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木箱里的爱
马进祥
当父亲来到我那间学生宿舍的时候，我正坐在下铺同学的床上洗脚。太突然了，我有些反应不过来。因为事先我并不知道父亲要来，毫无思想准备。
父亲用自家捻的羊毛线织的腰带，捆绑着背来了我三哥学手艺做的、在家里算是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那个白杨木板子箱子。箱子里装了我母亲在炕洞里烧的两个白面焪锅，还有一袋子炒面、“面大豆”和炒蚕豆等。
打开那口杨木箱子的瞬间，我突然后悔了。在学校吃不饱，没箱子放东西，这些都是我刚入大学后在写给家里的信里说的情况。没想到家里人接到信后，父亲坐卧不宁，急忙准备箱子和吃的动身来看我了。
考上大学那一年，我才17岁。我哥帮我凭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去老家附近的蒿支沟粮站只交了大概几十斤粮食后扯出了一张单据，转了“粮户关系”，从此，我就算正式跳出了农门。
父亲来到陌生的兰州寻我，凭的是我寄去的那封信的信封。
没出过门，不识字，方言太重，难以交流问路，凭信封出门寻人——这是家乡旧时老农最常用的办法。信封底下的“寄信人地址和名字”是最好的线路导航和地图册。父亲说，他以前赶大车时来过兰州，知道大体方位。这次来的时候，就把信封拿出来给人看，按照信封下面写的寄件人地址和姓名找到了学校。进了校门后，看到同学们在办公楼旁边的灯光球场上打篮球，就又给人看信封。我们的班长看了信封，就帮着父亲拿了箱子领到了我的宿舍。父亲见了我说，他坐班车到了汽车东站，跟人打听时，就有三轮车夫过来，说连箱子带人送到我们学校，要价5元。他一听就不干了，说我从蒿支沟到兰州才3元！于是父亲就用羊毛线腰带把箱子一捆，拿出旧信封，背上来了……
到了我上大学后这一年刚入冬的季节，家里张罗着给我迪莱哥娶媳妇办宴席。我识字的四哥哥给我来信说这是家里的大事，问我能否回来？说父母怎么怎么在想我，整天念叨我，等等。还说一次父亲悄悄拿了我的旧衣裳，站在门后抹眼泪……这些，我似乎无动于衷。我回信说刚到学校不好请假，又来回车费盘缠，就不必跑了罢，而且马上就放寒假了即可回家等。可是没过多久，父亲知道了我一个堂哥要来兰州办事，赶紧让母亲托堂哥带来了专门给我留下的宴席上的筏子、包子和馓子等。
远路上带来的这些好吃的，我当场分给同宿舍的同学们一起吃了。
寒假回去后我才知道，母亲在办宴席那天的早上，一个人先起来进了灶房，然后突然放声哭了一场。想起她最小的儿子我不在身边，看着攒了一年的清油白面做的好吃的，娃却不在，吃不上一口，再也忍不住了。母亲的哭声惊动了家里人，引得父亲和哥哥也陪着掉眼泪。
在吃的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父母首先给我留足了好吃的。其实，我学校里的生活比家里的好多了，隔三差五的还能见到荤腥。那些年，整个农村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家过得更是艰难，由于我们弟兄多，父母一辈子为娶儿媳而愁肠。一个接一个的儿媳娶进了门，每口人供应的几尺布票和“购货证”上有限的茶叶、食糖等供应物全都搅进去了，接着又要另家分灶，家里在物质上一直没缓过来，处于极度的贫困中。
此后不久，父母先后舍我而去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至今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为啥不请假回去？年少轻狂的我当时太想当然、书生气和自以为是了；神圣的大学也没给我一颗后悔药——我懊悔那时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没有想到为父为娘那颗期盼儿子回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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