资料得以刊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各收藏藏经洞文物的机构相继开展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工作。澎湃新闻获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11月7日于敦煌莫高窟举办的“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介绍，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正在通过数字化方式加速回归，首个由中方主导的数字化回归项目正在筹备之中。
“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罗华庆11月7日在《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为题的发言中说：“根据国家的战略要求，更好地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计划在“数字敦煌：敦煌壁画数据库”的基础上，拓展数字化资料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一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引导支持各国学者更好的研究敦煌文物，讲好敦煌故事。”他表示，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计划开展的这一项目将通过国际合作，系统调查整理海外收藏的藏经洞文物。在对文物数字化采集的基础上，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全球共享。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出土巨幅《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现藏大英博物馆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出土巨幅《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局部
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方面已有30余年的经验。2016年，“数字敦煌”数据库上线，免费向全球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影像资源。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五六万件珍贵文物出土。令人痛惜的是，约4万件文物流失到英、法、俄、日等10余个国家，敦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就在今年9月，130件敦煌流散海外精品文物曾以复制品形态亮相兰州博物馆，“回家”展出，这一名为《“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的展品均为上个世纪流失到海外的敦煌藏经洞珍贵文物复制品，展示内容选自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展出品复制了敦煌藏经洞流散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历代绢画、纸画、麻布画和经卷等各类文物共130件，均为原大原刻原色。
对于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早在2015年，敦煌研究院便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即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赠送馆藏敦煌遗书的高清数字复制件，授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可以无偿使用这些数字化副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图片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此前表示，该院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在敦煌学信息资源网中搭建“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目录”和“藏经洞文献研究目录”专题模块，通过网络将院藏敦煌学术资源全球共享。今年将派专家组分赴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相关机构商讨所藏文物数字化可行方案。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为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据统计，藏经洞出土文献中，约九成为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等其它宗教典籍，以及官府文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拣选文书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是敦煌学界近年较热的话题。但文物实体的回归难度依然较大，据媒体公开报道回归最多的敦煌文献，是由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家人于1997年将家藏的8件敦煌写卷送还。赵声良此前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现在让原件回归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外交和文化交流等途径，利用数字化办法使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经过分类整理后可以与全球所共享。
《二观世音菩萨像》复制品
“这项工程的回归并非简单拍照片，而是对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完全复制”。”赵声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这就像莫高窟数字化工程，如果哪个洞窟未来因不可抗拒的因素毁坏了，还可以通过已掌握的数字化成果，将其原样复制出来。目前，被普遍认可和使用频率较高的线上敦煌文献数据是“国际敦煌项目”(IDP)，但其没有完整的可检索敦煌文献全部目录，主要建立了收藏国家、收藏机构已经数字化完成的目录，并未构建完整的藏经洞文献总目录，且数字化进度缓慢、检索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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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
前不久在兰州博物馆举办的“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让珍藏在其他国家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复制的方式回归故里，让曾经的“唯一”，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在这里遴选了展览中数件文物，穿越时间隧道，追溯历史，一同与古人对话，倾听它们的诉说，欣赏它们的艺术，揣摩它们的思想，深度解读国际显学“敦煌学”，从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国粹精神，弘扬文化自信。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
唐代，8世纪，绣品，长方形，高241厘米，宽159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是中国古代刺绣中尺幅最大的一幅。整幅作品气势恢宏，着重刻画五尊佛，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立像，佛陀立于青色华盖遮蔽的莲花宝座上，扁桃形的身光环绕着身体与头光等高。曼陀罗的背后有一座岩山(即《法华经》中所说的灵鹫山)。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袈裟，偏袒右肩，右手臂自然下垂，左手轻执衣襟，赤脚立于莲座之上，莲座两侧各有一白色狮子，华盖两侧各有一飞天。释迦牟尼两侧侍有两大弟子和菩萨，均为赤脚立于莲座之上，菩萨像基本保留，但迦叶阿难除残存头部之外，身体其余部分均已缺失。绣品的右下方跪着四个男供养人，其中一人为和尚装扮，另外三人则均头戴黑色襆头，身穿蓝色圆领袍，身后是一个站立的男性侍者；左下方则跪有四个女供养人，头梳发髻，身穿窄绣襦，外罩半臂，身系各色长裙，有的披有披帛，一妇女身旁还跪有一小童，她们身后站立着一个身穿袍服的侍女。供养人身旁的题记上绣有字迹，但已凐灭不可辨认。整幅刺绣作品色彩丰富，技艺精湛，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比较精美的作品之一。从刺绣做工来看，我们会发现绣样先直接描绘在绢底上，然后照样刺绣的。主线基本上是用深藏青色丝线割绣。但有一部分如裸露的山石、侍立右侧的菩萨的袈裟等，则用褐色取代了藏青色。然后用柔软的单股绢丝认真填平用线圈起来。绣品中不仅运用直线针，更多则采用织锦似的针法，且在填埋各部分时，通过变换针脚的长短或所用丝线的种类来产生色彩的微妙变化。这幅作品用刺绣表现出空间感和质量感，应为初唐时期绣制。
《药师净土变相图》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与西方净土阿弥陀相应的是药师如来的东方净土，药师信仰曾在敦煌地区极为流行。本图可能是存世敦煌绢画中最大的一幅，在构图方面可与敦煌石窟壁画中最复杂的净土图相媲美，是敦煌绘画中十分罕见的超大型绢画。
《观音菩萨像》
唐代中期，9世纪，绢本设色，高101.6厘米，宽58.5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此像虽然褪色严重，残缺不全，却是敦煌绢画中极为精美的佳作。观音菩萨面朝前方，腰肢微扭，左肩前倾。面部轮廓清晰雅致，大耳垂肩，双目微敛，神态慈悲安详。右手持柳枝，左手提净瓶，弯曲的长茎从瓶口伸出，莲茎与观音的站姿相呼应，摇曳向上在左肩上方开出一朵含苞红莲。画面右下方跪有持莲花女供养人像二身，她们衣着发型简朴。其边缘和画面下部缺损严重，上部和两侧保存较完整，左上角长方形榜题呈空白。整幅画面造型柔美繁复、勾勒紧劲严谨，衣带翻转飘舞，线条行云流水，疏密有致，加之斑斓的色彩，令画面熠熠生辉。
《丝绸残片》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丝绸之路得名于丝绸，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在藏经洞发现了大批纺织品文物。作为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必备的生活用品以及奢侈品，无论是工艺、图案还是文字，它们都蕴含着太多信息有待解读。这些丝绸残片虽已残缺、褪色、糟朽，但历经千年，是今天信息采集、分析其材质、工艺、编织技法、图案、染料等不可多得的藏品，极富研究价值。
《马、骆驼图》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画中描绘的是一匹马和一头双峰驼，马前有一位牵引的人，驼后画面断开，右端后续残画可见又一牵马之人(人与马均不完整)。马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古代人们的生活、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其精神和神韵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骆驼在丝绸之路上是沙漠戈壁中负载驮运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故其艺术形象出现在藏经洞绘画或敦煌壁画中，俨然成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符号。
本幅作品画面构图形式类似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只是方向相反，此画面以极其简练淳朴的线条，高度凝练的线条勾勒出生动逼真的马与骆驼之形象，赋色简洁明快，无一丝拖泥带水，虽着笔不多，但造型准确，动感十足，跃然纸上，妙趣横生。
《狮子图》
唐代，9世纪末，纸本，墨线勾勒，高29.8厘米，宽42.8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本无狮子，原产地是非洲和南美洲，约在汉武帝时才经西域传入。狮子作为进献的礼物，是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的动物形象之一。由于它的勇猛威仪备受佛教推崇，故在造像和壁画中曾出现大量的狮子元素。除此，狮子形象还被吸纳成为陵墓装饰和传统建筑的基本元素。这幅纸本画，造型准确、健壮饱满，昂首阔步、气宇轩昂，线条遒劲、中锋用笔，弹性十足，显示出画家娴熟的造型功底，长短弧线勾勒卷毛，寥寥数笔，却灵动活泼、洒脱不羁，为不可多得之线描精品。
局部图
《柳公权书金刚经》
唐拓孤本，墨绘纸本，纵28.5厘米，横1166.6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柳公权书金刚经》刻于唐长庆四年(824年)四月，系柳公权47岁时所作，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极为珍稀，故为敦煌文献中的稀世珍宝。柳公权因书写此经而深得穆宗赏识，得以升官晋爵。在唐代书法中当以颜正卿、柳公权为其代表。颜书丰腴，柳体瘦劲，变内蕴为外拓，追求一种笔到力到，清癯精劲的艺术情调。此拓本书体用笔灵巧劲健，虽有与“颜书”同法之处，但更多融入魏晋及初唐楷意，并掺之以北碑的骨力洞达，故初观此碑似觉平常，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然细察之则一招一式颇富变化，方劲整饬中寓清灵通秀之气，其一点二画，一如刀斫般齐整，干脆利落，节奏明快，极富动感。
局部图
《文选音》
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文学总集，是由梁代萧统选编文学作品而成，并非专人著作。它选录的作品上启秦汉，下至南朝的梁代，其内容分类之细，选材之广，质量之优，使它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此书问世以来就在文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尤重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蔚然形成“《文选》学”，成为考生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尤其在唐朝盛极一时，随着《文选》在文人中的广泛传习，对它的注释也就应运而生。遗憾的是，《文选音》残卷首尾不全，无法得知其作者，学者们对此说法不一，但对该残卷为唐代写本似乎并无多大异议，因此，我们亦可将《文选音》视为唐写本的语音材料。
藏经洞发现的《文选音》有两个残卷，经过辨认，其内容同属一个写卷，只是内容不能衔接，字体、抄例相似，故合而为《文选音》。它虽是残卷，但可一窥当时具体语音面貌，且不只是语音，这些手抄本还具有独特的字形，里面有许多异体字，与传世的各种版本并不同，也值得琢磨。总之，它对于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校勘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孔子备问书》
唐代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孔子备问书》属通俗类蒙书之一，此蒙书历代史志典籍中无记载，后世亦无传，今仅见于敦煌遗书中，尤显弥足珍贵。这部蒙书在思想上融儒、释、道三教混同民间信仰杂糅的色彩，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孔子备问书》现存四个写卷，三个抄本，从避讳推测，应抄于唐太宗时期，从文书内容来看，大致成书于太宗时期或更早些。四个写卷皆为卷子本，四卷不同程度略有残损。全篇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行款的排列上，皆采用每行大字体为“问”，双行小字体为“答”的形式。主要就天文、地理、时序、历史、官职、礼仪、人情等常识进行启蒙教育，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当时敦煌一带的社会生活与普通民众思想的真实面貌，成书具有思想多样化、知识地域化、通俗化等特点，既反映蒙书教育思想中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折射出敦煌文化与中原文化属一脉相承，实属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敦煌原生态训蒙文献。
（注：延伸阅读部分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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